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应溎（1901-1997），粤港爱国工商业者、知名社会活动家，曾担任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他出身于香港著名的买办世家，其祖父莫仕扬、父亲莫藻泉、兄长莫干生等，皆为英商太古洋行买办，他一生爱国爱民，支持正义，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莫应溎：特立独行的爱国者

祖籍珠海唐家会同村，出生在广州的莫应溎，当他呱呱落地之际，正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正是中国的子民还得留辫子、见到当官的就得下跪的年头。

可莫应溎一出生就不一样，其祖父莫仕扬是英国最大的太古洋行的总买办，其父莫藻泉是太古洋行的现任总买办，洋行服务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所谓“三代方可培育出绅士”之语，在莫氏家族已成为现实。

莫应溎口衔金钥匙来到人间，自懂事起即接受了良好的中西式文化教育。从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考入英国剑桥大学，24岁之时，已经获得了剑桥经济学、伦敦法学院律师的学位与资格。

伦敦求学期间，莫应溎不仅增长了专业知识，具备了国际视野，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有过“伦敦蒙难记”，作为小老乡的莫应溎自然耳闻目睹，心领神会。

一粒种子，进驻心田，自然会在心里生根发芽。

莫应溎回到香港，是为数不多的香港大律师，他在处理叶剑英在北伐期间兵船被港英当局扣留的事件中，利用自己熟悉英港法律的专业知识，成功使港英当局释放了北伐的兵船人员，并因此第一次结识了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叶剑英。

人世间有许多缘分，往往就是一面之缘。而莫先生见到青年叶剑英就是一种改变人生走向的机缘。

莫应溎在莫氏家族的资本繁殖中，曾在制糖业方面独撑局面。在与英国人贸易交往中，各种的酸甜苦辣，贸易壁垒、人事勾心斗角、对华人的歧视以及不信任，对一颗年轻敏感的心，一定会有难以为外人道的强制刺激。莫应溎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越发强烈地感受到民族自强自立的危机感与迫切性。

日寇侵华，救亡兴起。正值大好年华的莫应溎奋臂献身，带头募捐认捐，为抗日事业奔走呼号，成为莫氏家族中特立独行的著名爱国爱乡的躬行者。

新中国成立，莫应溎又与港澳一批知名人士成立庆祝国庆纪念筹备委员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在香港商会大楼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些看上去今天一点也不起眼的举动，在当时的香港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许多人不理解，港英当局更是视若眼中刺，阴谋与谣言，一是悄悄逼近，一是不翼而飞。

1951年11月，香港贫民区发生火灾，数万人无家可归。莫应溎在港积极投入救灾工作。1952年3月1日，广州社团组织赴港慰问，莫应溎等爱国人士代表香港各界迎接，港英当局却不准广州慰问团入港，从而形成香港居民与港英警察冲突，史称“三·一”事件。

港英当局恼羞成怒，遂下达让莫应溎“永久离境令”。莫氏的亲友劝莫应溎认错赔罪。莫应溎却毅然率自己家人于1952年9月23日离港赴穗定居。正值知天命之年的莫应溎，在大是大非、民族尊严、个人气节面前，所做的选择，正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选择。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香港《基本法》起草之际，一个世纪老人正式走进委员会行列，仰望着莫应溎雪白的头颅，不由又是让人感慨历史的玩笑，居然是用喜剧收场的。

莫先生，您不仅笑傲了江湖，也笑傲在殿堂。□思廉（研究员） 

蔗糖业曾经叱咤中国蔗糖业

1931年2月，广东省举办国货展览会，莫应溎应邀以香港糖商总会会长的身份，带领港商观光团一百余人前往广州参观展览会。在座谈会上，莫应溎就广东建设问题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广东丰富的糖业资源，兴办制糖工业。1932年，他受托先赴粤西的徐闻和海南岛等甘蔗产区视察。

1933年3月，莫应溎为在广东投资建设糖厂问题，由香港来到广州，却受到军、政界人士的排挤，几经周折，未能成事。这时，广东地方军人袁带劝说莫应溎“办糖厂不如办糖捐”，莫应溎认为此办法可行且机会难得，于是，他经与广东当局反复协商，最后确定：糖业生产方面由政府负责经营，销售方面则由莫应溎联合省港糖商向政府承包经营。

