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仕扬（1820-1879），名维俊，号彦臣，会同村人。早年在广州经商，精明能干，因商务所需，结识十三行洋人，精通英语，熟谙洋务。清咸丰十年（1860年）后赴香港经商。莫仕扬出身望族，祖辈经商。其父莫裕嘉殷实富有，多次捐资纳官。莫仕扬为其长子，是近代早期的商人和买办，也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

莫仕扬：珠海巨贾本是豪门子，精明能干世传买办名

都说中国的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了灾难，至少站在当时的情形下看是如此。悲剧性的近代史大幕开启。而在悲剧的内部，以今天的想象而言，必是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所有人都在丧权辱国的警钟声中哀鸣悲泣。而事实或许与此相距甚远，在当时的生活细节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也许与今日之人并无二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祖国之大，与我何干？不过一区区蝼蚁而已。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洪钟大吕般的民族之音，在许多人耳中不过一缕秋风。由是而言，鸦片战争让一些满怀抱负之人泪血交迸，却也为一些专注于个体生活的“但知风月、不闻国事”之人带来了生财之机。危机危机，危中有机，这种看似深奥的认识，国人早已有知。买办一族的发达，正是对“危中有机”一语的微妙诠释。

一般意义上理解，“买办”是个贬义词，至少听起来很“刺耳”，然而倘若换一种说法，譬如国外公司的经理人，或许就温和得多，它就成了一个中性词。而事实也应该如此，从经纪史角度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种特殊的经纪人，本无褒贬。只是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当国外的经济侵略通过买办之手而达到目的时，买办就成了冤大头，就成了侵略者的一分子，爱憎分明而又有仇富传统的人们自然把矛头对准了买办。商业氛围得天独厚的广东，买办的身影鳞次栉比，当年的广东香山县，就有“买办之乡”之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大买办和买办家族，其中名震省港的三大买办家族，都出自此地，也即今天的珠海，他们是唐廷枢家族、徐润家族以及莫仕扬家族。其中，论财富之多、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首推莫仕扬家族。

买办是商人的历史变体，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序列中，商人属卑微阶层。一般而言，经济利益是商人之生命的第一驱动力，他们的目标就是赚钱、享受生活，除此之外，夫复何言？莫仕扬出身于一方豪门家庭，祖辈经商，其父捐资纳官，可以想象他的早期生活或许是在铜钱的交响乐中度过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洋商经济盘剥中国的大门轰然洞开，也为洋商正大光明地寻找对华贸易的代理人扫平了政策障碍，鸦片战争前已随其父在广州经商、与十三行洋人相熟、精通英语熟谙洋务的莫仕扬成为洋商的极佳人选。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考虑的商人莫仕扬，经过一番斟酌，在知天命之年正式进入太古洋行，开始了他的职业买办生涯。

事实证明太古洋行慧眼识英，精明能干的莫仕扬很快让洋行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气象，在各种商业势力的激烈竞争中，太古洋行傲视群雄。按照买办的潜规则，莫仕扬当然也可以在服务于太古洋行之余独立开办自己的商行，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积极培养接班人，用中国商人特有的家族眼光，安排了一批亲友担任洋行的各种职务，且让次子莫藻泉从14岁起就跟账房先生学做生意，稍大时带着他经营各种业务，为他承袭买办职务做准备。1879年，莫仕扬病逝，他的未雨绸缪之举立刻见效，莫藻泉顺利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华人买办。有其父必有其子，自幼耳濡目染、较其父更具商业竞争意识的莫藻泉，也在他死后，由其长子也即莫仕扬之孙莫干生接替其位，成为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祖孙三代皆买办，相比于古时三代皆进士，毫无逊色之处，莫氏家族这一佳话传至今日仍有口碑即是明证。

