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归国

一八九四年，中日因朝鲜问题，遽起衅端。予颇不直日本，非以祖国之故有所偏袒，其实曲在彼也。日人亦非不自知，特欲借此兴戎，以显其海陆军能力耳。战事既开幕，予之爱国心油然而生，乃连发两书寄予友蔡锡勇君，蔡君前在公使馆为予之通译兼参赞者也。每书皆有条陈，规划战事，可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争，直至无穷期而力不竭。

第一策：劝中国速向英伦商借一千五百万圆，以购已成铁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之首尾不能相顾。则日本在朝鲜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国乃可乘此暇隙，急练新军，海陆并进，以敌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一面由中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时蔡为湖广总督张文襄（之洞）幕府，得书后以予策译为汉文，上之张督。此一八九四年冬间事也。

予初不意张督竟赞成予之第一策，立电来美，派予速赴伦敦借款一千五百万圆。此时驻伦敦之中国公使，为李文忠属下之人。彼已先知予来英伦所任之事，故予亦无需另备特别公文，有事即可径往谒公使。予抵伦敦不及一月，筹商借款已就绪，惟担保品尚未指定。予乃托公使转电政府，请以关税为抵押。不意总税务司赫德及直督李文忠不允所请，以为日本此时方要求一极大赔款，此关税指为日本赔款之抵押品，尤且虞其不足云。实则此亦遁辞耳。盖李文忠素与张文襄意见不合，战事起后张李二人尤时有争议。张对于李所提议之和约，极端反对；然李方得慈禧太后宠，内有大援，故竭力主张和议。赫德之依附中央政府，又为必然之趋势。于是张督拟借款一千五百万之议，乃置诸不闻不问之列，此大借款遂以无成。而予之为经手人者，乃处于进退维谷之地位。伦敦承商借款之银行团，几欲以此事控予于法庭也。

予以借款无成归纽约，乃电致张督，请其指示此后进行方针。张覆电亦无他语，但速予立归中国。予之去中国，十三年于兹矣。当一八八三年归美时，自分此身与中国政府，已永远脱离关系。讵知事竟不然，至今日而犹有人欲招予归国也。但此次招予之人，乃与予素未谋面；其人之学问、品行、政见若何，予除一二得之传闻者外，实毫无所知，而彼转似能深知予者。盖张已上奏清廷，召予归国，奏中褒誉，至无以复加。余因思归中国一探真相，果有机会能容予再作一番事业与否？惟予前在中国时，本属于李文忠门下，今兹则将入文襄幕府，适处于与李反对地位矣。

未首途之前，予所不能不注意者，即对于予之二子，必先为布置妥贴，使得受良好教育。因托予妻兄开洛克博士为二子之保护人。长子觐彤，此时已入耶路大学雪费尔专门学院，年齿较长，力足自顾。幼子觐槐，尚在哈特福德中学（Hartford HighSchool）预备。予深虑其废学，乃商之予友吐依曲尔夫妇，令觐槐寄宿其家。吐依曲尔故一国之善士，学行俱优。彼视余子犹子，而余子得亲炙其家庭教育，亦幸事也。屏当既竟，即航海归国。

一八九五年初夏抵上海，购中国官场礼服，耗费不赀。时文襄已由湖广调署两江，故予径至南京，往总督署谒之。忆予于一八六三年，第一次见曾文正于安庆，觉文正之为人，具有一种无形之磁力，能吸引吾人，使心悦诚服。今见张督，则殊无此种吸力。张之为人，目空一世，而又有慵惰不振之态。谈次，于一千五百万借款之决裂，偶一及之即轻轻略过，亦不告予政府不允之故。但予于此中真象，早已了然。盖张李既冰炭，而李在北京政府中之势力，远胜于张。故张所主张借款之策，政府竟不采纳。张自不乐自言其失败，故仅以官话了事。次乃及李文忠，张斥其为贪鄙庸懦之匹夫，谓李水陆两战皆大失败，坐是革职，几不能自保其首领。中国因李一人，乃受此最可耻辱之挫败，言次若有馀恨者。旋询予中国新败，当用何策补救？予谓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所谓新政策，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与之订立十年合同。十年后若有成效，则更继续聘请。惟所聘之顾问，必须有真确之经验，高深之学识，纯洁之品行而后可。既聘之后，其所陈之嘉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

以上所言，乃予对张督所发表之意见。顾张闻予言，始终未置可否，亦不发表其意见，默然静坐，有如已干之海绵，只能吸水入内而不复外吐也者。故此次之谈话，较前与曾文正之晤谈，乃大异其趣。曾文正之招予，将任予以何职，胸中已有成竹；其见予也，不过示予以进行之方针耳。张则对于中国全局，既无一定之宗旨，亦无方针之可言。而于予所献之计划，则又嫌其太新太激烈。不知予此次之回国，因恨中国之败，慨然作积极进行之想，故所言如此。且舍此计划，实无救亡之良策，不能以激烈为予咎也。张而果如曾文正之磊落光明，则一时纵不能实行予言，正不妨略以数语为鼓励，使予知其人有举行新政之决心。予之计划，目前虽不能实施，而对于将来，尚有一线之希望也。乃张则不独无此言语，且无如是之思想。于是予与张之交际，以此处为起点，亦即以此处为终点，以后更无机会再见其人。