自1934年6月起，莫应溎承包了广东食糖的营运与销售，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当时陈济棠实行糖业统制政策，莫应溎成为蔗糖营运商，即为太古洋行运销太古糖，又为陈济棠推销“无烟糖”，一举两得，均获大利。不过，终因当时蔗糖承销利润丰厚，许多军政要人竞相插手。自1935年6月起，广东当局把全省同意包销改为划区包销，莫应溎的承销范围一再被压缩，利润减少，加上官方、军方的敲诈以及与其他商人的恶性竞争，不久，他的大利公司股款几乎赔光。莫应溎只好放弃了蔗糖营运业务，担任广州大隆行、穗港存义行等企业的经理。

《基本法》著名爱国人士参与起草《基本法》

莫应溎一生爱国，曾为抗战奔波筹款，与叶剑英有深厚的情谊。

1950年9月，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日，莫应溎担任了香港华商总会（即中华总商会前身）董事兼交际组长、香港各界庆祝国庆纪念筹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华商总会全体董事会上，提议在香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当时不少人怕得罪港英当局，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反对。莫应溎不为所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终于以多数票赞成通过议案。10月1日上午8时，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华商总会大楼冉冉升起。

莫应溎非常关心香港的劳苦大众。1949年底，电车工人罢工，莫应溎以大律师身份出面为劳工讲话。这引起了港英当局某些人的戒心。但莫应溎未并被吓到，他认为自己是爱国之举，站得端，行得正，不予理睬。

莫应溎还与各知名人士一起筹备香港华人革新会活动。那时香港发生了广东救济会慰问团被袭击的流血事件，港英当局宣布莫应溎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小时内离境，莫应溎就在1952年9月23日，离开了香港回到广州。

莫应溎在广州先后担任过广东省及广州市救济会委员、广州市华侨房屋建设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委员及执委、广州市工商业联合常委、广州市海外联谊会第一及第二届理事会顾问、第五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及第六届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翌年，莫应溎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9月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鲁平率领访问团赴香港，莫应溎是该访问团团员之一。莫应溎离开香港34年，如今重返故地，感慨万分。在香港，他与兄弟莫应基（原任香港证券交易所主席）重聚，亲戚们都来庆贺。

1987年8月，莫应溎86岁寿辰，海外部分亲属回穗为其祝寿，他非常高兴。当时，西江、两广地区正患水灾，他当即把亲属为他祝寿的礼金捐献出来，用以购买2吨大米赈济水灾地区的群众，以表达他的一片心意。1997年11月20日17时20分，莫应溎在广州病逝，享年96岁。

受访人：李世源，中国文物协会常务理事，珠海市博物馆研究员

“日寇侵华激发了莫应溎的爱国热情”

记者：综观莫应溎的一生，出身于买办世家、自己由糖业起家、到国家困难时四处筹款奔波的爱国人士，他最令人欣赏、让人记住的应该是什么？

李世源：莫应溎的出生背景，果然是身世显赫的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洋务买办的莫氏家族。正因为莫氏为英国人的太古洋行前前后后地做牛做马服务了半个多世纪，而在核心利益的门槛上，莫氏家族在最后关头，还是重重地摔了一跤。莫干生，也就是莫应溎的亲哥哥，他在英国太古洋行掌权已达十四年之久，却不得不与英国人摊牌，辞去买办职务。1931年，莫氏家族的华丽转身，是莫氏家族与英国洋行的一次过招，也是中国买办制度的总结。买办的作用与经济上的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不清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可下定判的。可对于已经而立之年又是律师出身的莫应溎来说，心理上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

一直在糖业买办领域独当一面的莫应溎，无论是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解读莫氏家族与太古洋行最后的分道扬镳，一定会有独特的感受与体味。随之而来的是日寇侵华声浪日隆，七七卢沟桥事变更使莫应溎对民族兴亡的切肤之痛有了超过常人的认识。作为一个经济法律专业人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募捐募款、抗日救亡的民族运动的洪流中，成为著名的爱国侨领。

可以说，日寇侵华激发了一大批像莫应溎这样的富家子弟的爱国热情。他留给后人最应该记住的，就是在国家兴亡面前的民族情，爱国心。

记者：莫应溎被称为“香港通”和“广州通”，这主要表现在哪方面？对他的事业有什么影响？

李世源：所谓的“香港通”，那是因为莫应溎作为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又在英国取得了律师执照，是香港为数不多的著名大律师，他对香港政治制度乃至殖民帝国残余的深刻认识，绝非是浪得虚名。说莫应溎是“香港通”，自然会得到包括香港人在内大多数人的认同。

