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干（1861-1935），字耀堂，广东珠海市上栅村人。1861年4月15日（清咸丰十一年农历三月初六）出生，是1872年至1875年间中国派赴美国的120名留学幼童之一。蔡廷干是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重要官员，他学贯中西，文武双全，历任军、政、财、文要职，均游刃有余，有所建树，晚年潜心研习学问，著有《老解老》（诠释老子《道德经》的著作）及《唐诗英韵》。1935年9月24日，蔡廷干卒于北京。

一个得欧风美雨洗礼、具有民主气质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

珠海的金鼎，原先亦是一个颇具悠久历史的乡镇。星移斗转，如今成了唐家湾镇的一个行政村落。名谓金鼎，究其势概因周遭群山环抱，固若金汤。但在近代史上，却贡献了一批金融买办各式人才，其中不乏三代均为洋行的买办、总办，所谓世家旺族，如今则在留存的古建筑中，还依稀可以判断出有过的兴旺盛衰。

买办生涯是先替洋行做事，然后再用积蓄自已做事，其荦荦大者则成为了民族资本的先声。

然而同是出在金鼎上栅村的蔡廷干，却走出了一条迥然相异的路。

蔡廷干出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生在靠近澳门的开放风气之先的这块南海之滨的土地上，在彼时彼地可算是一种幸运。

他在受蒙之年亦被选为第二批留美幼童，其后的故事亦同唐绍仪、唐国安等同籍同里的同学大同小异。在美读书心智开启，1881年被清廷召回渐次起用。先后在北洋舰队、福建水师服役，并参加了中法之战、甲午海战。其中有荣升的喜悦，也有败军被俘的创痛。

人由青年至壮年的阅历，其实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底色，而蔡廷干在这段重要的人生历程中，不仅与同学唐绍仪过往甚密而且因此结识了袁世凯。人生的拐点虽然出现在后半段，可这一个人际交往的圈子，却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

在袁世凯当政之际，蔡廷干由海军重臣转而在辛亥之年屡任重角，继而由武入政成为财税总办，人生的三部曲渐次奏响。

以蔡廷干的娴熟英语及外交才能，投身并不熟悉的理财理税的总办宝座，其人生的转换与变脸竟不着痕迹，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其不仅智力超群，而且已在那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官僚。这亦是从珠海人徐润所著的《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可梳理出与其妹夫蔡廷干交往的历史的线索出来。

历史把蔡廷干推上了二十世纪初中国财税外交的舞台。蔡廷干在袁世凯称帝、英国梦想吞并西藏的外交斗争中，在俄国对蒙问题的讹诈上、在日本的侵华野心面前，都表现不俗，表现出了一个得欧风美雨洗礼、具有民主气质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良好品格。

而蔡廷干自己呢？在介绍中华传统文化给西方世界时，还亲力亲为翻译介绍《道德经》和唐诗等，成为财税之外对近代中国做出了又一种贡献的优秀的中国人。

求学第二批赴美留学幼童

1871年，容闳的幼童留美设想付诸实践之后，由于广东省得风气之先，加上有容闳、唐廷枢、徐润等思想较为开明人士的引荐，入上海预备学校者大多数是粤籍儿童，尤以香山县为众，蔡廷干便是其中之一。蔡廷干先被选进清廷在上海创办了一间预备学校，后顺利通过考核，并于1873年作为第二批赴美留学幼童出国，抵美后与唐国安、唐元湛同被安置在玛萨诸州的A.S.MsClean家中，入新不列颠中学（NewBritain）就读。毕业前夕，蔡廷干还曾入该州罗沃尔（Lowell）机械厂学习。

1881年，由于清廷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加上当时主持洋务的李鸿章态度游移，这批原定15年学成的幼童，只得奉命提前回国。归国后的蔡廷干，被分配到“大沽水雷学堂”学习，除了学习有关鱼雷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之外，还跟随外籍教官学习电机、采矿、测量、航海课程。

从戎亲历甲午战争并被俘

毕业后，蔡廷干被派往福建水师当士官，1885年参加了中法之战，1888年被调往北洋水师服役。1889年（光绪十五年），蔡廷干升任北洋海军鱼雷左一营都司、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1892年，晋升为北洋水师“福龙”号鱼雷艇管带。