张之电招予归国，仅于其未归武昌之前，派予一江南交涉委员差使，聊以敷衍予远来之意。迨后刘忠诚（坤一）实授两江总督抵任后，张仍回武昌原任，去时亦未招予同行。可知张之意见，与予不合，故不欲予之臂助。虽不明言，而其心已昭然若揭矣。在予方面，此次归国，既非谋升官发财而来，则亦何乐与之周旋，以仰其鼻息。予居刘坤一属下，任交涉委员，亦不过三月之久，旋即自行辞职。在中国官场中，必谓予此举为不敬上官，予则不暇计及矣。此三月内，每月领薪百五十圆，而无一事可为，不啻一挂名差使。此即予居张、刘两督属下之短期经验也。

一八九六年，予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遂至上海。于时脱然无累，颇得自由。已而予又得一策，拟游说中央政府，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因欲为此条陈之预备，乃先将国家银行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并聘一中国文士，助予合译。而当时助予者有黄君开甲。黄曾出洋留学，曾为政府任为圣鲁易博览会之副监督者也。予之译事既毕，乃怀译本入京，并携一中国书记同行。至京，遇予之旧友张荫桓君。其人即于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八年，在华盛顿任中国公使者。张因邀予寓其家，寄榻于此凡数月。此时张荫桓身兼二职，一为总理衙门（即外交部）大臣，一为户部（后改度支部）左侍郎。而户部尚书则为翁同龢，光绪帝之师傅也。张见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极为注意。将予译本详细参阅，加以评断。谓其中有若干条，不合于中国国情，难期实行，但择其最紧要而切实可行者，列入足矣。予如其教，斟酌损益后，乃上之户部尚书翁同龢。翁与张意见相同，亦甚以为然，遂以遍示部中同僚，征求意见。数星期后，部中重要之数大员，咸来予寓，对于予之条陈，赞赏不置，谓此事即当奏之清廷云。

不数日，遂以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拟成奏摺，由张荫桓署名，翁同龢则从中赞助焉。

今试述予之计划：予以为欲立国家银行之基础，必由政府预筹一千万两之资本，以为开办费。中以二百万两购置各种机器，以鼓铸银币、印刷国债券及一切钞票；以二百万两为购地建屋之用；所馀六百万两存贮库中，以备购金、银、铜三者，将来铸成各种泉币，以流通全国。此一千万两，只足供国家银行第一年之开办费。将来中国商业发达，则国家银行亦当随商业发达之比例，而逐年增加其资本。此其大略也。

此事既有端绪，旋即着手进行，派委员，购地址。予则受户部之委任，将赴美国，向美国财政部商酌此事，并调查设立国家银行最良之方法。户部奏摺，亦邀清廷批准。部署粗定，乃忽横生枝节，有为张荫桓及发起诸人意料所不及者。先是有中国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原文明指盛宣怀〕其人者，与翁同龢交颇深。此时忽由上海来电，嘱翁同龢暂缓此举，俟两星期彼抵京后，再为区处。翁得电，遽允其请，而垂成之局，乃从此破坏矣。盖□道台之名，中国无人不知其为巨富，家资累万。无论何种大实业，□必染指。□虽身居上海，而北京为之耳目者极多，京中一举一动，无不知之。北京有势力之王公大臣，亦无不与结纳。即慈禧太后最宠幸之太监李莲英，□亦交结其人。以故□之势力，在政界中卓卓有声。此次银行计划，遂亦为□之贿赂所破坏。有人谓□□□此次来京，辇金三十万两，贿买二三亲贵及政府中重大人物，以阻挠其事。于是筹备设立国家银行之一千万两现银，遂为□一人攫去，以营其私业云。

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贿赂之为物，予直欲目之为螺钉，一经钻入，即无坚不破也。简言之，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自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之后，东方空气，乃略为之扫荡清洁。中国人对于国家腐败之情形，始稍稍有所觉悟也。

予之国家银行计划，既为□□□所破坏，乃另改方针，拟向政府请求一筑造铁路之特权。予心中所欲造之铁路，为由天津直达镇江。天津居北，镇江居南，在扬子江口。两地相距，以直线计，不过五百英里。若绕山东，过黄河，经安徽，以达湖南〔当作江南〕，则此路须延长至七百英里。予所规划之路线。则拟取其近者。惟德国政府抗议，不允有他线经过山东。谓山东造路之权，为德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云。此种理由，殊为奇特。任翻遍中国法律或国际法律，皆不能得其根据之所在。但彼时中国国势孱弱，不能提出此问题，以争回固有之主权。而外交部中，亦无人能引证条文，驳斥德国要求之无理，深恐惹起国际交涉，一惟外人之命是听。以故政府只许予造一曲折之铁路，即上所云绕山东过黄河者。予以极力欲成此事，遂拟以此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乃政府又命予必招中国资本，不许外人入股，且仅限予六月之期。六月之内，若不能招齐路股者，则将特许状取消。当彼时中国资本家，欲其出资任股以兴造铁路，殆难如登天。予既明知此事势有所不能，遂不得已，复将此铁路计划舍去。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

一年前予在北京时，常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当予筹划银行、铁路等策时，绝不意康、梁等亦正在筹划维新事业也。康、梁等计划进行之极点，即为后来之戊戌政变。其详俟下章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