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宝(1899-1978)，1899年5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山场村一个茶商家庭。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处长、电厂厂长、总工程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华北电力总局经理、华业电业管理总局局长、电子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78年10月5日逝世于北京。鲍国宝长期从事火力发电、水力发电的技术研究及发电厂的设计与管理工作。是中国电力工程专家，国家一级工程师。

鲍国宝：中国电业先驱，毕生精力付事业

回顾珠海的这些名人，无一不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国家内外交困之际，无一不挺身而出，或是投身革命一线，或是实业救国，在各个行业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被人们誉为“中国电业先驱”的鲍国宝就是其中之一。

出身于茶商家庭的鲍国宝并没有子承父业，沿袭经商这条路，有着良好读书背景的鲍国宝一生都致力于学以致用。学习上的刻苦虽然所见史料描述并不多，但从他获得的公费留学的机会以及在海外被授予“金钥匙”奖中可见一斑。“师夷长技以制夷”，学成报效祖国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志之士的抱负。鲍国宝学成归国后也就一直致力于自己所长的电力行业，参与制定电力周率标准、开建西村新电厂、建设国统区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等等，甚至在“文革”之后他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仍不忘电力事业，这种贡献毕生之精力于其事业的精神或许为现在不少年轻人所不解。

而事实上，这种对事业的执着，对国家无比的忠诚也深刻体现了时代特征。吃苦、耐劳、勤奋、淡泊名利、治学严谨……这些词语用在鲍国宝身上毫不过分。1924年，鲍国宝留学归国后，面对我国电力落后的局面，他深感任重道远。他虚心向同行学习，向书本“求知”，结合工作实际，学而不厌。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学习苏联经验，年过半百的鲍国宝坚持每天自学俄文，后来能够阅读俄文，翻译俄文书籍资料，能和苏联专家交谈。鲍国宝对电学的兴趣始终是振奋的，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对电力事业所延伸出来的国民进步生活的追求，鲍国宝把电力事业当成了自己一生的挚爱，而不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学习俄语、深造英语，直到1978年10月5日患脑癌去世之前，鲍国宝还在为他的断裂力学迎头奋进。

鲍国宝甚至还是一名“全才”。从电力专家到学者，他都游刃有余地扮演其角色，甚至与他之前所学毫不相关的医学领域，他也颇有涉猎。他义务为同事、为职工及其家属诊病、治病，既医人又医心。对一些常见病、儿科病、妇科病等，服用他开的药方，往往药到病除，大家尊称他“鲍一帖”。

事实证明，才能越高，为人越是谦虚诚恳，才能不过尔尔的人，反而更容易恃才傲物。在家，鲍国宝是一位慈父，工作再忙，一回到家中便尽量与孩子多相处，和他们讲古今中外名人的故事或诗词典故，在子女的教育上要求很严格，但他必先以身作则；在工作上，廉洁奉公，对行业里的一些经济“潜规则”毫不理会，对待下属从不以官压人，即使下属犯了错，也常顾及下属的心理，私下沟通。

漫漫求学路只为报效祖国

1905年，6岁的鲍国宝到上海入读私塾，其后的7年时间，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和中学度过。191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随即被公费派往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22年毕业并获得机械工程师学位。他于1922年7月毕业，获机械工程师学位，因成绩优异被授予“金钥匙”奖。毕业后，他又在美国柯罗发斯发电厂、美国机车制造厂——孚斯内燃机制造厂实习一年，于1923年11月回到中国。他先后担任了浙江工业专门学校(今浙江大学)电机系教员，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南京建设委员电业处处长等职。从1930年1月担任南京发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一职以后，鲍国宝的一生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电力事业。

《电器事业频率和电压标准条例》

鲍国宝参加制定中国电力周率标准，在调查、研究大量国内外电力资料和长期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他力主将中国的电力周率标准定为50赫。鲍国宝的心血和贡献凝聚在1933年中国公布实施的《电气事业频率和电压标准条例》中。 