1894年（甲午年），日本政府趁朝鲜政府请清政府协助镇压东学党起义的时候，悍然出兵侵占朝鲜，并于7月下旬突然袭击北洋水师。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黄海之战中，北洋水师受重创，水师提督丁汝昌受伤，“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壮烈牺牲。蔡廷干在率领“福龙”号舰与日军“西京丸”交战中，鱼雷用完了，只有在返航中救助堕海的战士。第二年2月，日本海、陆两军又夹击威海卫基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蔡廷干率“福龙”号舰在突围中受伤被俘，被押往日本大阪囚禁。189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蔡廷干被释的同时亦被革职。

不过，经好友唐绍仪引荐，蔡廷干很快再踏仕途，充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幕僚。1907年9月，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蔡廷干亦随之入京。同年10月，蔡廷干跟随清廷派商务大臣杨士琦率“海圻”、“海容”兵舰自上海赴南洋考察，宣慰华侨，以娴熟的英语和丰富的国际知识，渐为袁世凯倚重。

1909年，宣统登基后，袁世凯被逼隐退，蔡廷干同期在北京退隐，这种共进退的行为被袁世凯视为忠贞的表现，为其日后受重用埋下了伏笔。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被起用为总理大臣之后，蔡廷干很快获得重用，被授任海军部军制司司长，补三品京堂。

1912年2月，袁世凯成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在此期间，蔡廷干积极协助袁世凯，利用其朋友《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的身份，营造对袁世凯有利的国际舆论。与此同时，自身的官位也不断升迁。

1912年12月，袁世凯授予蔡廷干为海军中将，并任命为大总统高等参谋。1913年，蔡廷干担任财政部盐务署盐务厅总稽查兼税务所会办、税务处会办，千方百计为袁世凯筹集财政资金。1914年，蔡廷干又兼任袁氏英文秘书、大总统副礼官，帮助袁世凯处理繁忙的外交事务。礼遇之隆，使得蔡廷干竭智尽忠为袁世凯效力。

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暴露，蔡廷干对袁世凯和莫理循的信赖逐渐起了变化。袁世凯在“中立”的幌子下，任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强占山东要地，枪杀中国政府派出调解中日事端的外交人员，甚至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秘而不宣，任从日本政府用删改了的《二十一条》知会各国政府，欺骗国际舆论……面对袁世凯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蔡廷干感到厌恶和悲愤，政治上逐渐倾向段祺瑞阵营。

政治立场的适时变更，使得蔡廷干在1918年3月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后，再度获得北洋政府重用，被委任为修改税则委员会主任兼全国税务学校校长、大总统副大礼官，又授予“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以示嘉奖。

1923年，蔡廷干任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关税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任税务处督办。1925年，受段祺瑞派遣，蔡廷干与外交次长曾宗鉴赴上海交涉“五卅”惨案事宜。同年10月下旬，蔡廷干与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后增王宠惠）为关税特别会议的全权代表，与美、英等12国代表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11月19日，关税特别会议通过中国关税自主案。

1926年，时值北洋直系、奉系、晋西军阀混战时期，杜赐珪成立，蔡廷干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任内无甚作为。杜赐珪内阁辞职，蔡廷干也离开外交部，仍旧担任税务处督办。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并占领武汉，而北京政府却发生了财政恐慌，蔡廷干身为北京政府的税务处督办，不能为北京政府提供财源，无奈辞职。

1927年5月，蔡廷干离开了北京政府，闲居大连，时年66岁。在此期间，蔡廷干对当地贫困居民时加接济，拒绝与占据大连的日本显要人物来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干返回北平定居。

晚年的蔡廷干致力于研究国学，有时应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邀请，以中国文学为题材作专题演讲。他著的英语《老解老》（诠释老子《道德经》的著作）及《唐诗英韵》（“ChinesesPoemsinEnglishRhyme），193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唐诗英韵》一书，至今仍在英、美等国家流行。其他未成书的有英译《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选篇》，在中文方面有《古君子》及《大东诗选》等。由于蔡氏在文事武功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所以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又被冠以”儒将“的称号。

蔡廷干故居寻常巷陌难寻名人踪迹

关于蔡廷干故居史料记载甚微，翻遍书刊仅能找到一句简短的地址描述：蔡廷干故居位于珠海市上栅村两围城长巷19号。

午后，记者带着有些忐忑的心情驱车来到了蔡廷干故居所在地，经过一座牌坊，车子驶进了人杰地灵的金鼎镇上栅村。沿着窄巷一路向前，记者注意到不同此前采访过的名人故居，马路两边没有任何指示牌。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徒步询问，令人颇感失望的是受访的当地村民竟对蔡廷干一无所知。