说莫先生是“广州通”，这其实也不奇怪。不仅仅是莫先生有大半个世纪广州生活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莫先生有国际专业的经济与法律的常识与专业知识，两相比较他自然能给政府提出不同凡响的建议和咨询。专业知识的精湛与人生经验智慧，世纪老人莫应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广州通。

“他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大批海外侨胞”

记者：在抗日战争和建国期间，莫应溎主要做的贡献有哪些？

李世源：抗日战争中，莫应溎最大的贡献，就是以莫氏家族重要传人的身份，以身作则抗日救亡，身践躬行募捐认捐，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大批海外侨胞，为抗日救亡做出了应有贡献。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政权特需要港澳和海外侨胞的认可、认同。莫应溎作为一名爱国人士，率领香港一批知名人士，成立香港各界庆祝国庆筹备会，被推举为主席，并在香港岛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莫应溎作为主要负责人，虽然受到了港英当局的猜忌，却公开又理直气壮的为香港华人撑了腰。这不得不佩服莫应溎先生的胆气与胆识。

记者：“三一”事件在直到后来被永久驱逐出香港，这些事件对于莫应溎来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世源：作为一个自称是“民主自由”的港英当局，居然不顾脸面驱逐一个著名家族成员、并已在香港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大律师出境，这确实既是匪夷所思，又有港英当局被迫无奈说不出口的暗中原因。这只需回顾一下澳门的著名爱国人士何贤、马万祺就可度出港英当局的阴暗心理。何马二人在澳门拥护共产党，澳门民众拥护何马，而澳葡当局又徒唤奈何。港英当局就是不想步澳葡后尘，才断然礼送莫应溎出境。一面是惧怕莫先生的专业知识的厉害，一面是给香港爱国人士进行杀鸡儆猴的惩罚。

对于莫应溎先生，从来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莫先生对广东、广州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有机会直接服务，使莫先生的爱国爱乡情怀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特立独行、无怨无悔是他一生的写照”

 记者：有很多人在莫应溎回广州后不理解他，有些还误解他是使“苦肉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局面？

李世源：一个人的是非功过，看他身处在哪一个制度层面的评价系统之中。莫应溎从香港到广州，路途短却制度完全不一样，怀疑的说他玩的是“苦肉计”，同情的说他真不幸。对于莫先生来讲，特立独行、无怨无悔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你看他生在1901年，1997年驾鹤西去，完全是个“人瑞”。那可真是积德积寿之相的。

记者：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翌年，为什么会请莫应溎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李世源：作为一个生在香港、长在香港、毕业于剑桥大学、取得英国律师资质，与港英当局过过招的爱国专业人士，中国政府请他出山，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正是人尽其才，合适、难得！

记者：莫氏家族一家三代都在太古洋行任职，您觉得莫氏家族为什么会涌现这么多杰出的买办？和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等相比，莫应溎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哪方面？

李世源：莫氏家族为外国洋行“扮演”经济运作中的洋务买办，这其中功过是非自当别论。但莫氏家族出了一个莫应溎，却毫无疑问是莫氏家族极大的骄傲，是珠海人的骄傲，更是中国华人的一大骄傲。 

为洋行效力却得不到信任

莫应溎出生于1901年8月8日，广东省珠海市会同村人，4岁时到香港，幼年就读于岭南学堂（即美国教会创办的岭南大学的前身）、香港皇仁书院。1920年留学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经济系和伦敦法学院学习，取得经济学学士文凭和大律师资格。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香港，从事律师职业。他热心社会活动，兼任香港华人体育协会主席，曾多次率领香港足球队赴印尼、马来亚、日本等国比赛，结识了不少华侨。

莫氏家族三代近百年一直在太古洋行任职，太古在华经营的迅速扩展，离不开莫氏买办家族的效力。太古糖曾一度独占远东市场，莫应溎的父亲莫藻泉在省港分别开设糖栈，莫应溎的事业是从糖业开始的，他于1928年出任太古洋行买办，负责推销太古糖。当时，省港大罢工结束不久，太古糖厂刚复工，又增加了方糖生产，生意急需扩展。莫应溎为了打开销路，奔波于西江、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海口等地。当时的日本糖已成为太古糖的劲敌，莫应溎设法在市场营销竞争中击败日商。由于他推销太古糖成绩显著，不久便被提升为太古洋行糖业部的华籍经理，享有优厚的待遇。

