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没有忘记我的另一个责任领域。也许，我同时作为作家，也把我的活动放到了一个太美丽的光明世界。造物主的责任我真的已经彻底搞清楚了吗？他的参与到底有多诚实？而他用从无知无意识的世界引诱出来的一切，又给读者带来了什么危险？

作家的诚实——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吗？难道他不是一个撒谎的人，却又希望别人认真对待他？而他的参与——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到底能感觉到多少？世界的不幸和悲惨他利用了多少，为的就是增加他的艺术打动人心的感染力？

对于作家和画家来说，在这一点上，所谓责任是这样来措辞的：你是不是一个石头眼睛，能够记录所有发生的事情而不为所动？那种火热之中又能奇冷的奇幻想象，是不是你的幻想？可以用药房配药的勺子添加一点剂量恰好的具体性？还可以用计算精确的量具给你的人物和事件过程量出所需要的空间、光泽和意义？或者这么说吧，你的眼睛是不是会流眼泪，为了那些你正在描绘的不幸人物？你的心会不会因为同情那些你在纸上捕捉住的受尽伤害的人而加快跳动？

就在这个方面，不为人知的法官会把眼睛紧紧盯住作家和画家，粗暴地催他们拿出一个清楚的信息。而被告撒谎的时候，这个法官很可能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眼前的这块白色墙壁把审判场景搬到了德累斯顿。这个城市在一八一三年经历了两天两夜可怕的战火摧残，在浸满鲜血的土地上留下了成千上万的死者和伤者。我也到过那里。我的种种印象都再现在那年的一篇文字里，对战争做了谴责。不过，现在涉及的是又再重复的现实生活，只是比那个时候更加冰凉，就在我面前的一巴掌大的白色墙壁上重新放映出来。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个战场的景象。我看到人们怎么扯碎了那些战死的法国士兵的衣服，把他们的尸体抛到一个个大坑里，每个坑里二十个尸体或者三十个尸体。就在这里，俄罗斯特种兵冒着来自法国大炮的疯狂炮火发起进攻，整个战场都躺满了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一个俄罗斯特种兵的头被炸掉了半个，死伤士兵中间的另外一个朝着弹药箱急不可耐地伸着手，想要重装子弹，但这种急不可耐已经变成了永恒。还有一个俄罗斯军官连军刀都打弯了，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最多也就二十三四岁。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永远定格在“冲锋啊！”的姿势。他的一只胳膊被炸飞了，胸口也被一个炮弹炸开了一个大洞。在那边远远的草丛里动来动去的——那是一个全身的军装都浸满鲜血的年轻俄罗斯士兵，两只脚也被炸碎了，但还坐在那里啃一片军队发的干粮。他就这样坐了三天了！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给我们看他已经空空的军用水壶。

面对所有这些景象，我感觉到了什么？

我是一个在哭泣的动作中可以落入一个朋友的怀抱中的人——但是对于我的笔正好抓住的遭受巨大痛苦不幸的人，我到底有多少同情呢？我的文本没有带上这个方面的任何痕迹。我的艺术已经从恐惧的所有枝杈中绽放出来，让这种恐惧失去了恐惧的力量。

我的心看来是花岗岩做的。

另一幅所发生事情的图像把前一幅图像推开了。我们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手里还端着葡萄酒杯，这时一枚手榴弹在窗户下面的广场上爆炸了，炸掉了一个正要去水泵那边打水的威斯特法利亚士兵的头。一个本来衣着整齐的市民被这次爆炸炸翻在地上，正艰难地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他的肠子从炸开口子的肚子上挤了出来，他就倒在鹅卵石铺成的地面上死去了。跟我一起喝酒的兄弟、演员克勒吓得酒杯都掉在地板上，可我一口喝干了酒，高声大喊着：生命算是什么玩意？都没法忍受得了一块着火的铁块——人的本性还不够脆弱吗？我吃惊地盯着眼前的墙壁上那个叫喊这些话的人物，他跟我的样子一模一样。可我现在还能感觉到这种情况会要求人感觉到的同情吗？

就是因为这种冷酷，艺术家要面对法庭的审判。

这个场景现在被另一个场景推开了。是几个小时之后的场景。女人们已经在外面的台阶上摆好了餐桌上的餐具和食物，我们还没吃过晚饭的人可以尝尝饭菜了。一个大酒杯在转着圈子传递，人们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尽管远处还传来隆隆的炮声，还有一两个手榴弹在一段距离的地方落下来。我们在这种振奋起来的气氛中互相举杯祝酒，摆脱这种直接的危险给人的体验。布列萨公爵夫人的女仆正通过大门走出去，打开马车的门，这辆马车是要载着她的女主人到安全的地方去——可她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一个手榴弹炸碎了，真的不折不扣地炸碎了。在我的日记本上，我能清楚地看到我在很有意味的“炸碎”这个词下面还划了横杠。

我的脸颊应该因为羞愧而发烧。但我的心冰凉。

而我还在胡扯着什么艺术家的自由！就好像这种自由居然还能让一个克罗地亚军团来维护，而这个军团刚刚砍倒了一群女人，还狞笑着把她们的孩子挑在刺刀尖上。

在我的眼睛里，受难的情景立刻就变成了艺术。因此我可以以卡罗特式的笔法，用眼光的冷峻的警觉和手的富有经验的精准，再现出最可怕的惨不忍睹的景象。不对，那个还在流血的脸颊上的轮廓必须再圆一点——尸体上的烟雾不应该画得那么浓密，那样的话枪弹的伤痕就变得不清晰了。

这个艺术家——不管他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画家——是一种怪物。可也没有另外的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清楚而可以理解和可以把握。他负有他的责任，手上却蘸满了鲜血。他还会注意到，鲜血的颜色变化还应该朝朱红的颜色更靠近一点。

这个艺术家怎么能够走出他冰冷的自我——依然还是一个艺术家呢？

只有音乐家自由自在。不过，关于生存状态的特殊性质，他也没有那么多可说的。他只能满足于刻画出情欲或者悲伤的更一般的曲线。

当我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的艺术创作，好像我第一次对我的作品采用了这种批评的目光。

我对我自己感到恶心，对我的身体感到恶心，没错，只要我还能记得住，也对我的整个生存感到恶心——但是我从来不对我写下的东西感到恶心。

那就好像有什么人在晚上借给我一只额外的眼睛。

而我自己——好像我失去了我的轻率和粗心。我的思想甚至让我感到陌生。好像我忘记了第十一条戒律：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太当回事。

我徒劳地摸索着对自我的嘲讽，这种嘲讽和对自我的鄙弃其实是并存的邻居。

译注：

卡罗特（Jacques Callot，1592—1635），法国漫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