商界名人往往会伴随乐善好施之名，莫仕扬及其后辈也不例外，譬如莫氏祖孙三代与香港东华医院（香港最早的华人慈善机构）结下的不解之缘，其慈善之举在香港至今仍有极佳口碑流传。莫仕扬的嫡孙莫泳虞让老家会同村人用上电及看上电影的历史故事，也至今广为传唱。善举暖人心，也易聚人心，莫仕扬乃至今日之商人深谙此理。至于那些有关买办的是是非非，且留待学者们去考究，莫氏乡人无从得知也无力过问。□阿斐

首任买办 太古洋行委以重任

19世纪70年代，是香港开埠后各国商贾向沿海各口岸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广州已有一百五十余家外商洋行，其中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是英商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太古洋行是英国人约翰·史维亚（JohnSwire）于1866年建于上海，1870年总部移香港时，史维亚物色了富有经济头脑、工作勤奋、懂英语的莫仕扬为洋行第一任买办，委以重任。

莫仕扬任买办后，凭着他与港穗工商界的密切关系，迅速打开局面。一开始，莫仕扬大量收购中国的丝绸和茶叶等各种商品，经过太古洋行出口，同时又将英国、印度等地的棉纺织品和各种洋货进口批发给华商代理销售。太古洋行立即在贸易上既成为出口货物的买主，同时又拥有大批华商组成的洋货买主，迅速扩大的业务量也引起英国银行的重视和信任，贸易款项可以通过银行押汇。刚刚执掌太古洋行“帅旗”的莫仕扬大展拳脚，使洋行生意很快兴旺起来。

商业竞争 积极应对洋行受益

1872年，随着清政府洋务派主持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大型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在华业务在不断扩展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激烈的竞争。当时中国轮船航运业形成了轮船招商局、太古洋行与怡和洋行三足鼎立的局面。身为总买办的莫仕扬，立即采取措施应对。他首先利用香港和上海两地航运业务的关系，主动调整沿海航运资源的布局，并向客户提供优惠，同时扩充黑烟通轮船公司（中国航运公司的前身）对沿海航运的运输力，不断扩大船队，使客运、货运业务量翻倍增长。另外，莫仕扬还积极利用太古轮船成立的机会，将远洋航运的蓝烟通公司收购，并促成英商与省港澳轮船公司与太古轮船公司的联合，增强了在当时航运市场上的竞争力。

到20世纪初，洋行已拥有10多艘客货轮。分支机构除设上海、广州外，还设于厦门、汉口、九江、宁波、天津、安东、大连等地。中国沿海的海运与长江、珠江内河航运几乎全为太古洋行所垄断。其中，“佛山”、“泰山”、“龙山”、“金山”这四艘太古属下的“四山”轮，航行于广东与港澳之间。

捐资纳官 累积财富捐官留名

莫仕扬随着太古洋行的拓展，自己也累积了巨额财富，不断输资纳官，以提高社会地位，光耀门庭。先后获诰授奉政大夫候选海边军民府加一级，诰赠朝议大夫，诰赠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晋赠资政大夫等。莫仕扬为太古洋行服务了十年，清光绪五年（1879年）莫仕扬病逝，享年59岁。

莫藻泉：太古洋行第二任买办，首创“月份牌”宣传广告

莫藻泉（1857-1917），名鎏章，字冠鋈，藻泉为其号，莫仕扬次子。莫藻泉自幼通过耳濡目染，较其父更具商品竞争意识。莫仕扬去世后，莫藻泉接任太古洋行第二代华人买办。

精明的莫氏父子为太古洋行奠定了庞大的基业。以糖业为例，原东南亚及中国大陆，都盛销“爪哇糖”（产于印尼爪哇），莫藻泉于1880年在香港鲫鱼涌低价买下一大片荒地，在近山处兴建太古糖厂，近海处修建太古船坞。糖厂于1884年建成，因厂地靠近原料产地，价格较“爪哇糖”更具竞争力。加上莫藻泉出奇招，推出一种像海报广告式的“月份牌”，宣传太古糖厂“太极圈”牌的糖。月份牌由香港设计师关蕙农设计画面，用重磅铜版纸印制，色彩艳丽，画面内容呈中国民族特色，如花卉、吉祥人物（福禄寿）、中国古代天官赐福、迎春接福、八仙贺寿、中国古代仕女图等等，印制后深受群众欢迎。太古糖随着月份牌迅速进入千家万户，很快便占领国内市场，将爪哇糖排挤出大陆。月份牌也就成为太古洋行首创的宣传手段。这种新颖的宣传方法，获得巨大成功。