尽管莫应溎忠实地为太古洋行效力，但英商对华籍职员仍不信任，他们垄断生产技术，甚至阻止莫应溎到糖厂内部参观。此事使莫应溎深感为外国人服务，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信任，他盼望自己的国家能把制糖工业发展起来。

帮助叶剑英部队的官兵脱险

历史上，莫应溎曾为国家和民族出过力。1924年叶剑英率领的革命部队乘船从内地去港，被扣于香港长洲。莫应溎受地下党员之托，向香港警务处长京士交涉，终于使叶部官兵脱险。1950年初，广州解放后，莫应溎以“港澳华侨工商界东北观光团”副团长身份回到广州，受到叶剑英的接见并感谢他的营救。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莫应溎义愤填膺，曾组织了一支由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捐献了一部救护车，携备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他还设法募捐了几万港元转送19路军上海办事处，支援残废军人教养院。“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莫应溎又组织了“中华救护会”，训练了数百名爱国侨胞回国服务，以广州一德路南益市场一座楼房做队部开展工作。队部虽被敌机炸去一角，队员仍坚持救护伤员，爱国热情非常高涨，得到市民高度赞扬。

尔后，抗战形势高涨，莫应溎亲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为取得合法募捐地位，在新加坡向七洲府华民政务司备案，得到许可在英国各属地募捐了数十万元巨款，同时组织侨胞救护队仅在雪峨就有几十人参加回国服务。解放后，宋庆龄、蔡廷锴对莫应溎谈及此举时也曾予以嘉勉。 

大学的心灵

在珠海，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到这座城市的闲适与明丽。无论是奔驰于宽阔的滨海大道，还是站立于山下一隅，美景无处不在。这座城市分散坐落着八所高校，大多都风景宜人、绿草遍地。珠海高校的环境之美，恐怕在全国之内都是屈指可数的。

因工作的关系，我到过这其中的每一座校园。富有现代气息的教学楼、充满南国特色的棕榈树整齐地站立，满眼的绿叶繁花，到处都是那些绚丽的青年男女。

美是美的，但总觉得缺少一点东西。是参天的树木么，还是白发的学者？抑或需要一群在大树的阴影下歌舞的青年才俊？

这里的大学不少是属于民办独立学院，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学费高昂。学费动辄一万五两万，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欣赏那些美景的时候总有些压抑。作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经历过千辛万苦才走进城市的教师，我深知一个孩子走进大学、完成学业对于一个贫困家庭而言是多么的不易。诚然一些产业化的学校不是为穷人的孩子而准备的。

曾跟同行讨论过大学的心灵这个问题，个人认为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在传递知识，更是引导社会与民族灵魂、提高国民素质的千秋大业，它是需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担当起高度的民族责任的。正如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所言：“人的一生是动物性与德性相互较量的过程，因此教育的本质含义是引领人的灵魂，使人的德性不断增加”、“教育的价值在于构筑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种生态”。基于此，大学是永远不能产业化的。有人提出，现在我们的教育资源紧缺，创办民办大学是一件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好事。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否认的。民办大学是应该鼓励的，但我们要说的是，大学需要一颗美丽的心灵，假如投资教育仅仅是为了盈利，那显然是与教育的理想与价值背道而驰的。民间资本投资教育更应该体现一个经济建设受惠者对社会责任的高尚担当，体现兴国的梦想与光荣。如果利用国家鼓励政策和国家资源兴办高等教育，最后又为了更大的盈利而使得学费节节升高，最后由弱势的学生和家长买单，显然有违于构筑社会公平。

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内大学都不惜花巨资建大楼。假如所有的大学包括民办大学都要建设漂亮宏伟的大楼，那么最后的银行贷款由谁来承担？只能是学生了。

我想到《美丽心灵》中的普林斯顿大学。那里满目都是些简朴的砖墙老房子、参天的树木，毫无气派可言。但她内心的广阔，对独立自由精神宽容之怀、对学术的深深敬重让它芬芳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独特文化气质。很多时候，我们的高等学校都在跟风，跟风合并，跟风要地建大楼……

在精神品质上的追求方面，中国的大学任重而道远。

所以，我很难为所看到的校园美景而兴奋，更希望看到那些宽大的校道变小，最好成为通向图书馆的小径。那些辉煌的大楼，最好低调一点，朴素一点。那些流光的少男少女，最好背上书包，安静地坐在大树下看书或者私语。而贫穷的孩子，同样在此等阳光下得到照耀。 

（原载2009年7月16日《南方都市报》之《珠海读本  珠海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