中国国内最大跨度的输电工程

1933年，被任命为福州电力公司总稽核兼总工程师的鲍国宝，在负责建设福州市新电力厂的同时，还主持建设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的输电工程。这条33千伏的水利工程专用输电线路，长约23千米，传输的电力可灌溉10万亩水稻田。灌区泵站附近设置的两个降压变电所和江边耸立高达60米的输电钢塔，还有横跨750米乌龙江的电线，场面蔚为壮观。 

生而复死的广州西村新电厂

1936年9月，鲍国宝应广东省建设厅聘请，担任广州电力管理处总监理兼总工程师一职，建成西村新电厂，解决了广州市的用电问题。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广州的形势随着战事的推进一天天变得危急。广州被日寇攻陷前，市长曾养甫指示鲍国宝：要坚持供电，直到最后；如果广州失守，撤退前必须破坏电厂，所需炸药由工兵队供给。1938年10月20日，广州沦陷前夜，曾养甫给鲍国宝打电话说：“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得知广州失守的鲍国宝，随即与西村电厂厂长楼钦忠赶到新村电厂，因预定承担爆破任务的国民党工兵已逃走。鲍国宝和楼钦忠只能找了棉花、稻草，浇上汽油，点上火把，无奈地烧毁了自己辛苦建成的西村发电厂。   

宜宾电厂———国统区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1939年，来到陪都重庆的鲍国宝参加了国家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在岷江电厂建成后，鲍国宝开始主持宜宾电厂的筹建。建设者们在鲍国宝的领导下历经千辛，宜宾电厂终于在1944年末建成并投产。作为当时国统区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宜宾电厂的建成，对稳定抗战后方经济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井宜线———后方电压最高、输电最远的线路

自流井井盐工业区是抗战后方重要经济区之一，源于自流井电力不足，井盐的开采受到制约。宜宾电厂建成后电力有余，故自流井和宜宾两厂商议共建井宜输电线路。但自流井和宜宾两地之间28公里的运盐工路和80公里的丘陵山路，非常不便输电线路的建设。鲍国宝率领技术人员徒步勘察，翻山越岭整整三天，终于勘察好输电线路的走向，抗战后方电压最高、输电最远的线路——— 井宜线顺利建成。 

拒逃台湾，护产保厂，迎接解放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北平城战和未定之际，城内无电无水，国民党要员纷纷撤离。1948年10月，孙越崎先生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于南京召开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秘密会议，确定“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方针。当时的鲍国宝遵照孙越崎先生的指示，拒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12月17日，石景山发电厂获得解放，郊区供电恢复，但北平城仍无电。解放军代表与冀北电力公司秘密通话，提出要向城里送电。鲍国宝即回电“遵命办理”并立即周密准备起来，并与工人一起冒险出城，在两三天完成向北平城送电的任务。北平在遭战争围困的情况下，老百姓用上了电和水，解放军赢得了广泛的民心。

1949年7月7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纪念“七·七”事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成立大会，鲍国宝名列大会主席团。

1978年10月5日，鲍国宝因脑癌在北京逝世。

“文革”蒙冤受屈，有志不畏年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鲍国宝于1968年开始艰辛漫长的3年隔离审查期。到1971年转到河南省驻马店平舆“五七”干校时，他身体已经到了极度虚弱的状态。1972年，鲍国宝被送回北京做了前列腺手术。手术期间，处于昏迷状态中的他甚至还担忧电网的运转情况。1976年“文革”结束后，鲍国宝被聘为电力部技术委员会顾问。已年过七旬的鲍国宝，还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和《物理学词典》、《中外科学词典》的翻译、编译工作。   

