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昌（1877-1953），翻开中国近现代商业史，有一个词汇让人无法回避，那就是“四大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和新新公司，它们指的都是20世纪初中国规模最大、驰名海外的商业巨人。而其中，大新公司是这四大公司中的佼佼者。如今，当你在上海走到南京东路830号，抬头望去，全国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矗立眼前，可是很少人知道，它的前身，就是大新百货公司，由一个珠海贫农创造的华人商业神话。这个珠海贫农就是蔡昌。蔡昌，珠海金鼎外沙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1953年夏病逝于香港。
蔡昌出生在珠海金鼎的外沙村，虽然是19世纪中国后期的1877年，那还是清光绪三年。可是那个靠山不远、靠海不近的村落，大多数人只能是亦耕亦渔，靠天吃饭，怎么去做，也只能是个半饥半饱的生活。
时间越是古老，地理环境对人的生存制约就越大。外沙村到了21世纪的今日，也仍然不算最富裕的村落。但它与珠海诸多村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澳门开埠，受到了中西方文化深深的浸染。
19世纪世界范围的淘金热，南方沿海的居民几乎都是应声而起。他们得风气之先，观念较内陆开放，敢为人先，敢于闯荡天下，敢于冒险。
大蔡昌7岁的哥哥蔡兴，到澳洲淘金去了，有了一点积蓄，有了一点发展，又返回把14岁的弟弟蔡昌带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帮他看护永生水果档。
香山文化中，从洋务买办到小商小贩，好像天生就有一股经商的热情，经商的才气。蔡兴与拍档马应彪回到香港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中国商业史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都是香山人创办，而“先施”，首先在他们手上应运而生。
蔡昌呢？在兄长的提携下亦在先施百货任职，到了1910年，33岁的蔡昌羽毛渐丰，开始单飞了。在兄长同乡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新”百货公司。大新百货的商标是“旭日”的图案，勤奋、刻苦、努力，这些品质对于从小吃过苦的蔡昌自然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不是在守成，而是总有一种创业、创新的冲动。
1916年，蔡昌从香江到珠江，在广州开设分店。1918年，广州西堤八层楼高的大新百货显赫开张。“大新”的名称，在南方人的记忆中，遂成了百年老店的代称，后来广州的南方大厦其实还是大新在商业脉络上的延续。
大新开张这一年，蔡昌41岁。这种年龄，事业有成正是黄金锻造的年龄，蔡昌在经营环境、经营手法上引进国外先进经验，诸多创新，诸多第一，一时风头无两，成为热议的话题。这又成了“大新”最好的商业广告。
珠江、香江的成功，并没有磨蚀蔡昌的进取心。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五十出头的蔡昌却看到的是危中有机，毅然再次过江，闯荡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滩。
上海滩向来是鱼龙混杂，大鱼吃小鱼，充满了诡异与各种变数。
当蔡昌在南京路最繁华的路段选址建设10层高的“大新”百货之际，上海滩要人、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虞洽卿出面阻挠，说是大新的建造会危及旁边的宁波同乡会大楼的安全，不准动工。
上海滩上，从1927年蒋介石当权，江浙以虞洽卿为首的一批商人曾为蒋在经济上效力尤多，政界、商界江渐人掌权者居多。如果不是蔡昌，恐怕南京路上就再不会矗立这一座著名的建筑了。