如此声名显赫的一位历史名人，他的故居难道真的踪迹难觅？抱着一丝希望，记者心有不甘地沿街苦苦寻觅。一路穿街转巷，终于“两围长巷19号”的门牌映入眼帘，定睛一看虽是一座有些年头的民宅，但根据灰色的水泥外墙判断，眼前的这处民宅不可能是蔡廷干的故居。敲开宅子的大门，八十岁的屋主表示自己已在此居住了十多年，并不知道此地原为蔡廷干故居。后经《唐家湾侨刊》主编唐观挺老人确认，蔡廷干的故居早年的确位于此地，但故居已经被毁。

傍晚的斜阳越过矮矮的院墙，流逝的时光和有关蔡廷干的记忆，全都被笼罩在银灰色光线散落的窄巷中。驻足蔡廷干曾经停留的庭院，穿越蔡廷干曾经踏过的巷陌，似乎只能从20世纪初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中才能捕捉些许蔡廷干的影子。

受访者：唐观挺，唐家湾历史文化研究者，唐家湾侨刊主编

“他将民主共和的理想错误地寄托到了袁世凯身上”

记者：如果要评价珠海名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力，蔡廷干应该不亚于容闳和唐绍仪等人，但我在走访蔡廷干故居时，却发现在唐家人的记忆中，蔡廷干似乎是一个被堙没的名字，原因何在？

唐观挺：不错，蔡廷干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与唐绍仪和容闳等人相比，蔡廷干没有那么重的家乡情结，踏上仕途之后，很少回归故里，也没有做什么泽被乡里的事情，被遗忘也在情理之中。

记者：蔡廷干为何会选择追随袁世凯？

唐观挺：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和其他留美幼童一样，蔡廷干的政治主张属于温和的改良派，因此他反对革命，主张共和。我认为，蔡廷干之所以选择追随袁世凯，一方面是因为袁在他革职后重新启用了他，对他有知遇之恩。另一方面，蔡廷干和唐绍仪一样，将“民主共和”的理想错误地寄托到了袁世凯身上。

记者：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蔡廷干似乎是个例外。袁世凯死后，蔡廷干作为其心腹幕僚，却获得了段祺瑞的重用……

唐观挺：蔡廷干自幼受西方教育，对于民主、专制体制之优劣深有体会。在袁世凯称帝野心路人皆知的同时，蔡廷干在政治上也开始与袁世凯逐渐疏远，而接近黎元洪、段祺瑞。所以段祺瑞执政之后，蔡廷干仍能保持其职位。

“蔡廷干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记者：蔡廷干一生跌宕起伏，早期从戎，后来从政，晚年治学，您如何看待其一生的成就？

唐观挺：无论是从军还是从政，又或是治学，蔡廷干皆有所成。纵观其一生，用政治家、外交家、财税专家等字眼来评介蔡廷干都不过分，但从骨子里来讲，说蔡廷干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更为合适。

记者：不少人认为唐家湾之所以涌现出那么多的历史文化名人，与容闳的留美幼童计划分不开，身为唐家湾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您对此怎么看？

唐观挺：同是珠江口，为什么东莞和保安没有涌现出那么多的名人，而珠海却出了那么多名人？这恐怕要从鸦片贸易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基本都是以澳门为据点，鸦片船在到达广州之前，经常落脚唐家湾，因此这一时期不仅唐家湾的贸易日渐兴盛，唐家湾先辈也得风气之先，开始让子女学习洋文，从事买办，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容闳虽然是留美幼童计划的构建者，但其实施主要得益于唐廷枢、徐润等人的大力支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珠海涌现出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并非与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有关，而是珠海得风气之先的产物。

两次剪辫子

在长达八年的美国生活中，蔡廷干和多数的留美幼童一样，在西式教育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的封建礼教社会伦理的观念有所淡薄，成为几名首先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后来，又因为太顽皮，被送到机械厂实习，由于在机器旁留辫子有危险，所以朝廷给了他可以剪辫子的特权。