在仕途上，莫藻泉与父亲莫仕扬一样，也输资报捐，曾衔户部主事，内部郎中候选道加四级，诰授资政大夫正二品。晚年的莫藻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十分关心，诸如设仓济贫，植树造林绿化防灾，兴义学办学堂以启民智的善举在记载中很多。1917年，莫藻泉病逝，享年60岁，生前为太古洋行服务了整整37年。

莫干生：太古洋行第三任买办，获颁英国皇家MBE勋章

莫干生（1882-1958），字履贤，名应才，号干生，莫藻泉的长子。莫藻泉去世后，莫干生接任太古洋行第三代华人买办。在莫干生“掌舵”期间，正值中国军阀混战、各省各自为政之际，太古洋行在莫干生及莫氏家族的支持下，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力扩展航运、制糖、造船、保险、制漆、加工、进出口贸易等旗下企业，在经济实力上超越了资历最深的怡和洋行，跃居在华洋行之首，进入了太古洋行的鼎盛时期。

不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太古洋行的英国资本家深感大权旁落，于己不利，便萌生削弱莫氏权力的念头。受史怀特家族授意，时任太古洋行经理的英国人布朗，暗中派人调查莫干生的账目，要莫干生将经手购入装糖的蒲包，高于市价部分，“赔偿”给太古洋行，藉此打击莫的威信。经反复磋商，于1929年由莫干生赔偿25万元结案。莫干生深知英国人已经开始排挤自己，便于1931年向洋行递交辞职书。布朗也顺水推舟，不予挽留。从此，莫干生结束了他在太古洋行的买办生涯，而太古洋行也取消了买办制度，代之以经理制。

莫干生离开太古洋行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他领域。他参与了许多华资公司的事务，大力支持同乡蔡昌创办的大新公司，同时还担任东华医院总理、香港大学校董等职。莫干生1958年病逝于香港。1959年，港英政府特别为他颁发了英国皇家MBE勋章（大英帝国员佐级勋章），追认他为香港作出的贡献。

古朴宁静的会同村

驱车驶过金鼎的歧关马路，不过几公里，在道路的东边，一座带着铁栏的古老小桥，半壁坍塌的牌楼映入眼帘，参天古木掩映下的会同村，笼罩在一派古朴、宁静而又安逸、凝重的祥和气氛中。这就是莫氏家族的根，一个传奇家族的发源地。

会同村的莫村长是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太，爽直开朗，边打麻将边向记者讲述会同村的故事。其实会同村的建村历史并不长，1836年的某一天，有姓莫、鲍和欧阳的三家人自不同地方相约于凤凰山北麓建村，“会同”之名由此而来。

我们在古村里幽长迂回的巷道中穿行，呈现在眼前的是排列整齐的古宅、宽阔的正街和幽静的青石板小巷。如今村里大部分古建筑已是人去楼空，朱漆剥落的木门上只有一把铁锁静静地守候着。

莫氏家族：近代买办的典型代表

珠海地方志办公室的何志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买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买办及买办制度的出现，是封建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必然产物。所谓买办，近代所指的是外商初入中国通商时，所雇用的采买人或管事人。由于历史和地域的缘由，清代广州府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的地区。买办的出现，并不仅是外国资产阶级为了在中国寻找其经济利益的代理人及其实行经济侵略的代理人，也是中国社会从长期的封建社会封闭状态中面临着对世界开放的不得已态势之下，需要与外国商业资本进行接触、交涉的产物。