当时，上海市长、淞沪司令吴铁城，正是香山三乡人，曾民选过中山县长，与蔡昌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香山帮在上海滩，从19世纪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算起，在上海滩上已经打下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基础。这一场好戏，闹上了法庭。其实，庭内庭外，有多少故事几乎都是可以猜想描绘的。结果是蔡昌胜诉，过江龙与地头蛇的软磨硬缠，演绎了上海滩又一传奇故事。
上海大新百货的开张，引进了每小时可供4000人上下的室内扶手电梯，其面积之大，设备之先进，管理之新颖，成为当时全国百货之冠。
半个世纪后，老上海人提到“大新”，几乎个个都指向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商店，那个商场也几乎是国人到上海逛街必去的地方。
人生有起伏，事业有大小。蔡昌那一代人，创业的勇气与豪情，在创业路上披荆斩棘的智慧与努力，对今天的我们，难道没有借鉴与激励意义吗？
蔡昌，清光绪三年（1877年）11月生于香山县上恭都外茔乡（今珠海市金鼎镇外沙村），家中兄弟4人，蔡昌排行第三。父亲是本地一名贫农，全家靠其务农打渔维持。幼年的蔡昌只读过三年私塾，而从小就需要替人放牛或在海边捡些蚌贝鱼虾补贴家用。
十九世纪中叶，澳洲发现金矿，欧美各国殖民者竞相涌到这块新开发的大陆上投资开采，而这股淘金热潮也波及到广东沿海，很多贫农青年结伴越洋闯荡，蔡昌的哥哥蔡兴也在其中。1891年，已经在悉尼开设水果档的蔡兴回到珠海探亲，临走时带走了年仅14岁的弟弟蔡昌。在哥哥位于悉尼的水果档里，蔡昌从帮工做起，后来协助哥哥在悉尼郊外开荒种植蔬菜水果，除供应水果档外，还供应给矿山，矿工用金砂向他们购买。青年蔡昌就这样积累着自己的经商经验。
1899年，蔡兴回到香港，用自己的积蓄与12位华侨集资25000元港币，合股于1900年1月8日在香港创立“先施百货公司”，这也成为“四大公司”之一。不久后，蔡昌也回到了香港，在先施百货内供职。20多岁的蔡昌虽然此时在哥哥手下任职，职务、薪俸都比一般职员优厚得多，但他却不甘寄人篱下，立志自创新路。在此期间，蔡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商品经营管理。
1910年，蔡昌计划集资创办大型环球百货公司，蔡兴非常赞赏弟弟的勇气和志向，大力支持。蔡昌在香港和广州之间奔走游说，共集资400万港元。1912年，蔡昌租下香港德辅道闹市区，终于开创了后来名震中外的“大新百货公司”。大新公司的英文名为“TheSun”，并以“旭日”为商标，象征“旭日初升，大展新猷”的蒸蒸日上之意，蔡昌担任总经理。
当时的香港已是商贾如云，新成立的大新公司面对“先施”、“永安”等实力雄厚的同行激烈竞争，蔡昌举步维艰，事必亲躬、兢兢业业，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安排当天事务，并要亲自掌握进货品种、数量，且严格检查商品质量，讲究信誉，慢慢扩大业务，成为香港后来居上的百货公司。
1918年，蔡昌将经营重点投向了广州，首先在广州西堤开设支行，并在惠爱路（今中山五路）开设分店。当时大新公司在整个华南来说算是最宏伟、最华丽、花式品种最齐全的百货商肆。曾轰动一时吸引不少人去“游公司”，每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所谓“唔买都睇下”（不买东西都要去看一下）来增长见识。
由于大新公司在香港注册，有所凭借而且建筑坚固，在广州经历过多次变乱都没有受牵累，因此历年都获厚利。香港总公司初创时，资本额港币40万元，而广州公司则是香港总公司拨款经营，据说惠爱分店历年营业额少则30至40万元，多则70至80万元之间。西堤支行和香港总行营业额如今已经无法查证了。