踏上政坛之后，为了帮助袁世凯表达“民主共和”的决心，蔡廷干亲自操刀帮袁世凯剪掉了辫子，并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泰晤时报》驻北京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授意其发表“今天下午蔡当着一位秘书和袁的儿子袁云台面前，剪掉了袁世凯的辫子”的独家新闻。

隐居淇澳岛

蔡廷干和唐绍仪不仅是同乡，更是知己好友。资料显示，蔡廷干仅是童年和少年时期曾在唐家短暂居留，留学归国后未曾回乡。但唐观挺老人告诉记者，根据他早年淇澳岛上对老人们的走访，唐绍仪回珠海修建共乐园期间，蔡廷干曾跟随其回乡，隐居在淇澳岛上，并在一块大石上书写了“松涧流泉”四个大字。后由于淇澳岛兴修水利，大石被毁，蔡廷干的手记不知所踪。现如今，“松涧流泉”已成为淇澳八景之一。

遭外报记者移花接木

蔡廷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涉外工作，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充当着袁世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利用媒体制作有利于袁世凯的舆论，但他可能没想到自己也会被记者“移花接木”。当年的《插图伦敦新闻》曾经刊登过一帧相片，作伪者为了表示袁世凯的洋顾问莫理循的恭顺效力，竟将蔡廷干向袁世凯请示的照片偷梁换柱，将莫理循的头像安放在照片中蔡廷干的身躯上。

珠海，你的面目要清晰

我这里说的“面目”和美女什么的没有关系，我说的是城市。其实城市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面目，面目清晰的城市往往给人留下隽永的记忆，虽然有时只是车轮暂停的邂逅，但许多年过去，它们依然鲜活地存于人们的念想中。

然而，可惜的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一般来说都是面目模糊，似曾相识，缺乏区别的标识。国内城市的比较就不说了，即使将国内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放在一起相互打量，我们也会遗憾地发现，城市这种生长物，在生长和茁壮的过程中，一致地患上了一种名为“渐行渐近”的病症。三年前，我曾经在北欧五国行走了一圈，五国中最远的是接近北极圈的冰岛，除了地貌特征以及建筑特征外，其它的标识都很模糊，我说的标识是指在文化差异背景下的服装、节庆、品牌等等细微的呈现。

实际上，在遥远的北欧，我看到的是和中国一模一样的“麦当劳”、“肯德基”；走近商店看到的是几乎相同品牌的服装，新货上市的时间和国内几乎同步……电影亦如此。其实在国外，我已经失去了购买的兴趣，因为很多货物你其实在家门口便可以买到。我曾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麦当劳小坐，除了人们是凹目高鼻之外，他们的服装和我的毫无差别，我要的东西也和珠海的毫无差别……那些油腻的炸鸡腿、毫无二致的薯条以及酱油色的饮料，大大地败坏了我的游兴。由此，我想所谓“世界大同”，它暗藏的深意应该是“世界大致相同”而已。

其实，当世界因为资讯的发达因为交通的便利，已经变为实际的地球村时，它暗藏着的陷阱便是“雷同”，当所有的新鲜玩意在一秒钟就举世皆知时，你还有什么独特可以隐藏？！

珠海是我居住的城市，也是我深爱的城市。当我在皑皑白雪中，在丹麦、挪威的小城漫步时，我感觉北欧真的很美，空气清新无比，没有高楼，咖啡店的桌子从室内延伸至室外……在那一刻，我以为生活在北欧真的很美妙。可是，当我一回到珠海，我以为珠海比北欧更美，温暖的冬天，花草不知冬滋味，在北欧冰天雪地的季节依然热闹地红着绿着……现今世界，物质的影响力使世界大大小小的城市陷入“趋同”，而文化的影响力却极力地呈现城市间的差异，这差异是城市的“脉”，无数的“脉”犹如涓涓细流，汇合起来便成为城市的风格和面目。我以为，珠海是一座有自己面目的城市，它独特的地势：无数的小山脉犹如潜龙般在城市的空间游走；它的海岸线犹如锦缎般连绵飘拂，规矩着山与海的界限……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故居、学说思想等等，都是属于珠海的文化力量，珠海具有面目清晰的资本。

一个城市的面目清晰来自两方面，一是对于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发扬光大；二是在今后的发展建设中尽量保持一种创新精神。这种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在符合城市整个文化背景下的开拓求新。□王海玲

（原载2009年1月8日《南方都市报》之《珠海读本  珠海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