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民（1887-1927），1887年出生于珠海市三灶镇，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他组织领导过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海员大罢工和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9月1日，林伟民因病逝世。他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三灶镇还有以林伟民名字命名的学校。

从底层奋起，罢工领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无以营生才做了“侍仔”

1887年农历九月，林伟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属珠海市三灶镇），原名林兴，年纪稍长后，自诩立志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于是自己改名为伟民。

林伟民的父亲林祝友，是个勤劳忠厚的贫苦农民。林伟民自幼就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品德。

林伟民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而靠近香港、澳门的香山县（今珠海），更是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早、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06年，林伟民十九岁的时候，曾到三灶岛牛顿墟（现三灶街）一家酿酒的店铺里当杂工。每天起早摸黑，拼命工作，每月也仅有五钱银子的工钱。因为劳累过度，有一次他的右手不慎坠入正在沸腾的蒸酒锅里，伤势很重。而店铺的老板却不管他死活，乘机把他辞退了。林伟民回家后，无钱医治，右手出现溃烂，多亏邻居帮忙，加上母亲天天采摘草药回来给他敷治，好几个月后才渐渐好转。

当时，三灶岛不少破产农民在家乡无法生存，跑到香港、澳门甚至海外谋生。林伟民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在右手伤势刚刚痊愈后，就在乡亲的帮助下，离开家乡跑到香港一艘外国轮船当“侍仔”，以此开始了他的海员生涯。

“侍仔”是海员中最劳累、下贱的一项工种。林伟民的具体工作是在厨房里洗碗刷碟、端菜送饭、擦地板等，每天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月工资却不到十元，还要被包工头从中克扣。悲惨的现实生活，严酷的民族歧视，激起了林伟民的仇恨，滋长了反抗情绪。

受孙中山影响建立革命理想

当时，孙中山正致力于以推翻清朝统治为主要目标的资产阶段民主革命，他经常奔跑于香港、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各地，因而常有机会与中国海员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理想。在此影响下，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积极投入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一些海员自恃对建立民国有“功”，离船上岸钻营一官半职去了。但是林伟民与苏兆征十分鄙视这种行为，宁愿继续过着贫苦生活，也不愿去捞取一官半职。林伟民为人性格豪爽，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乐于为大众谋利益，因此赢得了海员们的信任。

1921年3月，在林伟民、苏兆征等人努力下，香港海员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林伟民当选为海员工会第一届干事，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从此之后，林伟民便开始成为海员工人中的骨干人物。在林伟民、苏兆征等组织宣传下，香港海员工会带领海员为改善待遇、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了斗争。

三次罢工付尽毕生心血

成功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后，林伟民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楷模，随后，他前往上海组织筹建了上海海员工会，并领导了上海海员大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从苏联学习归来的林伟民，身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义不容辞地在广州、香港，参与发动并领导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而在这次罢工期间，林伟民腿疾恶化，只能入院治疗。

1926年1月上旬，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林伟民因病不能出席工会，但代表们仍一致选举他为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同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代表们选举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三次“劳大”进行期间，大会特别派出代表前往医院慰问林伟民，还一致决定“大会代表每人捐助林（伟民）同志医药费半毫”。同年夏，林伟民的病情恶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当1927年春节前后病情稍有好转时，他为了减轻组织经济负担，坚持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但因他家里医疗条件所限，不久，病情又恶化，再次被送进医院进行第三次手术。

1927年9月1日，林伟民因医治无效逝世，时年四十岁。广州盐船工人不顾白色恐怖，集资收葬了他的遗体。解放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香港海员大罢工

从1921年9月起，由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会，一连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的要求。但是轮船资本家一直不予理会。海员们忍无可忍，于是在1922年1月12日毅然举行了罢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新起点。

轮船资本家在罢工开始后才真正着急起来，连忙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出面干涉和压制。在林伟民等人的领导下，全体罢工海员坚持不答应条件暂不上工。

