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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悫(1896-1976),原名乃坤,别号捧丹,笔名普天,1896年9月15日出生,珠海市翠微村人。韦悫早年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大革命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上世纪60年代初,一度担任华侨大学代校长。他集革命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字改革家于一身。
韦悫:从救国到报国的教育家
时至今日,回顾韦悫的生平,经历了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等历史时期,丰富且不乏精彩。既有热血澎湃剪辫以铭志的叛逆之勇,也有孜孜求学以救国之才,还有竭心竭力为国之心。他的一生,正如他生前的诺言般:“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生好学 锐意进取
在珠海的历史名人丛林中,韦悫的学历可算最高,拥有文学学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涉猎颇广,从机械工程到哲学、政治学。然而他的一生,仍是勤奋好学、不断进取。
抱着“救国”的心态去学习,面对技术报国的局限性,韦悫毅然选择从观念、从思想上改变人们,从工科转向社会科学,以实现“救国”的理想。这一学就是7年,对于很多抱有“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而言,7年的沉淀并非易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韦悫不得不再次外逃,但他并非一般的休养生息,仍充分利用了在国外的时间,为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资料,韦悫来到纽约和华盛顿、欧洲,先后与美国、法国政界、学界人士会晤,讨论中国大革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即使在候船回国的期间,他仍加紧搜集英国教育方面的新资料,并与英国首相、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商谈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上海租借等问题。
工作认真 竭尽所能
韦悫所学甚厚,但目的一直都十分明确,就是“报国”,因此,他毕生的经历几乎都投入了“报国”的实践中。国外7年学成归来,他教书、做外交秘书、开展农民运动……这一系列的动作令人不得不感叹他的精力充沛,一心为国全身心地投入。在他任新创办的江淮大学校长时,也竭心竭力地为革命战争输送新型的人才。
在华侨大学建校一年多时,就教改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他先后到土建系、医学系、外语系、中文系、政治系、数学系、化工系等单位,与教师们召开多次座谈会,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并在繁忙工作中将座谈会内容整理成二十多篇文字资料。
交际活跃 平易近人
虽然从资料里难以看出韦悫的性格是否外向,但他的交际能力非常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海外留学时期,他就是中国留学生的活跃分子,被选为留美学生会会长。在“八一三”事变后,他出任上海《译报》总经理期间,发起组织“星期二聚餐会”、“教育界聚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定期聚会,讨论时局,争取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据史料记载,他在工作中十分平易近人。在他主持华侨大学期间,经常应邀参加学生的活动,帮助团支部和困难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刺客参与刺杀清廷官员遭通缉
韦悫小时候读书用功,成绩优秀,且积极参加校内进步活动。他6岁进私塾,9岁入广州南武学堂附设两等小学,继而入读中学。受南武学堂校长何剑吾影响,年仅13岁的韦悫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在全校学生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封建统治的辫子。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令广州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于10月25日策划爆炸刺杀清廷新任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少年李沛基自告奋勇担任执行爆炸人物,凤山当场被炸死。年仅15岁的韦悫因参与这一行动,遭到清廷两广总督张鸣岐的通缉追捕。
博士出国留学始获博士学位
抱着“实业救国”愿望的韦悫决定出国留学。1914年2月7日,韦悫等一行6人乘轮船远赴英国,于3月28日抵达伦敦,开始了求学生涯。韦悫先后入读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和美国的奥柏林学院,修习机械工程课程。之后,他逐渐认识到,要改造旧中国,首先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掌握社会科学知识更为迫切,于是,他转学哲学和政治学,1918年6月,他获得奥柏林学院文学学士学位。
之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政治和哲学两门研究生课程,并开始研究教育问题。1920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
在留美学习期间,他认识了旅美华侨梅宗周的女儿梅美恩,两人相爱并于1920年6月在芝加哥结婚。
从政学成归国开始政治生涯
1921年1月,韦悫结束在欧美7年的留学生涯,偕夫人回国,到广州教书。适逢孙中山就任革命政府的非常大总统。韦悫被聘为外交秘书。在孙中山蒙难永丰舰的危机时刻,是韦悫率领卫队,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突出重围,安全转移。
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受毛泽东的启发和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的帮助,韦悫一度回到故乡珠海翠微村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6月初,韦悫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正式入党手续。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韦悫任外交部秘书兼国际司司长,兼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