可惜在1938年秋，在日军铁蹄下广州沦陷，大新公司西堤支行遭火焚毁，未及疏散的货物及设备荡然无存。惠爱路分店虽未遭战火，但因货物家具都疏散到认为坚固建筑的西堤支行，因此同样受到重大损失，一直不能复业。
1936年1月10日上海大新正式开张，据说南京路上人山人海，商场内更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得不于下午四时提前关门，进行整顿。
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市民纷纷涌入租界躲避。日本出于外交原因，侵占上海后并未进租界，故租界区形成畸形的繁荣。大新公司地处租界中心，营业较战前更为兴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大新被日方监督管制，不久后日军占领香港，香港大新公司也遭受日本侵略军管制。
日本投降后，上海一度出现虚假的繁荣景象，大新公司的营业一度跃居上海四大公司之首，可惜好景不长，1946年后因为美国当局对华大量倾销商品，加之国民党为发动内战大肆搜刮商品，变相掠夺民族资本家，上海百货业陷入困境，大新公司也元气大伤。所以蔡昌将经营的重心转移至香港，同时将几名代理人员调走，大新公司一时陷入既无资方又无资金的两难境地。
上海解放后，蔡昌在香港会见了上海大新公司职工代表，当得知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后，当即向上海大新公司电汇3万元港币，并踌躇满志准备回到上海再创辉煌。岂料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海，局势紧张加之蔡昌年老体衰，终未能成行。1953年夏，蔡昌带着对上海大新的遗憾辞世，享年76岁。
清明前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沿稍显泥泞的岐关公路驶向外沙村，路旁高大的杨树和山间的田野已经泛出翠绿的嫩叶。外沙村在珠海并不出名，远不及特产茶果官塘村，不过村中保留下来的晚清和民初建筑倒是非常惹眼，苍桑的墙壁流露出风蚀的痕迹，仍然在这些老宅居住的村民对我们这些陌生人的到访显得有些意外。年轻的村民告诉记者，偶尔有珠海中山的“驴友”徒步或骑车经过这里，也会进村来看看风景，而最吸引他们的就是这些老宅。
蔡昌的故居就在这些老宅之中，若不是乡民指示，我们一时还辨不清。大门还保持着晚清风格，甚至还有“文革”的标语没有完全褪去，这里不像珠海其他名人那样，有雕塑有图片展示甚至还有遗物，毕竟蔡昌是一个商人，对政治文化没有其他名人那般贡献，他只是那个时代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在国内的大型百货市场曾独占鳌头，他不像陈芳富甲天下且声名远播，也不像唐廷枢亦官亦商，就像还有认识蔡昌的外沙村乡民所言：那个时代华侨太多，谁都有点儿出息，蔡昌只不过是当时“叹世界”的佼佼者而已。
事业有成之后，蔡昌对家乡的建设非常关心，在担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常委兼财务委员会主任时，他针对中山县建设提出很多意见，如加速修建岐关公路、整理全县税收、筹办中心银行等。同时蔡昌还在金鼎创办慈善福寿帛金会，捐资帮助贫困乡民，还于1929年出资在外沙村修建礼和小学，免费让乡民和邻近各村的儿童上学。
在今天外沙村的老人看来，当年的蔡昌很有公德心。年近八旬的卢华诚老人告诉记者，那时马戏团在广州大新公司表演时，蔡昌有机会都会拉过来给外沙的乡亲们看。卢华诚说，金鼎当时出去闯世界的人文化低，三百多人都没什么出息，就一个蔡昌当了这么大公司的董事长。蔡昌虽然是商业人，比较富裕，但在外沙盖了整栋楼，老人觉得一是为了面子，二是给乡里孩子当学校。蔡昌最初盖这栋楼的时候，盖了四层，后来又加了五六层。另外据说蔡昌还买几十亩地，收租给学校请老师当经费。村里老人回忆说房子是1930年建成的，虽然是私人房子，但都给孩子们读书、睡觉。而学校里就只有一个大班。1950年的时候只把原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章拿掉了，换个五角星。日本仔来的时候这栋楼就成了他们的司令部，国民党后来也是用于军事驻扎，共产党的时候是一个炮团司令部。几千人就分散在旁边，而且当时是中山六区的区政府所在地。