海员工人在坚持罢工斗争同时，还采取了成立纠察队封锁香港、对内河和轮船实行严密管理，以及串连发动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等措施，发挥了巨大威力，使香港当局束手无策。直到2月上旬，因罢工而停泊香港的中外轮船以达168艘，共26万余吨。其中以英船最多，共76艘、12.7万吨，使轮船资本家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

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林伟民作为中坚人物，与广大海员团结一致，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上海海员同盟罢工

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林伟民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参加了大会，向代表们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经过及斗争经验。大会结束后，林伟民受香港海员工会的委派和上海工人运动方面的邀请，赴上海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工作。同年7月2日，上海海员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上海海员工会）正式成立，林伟民被海员们推选为主任。

在整个罢工斗争中，林伟民立场坚定，处处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机智果敢的战斗作风，深得海员工人的信任与拥戴。上海海员同盟罢工胜利结束后，林伟民领导上海海员进一步整顿海员工会。同年10月2日，工会重新改选，深受海员拥戴的林伟民，继续当选为上海海员工会主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

1922年底，林伟民离开上海返回香港。1924年春，他接到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大会。在苏联期间，他直接得到共产党组织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经罗亦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举行。事前，林伟民、苏兆征等积极投入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由刘少奇、邓中夏、林伟民等共同领导与主持。由于林伟民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地为中国工人阶级谋利益，对我国工人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国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戴，因此在大会选举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时，他与刘少奇、邓中夏、李森等人一起，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同时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人委员长。

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为了响应上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号召，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并决定委派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人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同时委派林伟民、李森等负责广州方面的罢工筹备工作。6月13日，林伟民、李森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林伟民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投入这一工作。他们得到了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征用了市内一批烟馆、赌馆及其他空房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迅速筹集到一笔经费。在林伟民、李森的努力下，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沿河路边的石像

谁都知道珠海有条美丽的情侣路，可很少人知道从情侣路北端起点附近，有一条同样引人入胜的苍翠小路，绿树林荫中，将人带到光影斑驳的河边，这就是珠海的沿河路。珠海最早一座林伟民的塑像，如今依然默默地矗立在这并不繁华的小路边。只要你沿紫荆豪廷往北走，在桥头转东，就能转进这条小路，沿河一边，几十年历史的小叶榕，如今已经苍翠如盖，长长的须一束束从树干上垂下，在风中飘摆。前行数十米，一个并不起眼的雕塑竖立在其中，如果你的车速稍快，根本看不到这座已经完全融入周围环境的人物塑像，只有走近了，你才能看到那块白色的花岗岩，是一位西服革履、英姿飒爽的年轻人，目光炯炯，望向远方。他就是林伟民，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导者，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

阳光已经被茁壮的小叶榕挡在了半空，只有零散的光斑从叶间洒下，泼在塑像身上，基座上，“林伟民同志像”几个铜字已经斑驳，周围的地面也已变得青翠，这位生于珠海，扎根群众的革命者，留给后人的视觉印象，竟然如此和谐，与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融为一体。

三灶镇伟民文化广场

驱车从市区去到三灶镇，由于今年航展前刚刚重修了机场路的缘故，我们仅用了短短半个小时。转进三灶镇，不用问路，沿大路前行，不久你就能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场背山而建，暖色调的地砖平整宽阔，居中矗立这一座伟岸的铜像———林伟民。铜像的林伟民依然雄姿英发，没有扣住的西服外套随风向后扬起，胸前的领带甚至飘扬起来，他右手拄着杖，左手插在裤包里，矍铄的目光迎风远眺。这位海的儿子，这位海员的领袖，总给人永远沐浴在海风里的感觉。