“不讲财富，只讲贡献，这是鲍先生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

受访人：李世源，中国文物协会常务理事，珠海市博物馆研究员

记者：鲍国宝是中国电业先驱，同时又是学者，还懂得治病救人。是什么原因让他成为一个全才式的人物？

李世源：出生于清朝末年的鲍国宝，他的家庭背景是茶商兼洋务的家庭，珠海山场村的钟灵毓秀只能赋予他身心的舒展与心灵的滋润。他5岁就到了上海滩，读私塾，上洋学堂，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科学知识使鲍国宝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洗礼。

18岁的鲍国宝在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毕业，即到北京清华学校，旋又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1922年毕业时又因成绩优异，获颁该校“金钥匙”奖，并取得美国工程师资格。从他的学习履历上可以读出，一个心智开启的青年才俊的鲜活形象。

完整的学历教育，使得鲍国宝回国甫始即得到发展发挥的平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机械电力工业急需鲍国宝这样学有所长的人大展身手。于是，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史上，鲍国宝一步一个脚印，留下了一长串洒满汗水又彰显智慧的步履。

作为一个工科杰出的学者，还懂得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这在当年与鲍国宝先生共过事的人是有口皆碑。这种现象，正道出了一个隐秘的事实。鲍先生这一代人，不仅具备极深的理工知识，还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中国的中医理论，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表象。而鲍先生那一代人，很多都是中西文化修养深厚，像这样的学者可以列出一长串的。

鲍国宝先生那一代人，恪守道德，不贪钱财，不收额外之物，只领一份薪水，这种气节，不值得后来者深深思考与脱帽致敬吗？

记者：他在电业的贡献留给后人的是什么？

李世源：鲍国宝在中国电力工业发展与创建上投入了毕生精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当日寇侵犯华南，侵占广州之际，鲍先生与他的同行毅然毁掉设施撤离敌占区。这种民族大是大非面前，不留协商余地的义无反顾的精神，正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可敬可佩之处。

1948年，在北平战和未定之际，鲍先生毅然与人民合作，使电力设备为新生政权提供保障，又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人心向背层面的良知。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人只有在沧海横流时的抉择，方能显出英雄本色。如此不讲财富，只讲贡献，这正是鲍先生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

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所长给抗日战争带来了哪些帮助？

李世源：抗日战争中的鲍先生，一直在重庆附近从事电力工作，并曾被派驻美国协调资源业务。技术性的投入所付出的辛劳，为大后方的用电带来了保障。然而更重要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他在美国任期内，拒绝美方高薪和优厚的条件，仍然为贫穷落后的祖国尽自己的力量，这种高风亮节，是中国生生不息的一种内在因素。

记者：经历过“文革”之后，年过七旬的他为何仍坚持将工作摆在第一位？

李世源：如果说，一个人当他不爱钱，不图虚名的时候，一定是内心有很强的定力，一定是有着崇高目标或者说有理想的人。“文革”是一次人生的重要经历，或者说洗礼。鲍先生老树开花，有机会重上工作岗位，他是一定要把所学所长奉献给他所热爱的事业的。 

一片工地难觅当年踪迹

鲍国宝年幼便离开珠海，在珠海留下的记忆并不多。记者找到小时候鲍国宝所生活过的山场村，欲找寻一丝痕迹。但所到之处已成施工现场，敲敲打打的声音不断。山场村看守北帝庙的吴先生告诉记者，鲍国宝的故居旧址在山场四街105、115号，但鲍国宝离开珠海时，其家人就已将房屋变卖给他人，新屋主又在原址拆掉重建，那时也只有一堵围墙留下来了。但现在整个山场村拆迁，鲍国宝的故居旧址也难以避免，早已拆除，成了一片荒地，已完全找不出原来的旧址所在地了。

从山场村工地现场出来，记者又从负责该村旧村改造的发展商处获悉，由于鲍国宝原来故居就已不在，所以也没有重建的计划。 

“叫我怎么离开电啊”