曾经担任过买办的一些人中，后来有人利用其所学到的西方近代金融、工业、科学、管理知识，在发展洋务运动及民族工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掌管英国太古洋行达63年之久的华人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祖孙三代，被称为中国“买办第一家族”，他们就是近代买办的典型代表。

莫家三代不但生财有道，还乐善好施，祖孙三代均与香港东华医院结下不解缘，其中莫仕扬更在东华草创之际，两度出任主席，奠定了东华的百年基业，可谓贡献良多。

全省第一个用电的村

会同村的莫村长告诉记者，1922年，时任太古洋行船务买办的莫仕扬的嫡孙莫泳虞，用自己常与英国人有贸易往来之便，托人从英国买回了一台发电机到香港，再运回老家会同村给栖霞仙馆内的女尼们用上电灯。

发电机的到来给偏僻的小山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但是一台发电机只能供栖霞仙馆及部分莫氏家族照明用电，入夜后，好奇的村民纷纷爬上栖霞仙馆的围墙看新奇。面对村民的好奇和对光明的渴望，家境富庶而又乐善好施的莫泳虞立即从香港购回大量电线、电灯、路灯等电器和用电设备，免费为会同村内每家每户安装。这让会同村成为广东省第一个用电的村庄。

全省第一个放电影的村

会同村有电之后，莫泳虞又将另一种“洋玩意儿”———电影，带回了家乡。每隔几个月，他就会从香港请来电影队，在栖霞仙馆内为女尼们放映卓别林的“哑片”电影。当然这也像电灯一样，村民都可以免费来看。每次电影队一到达，全村就像过节似的，倾巢而出，挤在栖霞仙馆里，甚至邻村的村民也蜂拥而至，站满了栖霞仙馆的围墙。会同村于是成为广东省第一个放映电影的村庄。

莫氏与其他买办大家族互为姻亲

莫仕扬出身望族，祖辈经商。其父莫裕嘉（1792～1828年），名杰，号倬亭，殷实富有，多次捐资纳官，先后获清廷颁授的儒林郎候选直隶州同知（从六品）、朝议大夫（从四品）、资政大夫（正二品）等虚职。莫仕扬为其长子。

莫仕扬先后娶唐家湾唐氏、张家边李氏为妻，生有五子三女。五子依次是冠球、冠鋈、冠光、冠献、冠昭。次子冠鋈，号藻泉，直接承继父业任太古洋行总办，其他子孙均活跃于海内外，有经商的，有出入洋行任买办或任华人经理的，还有的从事其他行业，业绩亦显达于世。

莫仕扬及其子辈多与香山商人、买办大家族结为姻亲。他的原配夫人是唐家湾买办唐氏家族成员，长子冠球娶翠微村大买办吴健彰之侄女为妻。其他子孙亦与香山、南海、广州等地绅商大族结为姻亲，由此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渗透到粤港工、商、政界。

关于香山买办

“买办”是19世纪中外贸易的产物，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年的广东香山县，素有“买办之乡”之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大买办和买办家族，其中当时名震省港的三大买办家族，都出自于现在的珠海。他们分别是开平煤矿创办人唐廷枢、唐廷植家族，上海中国轮船招商局创办人徐润家族和香港太古洋行总买办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家族。而在其中，论财富之多、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首推广东香山莫仕扬家族。莫家三代：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都曾担任太古洋行买办，其家族成员在太古洋行盘根错节、人多势众，影响力延续达60年，民间甚至有“只知有莫氏家族，而不知有外籍大班”的说法。

关于太古洋行

太古洋行是英国人约翰·史维亚（JohnSwire）于1866年建于上海，1870年总部移香港。初营茶叶与棉织品出口，后致力发展航运业。据传，洋行初拟名“大吉”，取经商大吉大利之意。但史维亚不懂中文，写成了“太古”，遂以此名。

 （原载2009年5月7日《南方都市报》之《珠海读本  珠海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