他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如今，林伟民对珠海三灶镇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作为三灶镇的一面文化旗帜，林伟民的事迹和精神仍然影响着新一代的年轻人。除了出版有关林伟民的书籍外，三灶镇还有有关伟民学校的扶持计划、伟民广场的扩建计划等等。作为在珠海历史及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与苏兆征齐名的珠海人，林伟民在三灶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事迹成为三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罗祖宁科长告诉记者，林伟民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他组织领导过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海员大罢工和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他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罗祖宁认为，中国海员工会是海员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广大海员紧紧团结，始终将海员工人运动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屈不挠，浴血奋斗，艰苦创业，屡建功勋，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921年4月6日孙中山亲笔题写会名成立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开始，经过海员工人运动先驱林伟民等人的不懈努力，在艰苦的环境下，成为最早成立的全国产业工会，这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重要象征，不仅成为强烈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工人以产业联合组织现代工会的先河。

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海员工会成立第二年，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面对坚船利炮的英国殖民当局，海员工会首次提出“有权参与签订雇工合同”的要求，超过10万的罢工人数，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始，在其中，林伟民的作用举足轻重。历时56天的大罢工，以英国殖民者当局答应全部罢工条件而胜利结束。这一空前的胜利，不仅促进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联合，也让林伟民这样的海员工人领袖得到全面检阅和洗礼。林伟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长，也将他的组织、策划、领导、协调等工人运动才能发挥到了极致。遗憾的是，天妒英才，正值壮年的他，忧劳成疾，仅仅40岁就离开了人世。

“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父亲一直很心痛”

1914年，仍然靠在外地打工谋生的林伟民，有了他的儿子———林俊华。80多年后，提到父亲，林俊华老人依然感慨万千。“母亲去世得早，我的童年就是与父亲相依为命，”林老说，当时民国刚刚建立，许多父亲身边的海员都离开大海，“上岸”谋求一官半职，父亲看不惯这种“忘本”的不切实际的现象，依然在海员队伍中辛苦谋生。“到了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依然很穷，父亲身体不好，总是带病，有时候连床都下不了，我一直呆在家里照顾他。”林老告诉记者，父亲在领导罢工的时候，他连家庭的生活费和自己的医药费都没有，完全靠很多海员一分一厘凑出来支援家里。“我还记得那时父亲对我说过，工作不能只为了钱，而是要踏踏实实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海员的工作非常辛苦，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很短，林老小时候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海员，究竟海员是什么样的，小孩子并没有概念。“有一次，阿姨带我到香港找父亲，我第一次登上了父亲工作的‘皇后号’邮轮，船上的很多中国海员知道我就是林伟民的儿子后，对我非常好，还给我做了一顿西餐吃。”从那以后，林老才知道原来父亲在海员中有这么高的威望。

林老告诉记者，母亲病重的时候，父亲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实在回不来，只能写信回来让他与母亲到香港治病，“我有个叔叔在香港当司机，能照顾我们，可是母亲最后还是去世了，而父亲直到第二年才从上海赶回来。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父亲一直很心痛。”林俊华说。

林伟民病逝的时候，林俊华还不满14岁，至今林老依然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叮嘱：“你读书少，没有什么文化，今后恐怕没有机会读书了，所以以后有时间就要多看书，特别是看报纸，你可以通过报纸了解许多大事”。失去了父母，14岁的林俊华就参加了工作，而每天读报的习惯，保持到现在。“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教导过我，做人最重要的是忠实。”

组织村民抗击海盗

1914年，长期外出谋生的林伟民回乡探亲，恰巧碰上了一帮海盗登岸抢劫财物。全村仅有二十多户人家，壮丁不多，又没有防范的武装，大家焦虑万分。林伟民临危不惧，向群众分析了本村的有利条件，认为本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是能够抵御强盗的。在林伟民的带领下，大家拿起了棍棒、大刀等粗劣武器，来抗击强盗，一直坚持了两三天，打死了几名强盗，最后安全撤退到别的地方去。

“罢工总领导”关心细节

省港大罢工期间，林伟民经常深入罢工工人当中，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性情坦率直爽，待人热情，作风干脆利索，与大家打成一片，因此深得罢工工人的拥戴，有事情就找他反映解决。