逃亡政变外逃寻求国际支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遭杀害,韦悫也被列入逮捕的黑名单。他接到秘密通知后,立即从武汉避居上海,在蔡元培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韦悫筹得2000元美金,乘船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到达温哥华时,正值国际教育团体会议在多伦多召开,韦悫即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身份出席会议。会后,经美国友人盖索的介绍,他又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参加“太平洋政治研讨会”,参与讨论远东政治问题。韦悫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揭露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强调收回租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美国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他的发言内容。
从教教育救国首提“行验教学法”
1928年2月,韦悫从伦敦辗转来到上海,由蔡元培推荐担任上海教育局局长,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29年5月25日,韦悫辞去了上海教育局局长职务,专任上海青年会中学校长。虽然这时他兼任教育部和中央大学的多种职务,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中学教学上,实践他向来提倡的“行验教学法”,并开设职业夜校,使该校成为上海市设备最完善、成绩最优良的中学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在复旦、光华、暨南、大夏等大学兼任教授。
逝世献身教育耗尽毕生心血
1949年10月,韦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期间,他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函授教育、民族教育、职工业余教育、社会教育等各方面都非常重视,就新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了五十多篇讲话和文章。
1964年4月,国务院任命韦悫为华侨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1965年秋,华侨大学的专业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全校有11系17专业,已初步形成招收以华侨、港澳及台湾籍青年学生为主的多学科综合大学,90%的学生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1969年大学停办。韦悫被迫回到北京,1976年11月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
致力于文字改革的韦悫
韦悫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早在他出国留学期间,他积极参与留学生的各种联谊活动与社会活动,担任中国留学生的中文季刊和英文月刊的编辑工作。1919年,他在中文季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汉语拉丁化方案的文章,主张汉文字改革,这是他对汉语文字改革的开始。
1951年后他更致力于文字改革,负责筹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日常事务,同时兼任《中国语文》杂志社社长等职务。1954年以后,他发表了《略谈汉字简化工作》、《文字改革和汉字简化》、《略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字母形式问题》等一系列论著,对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以及开展全国扫盲等工作,都一一参与制定规划、审定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为我国汉语言文字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韦悫故居:韦悫的故居根据资料显示在珠海翠微村人和里。
驱车来到翠微村路口,在一电动三轮车师傅的热心带领下,找到了人和里。人和里是翠微村的一个里弄门坊名,里面有数十套民宅,一路寻过来,丝毫不见“韦悫故居”字样,各套民宅模样都很相似,不少民宅的门口都贴着“有房出租”的字样。三轮车师傅介绍说,这里大多被外地打工者租下来了,本地人已经不多了,难怪沿路问过来,问起“韦悫”竟无人知道。不少民宅都在拆拆建建,也许早已拆了也说不定。
生于斯却没有逝于斯的韦悫,一生回来的次数也不多,对故乡的照拂也无从考证。一番寻究下来,只看到了翠微村的繁华与热闹,古迹却未见踪影。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留下的一点痕迹也在这不大的里弄里逐渐消散。
受访人:李世源,中国文物协会常务理事,珠海市博物馆研究员
完整的学术训练使韦悫有了报国的业务条件
记者:韦悫抱着“实业救国”的心态出国,却成为一个哲学博士,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李世源:二十世纪初,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涌现出了许多躬身实践的理念,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少年韦悫在十多岁时就被热血包裹,参加了投放炸弹、袭击清廷官吏的革命举动,成为清政府的通缉要犯。风云际会,韦悫能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以二十岁的弱冠之龄赴英美留学,这是人生的幸运。当韦悫上完英文补习学校,到大学读机械工程的时刻,这时聪慧的他才有机会打量课程,思考自己,才有弃工学文之举措。响鼓重敲,韦悫一口气用七年时间,拿下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对于青年韦悫来讲,在欧美完整的学术训练,使他从此有了有效报国的业务条件。
记者:与现在很多出国留学学有所成却留在他乡工作的人相比,韦悫出国为何又返回国内投身于革命事业?