1945年，从美国考察归来的鲍国宝拒绝了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广东省建设厅长的邀请。其实，自1938年广州沦陷的7年来，呆在后方的鲍国宝无时无刻不期盼着能够早日回到广州。拒绝接任广东省建设厅长一职，也就意味着掐断了自己重返广州的梦想。为此，鲍国宝对妻子陈斐君解释说：“这是叫我去做官，做了官就不能再办电了。叫我怎么离开电啊！”

陈斐君在《怀念我的丈夫鲍国宝》一文中就回忆到，1952年在湖南参加土改的鲍国宝，在亲眼目睹了农村无电的贫困艰苦后。他在家书里写道：“这封信是在油灯下写的。我过去办了几十年电，自以为对国家做了些事，现在看到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用上电，真觉得惭愧。”为了掌握国外在电学研究上的一手资料，土改回家不久，年过半百的鲍国宝开始从零开始学习俄文。

丽质不拒脂粉

我笔下的“丽质”并不是指某名媛或某贵妇，而是指的是清新而美丽的珠海。珠海的“丽质”实际上因我们久洇其中，经常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而只要你离开珠海，在别的城市兜转，暌违愈久，珠海倩丽的身影就在记忆中愈发清晰。当你返回珠海，你会由衷感叹“还是珠海好”。

中国的城市中，海滨城市不少，但像珠海这样海水与山色争辉的城市却不多。几年前，我在北欧五国走了一大圈，北欧的新鲜、冰雪以及宁静，似乎使我将珠海忘怀，可当我从澳门过关，在夜色中由情侣南路坐车回吉大时，我内心对珠海涌起一股温情，和严冬长达半年的北欧相比，珠海是那样轻盈，在夏日的晚风中，她美丽的裙裾轻舞飞扬。细小的山脉以及连绵的海岸线是大自然予珠海的厚赐，数千年来它们仿佛一局摆好的沙盘，恭候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人们。然而，我们在沙盘上的涂抹似乎并不那么得意，我这里的“涂抹”指的是建筑物，亦是题目所标的“脂粉”。

其实，我在珠海常年都担当着导游的角色，每每有朋友来，我必定会开车带他们游城，我一般是由香洲的情侣北路开车往南路走，一路上景色犹如画幅般展开……这一段路绿化得非常到位，绿草如茵，南国的棕榈在车窗外一路婆娑。水湾头有一段路，一边临海一边为石块垒起的高墙，为了破解高墙灰色的调子，墙身错落有致地修筑了几个伸出的平面，上面遍植花草。北方的朋友惊呼，呵哈，你们珠海的绿化简直是武装到牙齿了。我听了，很得意。说，什么叫细节，这就是细节。但朋友又说，珠海的房子不漂亮呀，灰灰的，幸好这些房子是立在珠海，如果立在北方的城市，那就难看死了。此话怎说？我问。朋友说，珠海有着依山傍海的姿容，什么房子扔进来都不会太难看。

实际上，有关珠海建筑物不美观的问题，我经常会遭遇。餐桌乃至闲走时风吹入耳的话语……当然，我们的双眼遭遇这个问题最多。珠海最主要的街道应该是九洲大道和直通澳门的迎宾大道了。我在写作此文时，将这两条大道的主要建筑物在心里过了一遍，很遗憾，除了二十几年前建的银都酒店在思维中似乎停留了那么几秒外，其余的楼宇都是匆匆的过客，它们毫无二致灰扑扑的模样，似乎连脑细胞都嫌弃它们，懒得记忆。一个城市除了其自身的文化内涵让人流连外，她的设计包装亦是一种内涵，所谓的“丽质不拒脂粉”。当全世界的城市都被麦当劳、可口可乐弄得面目模糊时，一个城市便要在包容许多相似的因素下突围……实际上，当一座不美的建筑物临街落成时，不管它有多难看，它都要不屈不饶地耸立那么几十年，所以要将现在那些难看的临街建筑物去除更新，是需要漫长时间洗礼的。想及此，作为一个深爱珠海的市民来说，我真的有点灰心。　 

（原载2009年7月2日《南方都市报》之《珠海读本  珠海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