有一次，一位妇女拖儿带女从香港返到了广州。因为不知道罢工委员的办公地址，一家人又不识路，正在马路上徘徊。林伟民外出办事，正好看到了，立即亲自带她到接待罢工工人办公的地方，帮她办理了手续，妥善地安排好她的食宿问题。当时，那位妇女并不知道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后来向办事人员打听到林伟民的姓名后，感动不已。

以罢工的名义对抗“弱肉强食”

某种意义上而言，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史，是一部弱肉强食的历史，它与动物世界所不同的是，人类的弱肉强食举着一面文明的幌子，这文明来源于管理上的秩序，所谓制度，所谓道德。当人类中的出类拔萃者，以其超于常人的心机或手段而成为秩序的制定者、引导者、执行者，有序的弱肉强食便宣告开始。

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岁月流逝中，秩序衍化成人的习惯。管理者的强势地位仿佛来自天赐，而被管理者的弱势，甚至连身居其中的最卑微者，也因对秩序的习惯而不期然地对其视若无睹。当管理者的承继人继承到了前辈的权势，却没能继承前辈的智慧与谨慎时，骄傲与自大便随之而来，甚至连“一杯羹”也懒得与人分享，此情此景，人类灵魂中潜藏的不满被恶意激发，这种不满情绪蔓延于被管理者群中，对抗由此产生。

斯巴达克引领奴隶们奋起抗争，陈胜吴广们则当众宣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人类孩提时代，上述风景被描述为英雄壮举，因为它们满足了普遍性的弱者觉醒的诉求，秩序的紊乱则在其次。当工业文明的曙光，开始出现在人类又一个黎明时分时，物质资源的激增引发了管理秩序的新一轮洗牌。“工人”成为一个新名词，成为新的被管理者一族。他们用他们的劳动，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源源不断地贡献生存物资。由是他们或许相信，只要付出劳动，至少活着不成问题。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种主观臆测是错误的。劳动的付出，未必意味着物资的获取。

“罢工”因此开始成为一个普遍用语。

当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早已对“罢工”见怪不怪时，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适应这个新词。倘若你走在珠海的某处，也许会看到一座英姿飒爽的雕塑，它有可能名叫“林伟民”，或者“苏兆征”。这两位，正是领导中国工人罢工的先驱。像许多国人习惯的中国式英雄电影的主角那样，他们的成长过程有着典型的象征意义：出身贫寒，是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以劳力赚钱糊口，是为“工人”身份的起点；奋起抗争，是为被强势者威逼之下的自然反抗；以“罢工”为抗争手段，是为对弱肉强食之社会秩序的觉醒式不满及破坏。罢工中的他们，也许未必会想到效仿古人以命博权益的起义式对抗方法。究其原因，当与他们仍想以相对低的代价获得不必太多的生存资源有关———这些“不必太多”的资源，足够他们活下去甚至活得好。这于古人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

罢工的工人们，较之揭竿的古人们，在对待生存的心态上，有着非凡的进步。他们对秩序的破坏，是一种修正意义上的对管理者的警醒，他们相对的理性让社会有了虽颠簸却仍能相对稳定地向前航行的可能。人类走向和谐的希望，也正隐藏其中。 然而秩序的走向却未能按照弱者的好意而修改得更完美，就像人类文明未必能按照良知一族的期待而准确地向着希望前行。“林伟民”或“苏兆征”们业已作古，成为一座城市先进精神的象征———即便他们曾经只是一名底层的弱者。“罢工”这个词仍在世界上大面积漂游，甚至在法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罢工文化。这证明曾经的秩序破坏者们，其行为并没能达到根治秩序弊端的理想化目标。我们这一代人，仍将面对他们曾面对且抗争过的各种问题。列宁曾说：“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其原因只能是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病”。所谓弱肉强食，至少在今天我们的身上，还需要运用更多更好的智慧，去努力纠正。

（原载2008年12月18日《南方都市报》之《珠海读本  珠海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