李世源:出国留学、学有所成,面临的第一选择当然是去留的权衡。韦悫正值27岁之际,他选择回到广东,回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不仅是回家乡,亦是到了一个可以燃烧激情的地方。他一边教书,一边就任时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这是一个操粤语的人多过北方话人的革命圈子,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韦悫与蔡元培等人出席国际教育会议,又协助老乡苏兆征在省港大罢工中与英国殖民者谈判,这一段风云际会的人生,使韦悫生命的底色从此奠定了红色的基调。
“韦悫一生在教育领域开拓创新、贡献良多”
记者:韦悫为何选择教育事业作为爱国、救国的一种方式?
李世源:韦悫一生在教育领域开拓创新、贡献良多。不是他主动选择了教育救国、教育报国,而是韦悫本身有良好的教育学术训练,有完整的学历教育,在投身革命初期,与蔡元培等教育巨子过从甚密。加上他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29年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上海教育局长,教育部处长等多种与教育有关的职务。
记者:韦悫的教育改革主张对现在的教育体制的形成有何影响?
李世源:韦悫在解放后着力于汉字改革,简化字推广,这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个福音。简化汉字对于普及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推进力量。但更值得一提的是韦悫早期的教育理念,他不仅提倡白话公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行验教育法”,即:以行动为学习的方法,学习为行动的试验。这种重视青少年到社会生活中实践体验的教育方式,在解放后一度在教育实践中过度体验。但它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成果都给人类的教育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借鉴财富。学习读书,把书读活,不能读死书,正是“行验教育法”的精髓所在。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随着岁月的推移,总是会日见光辉的。
记者:回顾韦悫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等历史时期,你如何看待他的这些人生经历?
李世源:韦悫的一生,更确切地说,是革命边缘化的一生。辛亥革命前后,少年韦悫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浪漫小子,抗日战争时期青年韦悫成了教育行家;解放战争时期壮年韦悫培育了一代热血青年;新中国建设时期,韦悫成了教育的领导者和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韦悫一生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在教育领域躬身实践,可以说适得其所,可以套用那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概括其人生。
敌伪势力企图暗杀韦悫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军民奋起抗日,韦悫积极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1月,上海沦陷,他撤到租借地坚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此后,他出任上海《译报》总经理,又创办《上海周报》,并发起组织“星期二聚餐会”、“教育界聚餐会”、“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宪政促成会”等爱国社团,定期聚会,讨论时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宋庆龄的支持下,“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筹集了价值十余万元的物品和现款,由韦悫与新四军沈其震取得联系,将这批物资送往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韦悫利用大学讲坛,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方针和政策,鼓励他们到解放区去学习、工作。这时,上海敌伪势力企图绑架、暗杀韦悫,幸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的妥善安排,韦悫于1942年12月及时地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
韦悫到了新四军华东解放区后,受任为新创办的江淮大学校长。为培养新型的优秀人才,韦悫提出了以“劳动、学习为人民谋福利”为校训,在物色教员、筹建校舍、设置课程、思想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他先后在安徽省盱眙县的新铺、江苏省宝应县的仁和集等地开设过课堂,在迁徙中办学,在战斗中培养人才。
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6月初,韦悫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正式入党手续。1943年,韦悫由车衣、张云逸二人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为秘密党员,直至1960年12月才正式公开身份。
(原载2009年6月4日《南方都市报》之《珠海读本 珠海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