在外沙村，如今知道蔡昌的都是老人了，每个人都讲他好，据说蔡昌当年在家乡也提倡破除迷信，还带头拆掉一些庙，但蔡昌自己是信耶稣的。
一个世纪前的国际型百货公司，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成功之处值得当前的商人学习。当时，大新公司以经营环球百货作号召，自然有不少洋货，但一个时期还是以国货为多。洋货多从香港总公司直接向外国厂商进货，拨出一部分运到广州销售。国货除在本市直接向厂进外，还向上海等地批发商联系批购。而且经常派员到北京、天津、上海、张家口等地采办商品，如缎、纱、葛、罗、绢绸、布等商品，多为上海、杭州、山东、广州等地织造厂生产，毛毡为天津所产。日用品则多属广州、佛山、福州、肇庆、潮州、新会、阳江、东莞等地产品。
在定价方面，除极普通品种外，一般零售价稍为高于市面上之零售店，故利润较佳，还效法先施公司“不二价”做法，使买方放心不致蒙受开天索价之苦而受骗上当，亦减少讨价还价麻烦。为了招徕顾客和推销积压残次商品，节日期间，进行大减价，或者按价值发奖券，抽奖赠品；也有礼券出售，方便顾客馈赠亲友。
除了设备以外，大新的管理也同样“先进”。大新公司内部组织严格按照公司设立的组织规程，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委任总经理和司理，具体负经营全责。设立秘书、进货、送货等部门，并按商品种类分设若干部售货，设部长主其事，有稽查员负责巡视各方面情况及时反映，研究解决。当时大新的职工达八九百人，除少数由粤港调任或经人介绍外，绝大部分均为登报公开招聘，经考核严格挑选，最后由蔡昌逐个审定，人员素质较好。
作为大新公司的总经理，蔡昌平时对公司员工要求严格，奖罚分明。为提高职工的素质，要求大家平时要补习算数、珠算及英文等课程，还请体育教师负责教导职工体育运动，并聘请医务人员为职工免费诊病及配药。大新公司还规定于年终补助工资一个月给全体职工，平时工作表现好的，年中往往得到用信封包着的额外奖金。对违反店规的人，轻则通过各部长给予处分，重则下令除名，不讲情面。
由于公司经营得当，管理有方，蔡昌及其经营的沪、穗、港大新公司驰名海内外，在全国百货行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现在单从当时大新公司在香港、广州的商场建筑上，我们就能看出大新百货公司雄厚的实力。当时，港穗两地的大新百货公司都是大新公司自建楼房，在其中建筑规模以西堤支行最大，是12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并自置有供水、发电等设备，四部升降机，顶上三层是凉台式小楼和天台，顶楼设有“大新乐园”。建筑左右两旁还兼营亚洲酒店和觉天酒店。而惠爱路分店为五层砖木水泥混合结构，内有天台游乐场、西餐和浴场等。天台游乐场游人非常多，有所谓文明戏杂技等演出，就连著名的近代题材戏剧陈云裳等也曾在这里演出过。入场券每位一毫在当时算是相当高昂，光门票一项收入已相当可观。当然，商场内拥挤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升降机吸引了游人来乘搭。据说在广州大新百货鼎盛时期，竟然有不少私娼混迹其中，致使一些富贵人家的“大家闺秀”非常尴尬，既想去逛大新，又怕招致误会。
现在我们对商场的自动扶梯和空调已经司空见惯，但在20世纪中叶的上海，一家新张的大型百货公司里设置了中央空调和自动扶梯，该多么吸引人。上海大新历时13个月落成于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地带，楼高10层，总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为当时上海四大公司之冠。大楼底层外壁采用具有天然光泽的黑色山石，二楼以上各层均以浅黄色瓷砖敷面。内部光线明亮，通风良好，装修考究，安装有冷暖气空调设备。又从美国沃迪斯公司进口自动电气扶梯两座，分别从地面至2楼和3楼，每小时可供4000人上下。上海大新吸引了市民强烈的好奇心，即使不想购物，也往往会进去游览一番。
我将一个煮熟的鸡蛋轻放进海里，我想知道它能否浮起、哪头朝上。但是，码头一带的海水浑浊而且澎湃，我只看到它在水面转了个圈，就沉没或被潮水卷走了。——远处是一些作业归来的木壳船，腥味的集散地，一些赤脚的男女搬运着臭鱼烂虾。
我试图求证一个传说：千百年来，有一个被叫作“水上人家”的汉族民系，因为长年累月以大海为陆，以小艇为家，像浮于饱和盐溶液之上的鸡蛋，所以被称为疍民。———码头上的一景，正是他们往昔生活的一个侧影。
我所见到的这些渔人，有着现代人的沉默。也许，只有当一叶扁舟浮于万顷汪洋之中，就像牧人匹马游于天宽地阔的草原时，他们才会有感慨或雅兴引吭高歌———我手头有一本《珠海沙田民歌》，是130多首疍家民歌歌词的集子，是将珠江入海口疍家人的非物质的“歌唱”物质化的一个结果。
据说：世上有伪诗，但没有伪民歌。诗的归宿是文本，故而容易矫揉造作；而民歌只是饥者劳者之歌，所以骨子里都是质朴率真。刘三姐面对三个饱读诗书的秀才自豪地唱道：“歌仔都从心底出，哪用船载水运来？！”可谓点中了“伪”穴。
遗憾的是，我不能用耳朵听这些心底来、口中唱的歌，而只能像读诗一样，感受其语言的朴素明快，句法的灵活随意，以及对于文学而言似乎陷于停滞状态的隐喻、象征、双关、拈连、顶真等等修辞手法。当然，这些歌词一点也不缺少充实、饱满、直指人心的内容，比如《旧时梁汉去坦洲》。只有8句，刻画了一个深受“岸上人”歧视和欺凌的疍民的形象：去坦洲的梁汉站在街头看布告，被恶霸黄祥的马仔拉到一个叫“合成”的店铺门前戏弄。歌的结尾如雕塑般定格：“五支驳壳指住他心口，十只黑手禁住他的头。”就这样戛然而止。我感觉它的蕴味与诗在同等高度。再比如《尸骨堆起万人坟》，控诉日寇的凶残，词中有“细佬都被斩开两三边”、“铁线穿掌几百人”。读来令人血脉贲张。我们对日本的挞伐很难激起世界性的广泛同情，就在于这类文艺多的是高调和嚎啕，但却缺乏历史细节的有力支撑。
民歌曲式都有一定的套路，但内容流转不居，歌手往往触景生情，情起即唱。歌唱者有限的文学传承，比如诗词成句、民间谣谚等等，大量地被点化使用，大都能点铁成金，少有不伦不类的，因为歌者起于场景终于抒情，没有成诗的野心。最可贵的，当属对生活的灵感型的原创性发掘，其中比比皆是。总之，它是随意性的才艺表演，只是碰巧凝聚成为语言的艺术——质朴率真的诗。
民歌传唱在圣人布道的遗漏之处，比如蒙、藏、维、壮、云、贵、川等边陲之地。所谓“圣人布道”，是中央王朝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而在边沿地带，则由民歌这种亚文化来填充。看来“文艺”是人所共需，与文化的深浅无关。疍家人是汉人，沙田民歌是主体汉文化别具一格的亚文化，这个很可贵。
自古疍家人就被认为是“四民之外，瑶蛮之类”，国初，甚至有人类学家建议把疍家定为中国的第57个少数民族，但却遭到疍家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自认其先祖是东晋末年播乱东南的卢循的余部。我在这本词集里，特别是在长达864行的长篇七言叙事诗《梁山伯与祝英台》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当然是简单化的汉文化的历史烙印，但是，却几乎找不到一丁点关于这一特殊民系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的自我陈述。独特的疍家人没有历史负重，令人稍感遗憾。□唯阿（作家）
（原载2009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之《珠海读本 珠海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