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屏住呼吸，必须让自己镇静一点。于是我注意到我丢失了故事的线索。我本来是要讲一讲我和米莎的爱情故事，这本身也是我的辩护词里的中枢神经。如果说《骑士格拉克》算是我的第一个故事，那么我应该用有关我与米莎在一起的生活的最美丽也是最有光彩的故事来作为结束。这个故事从来没写出来，那是我最大的悲哀。
不过，我还是要试试把这个故事里更详细更要紧的一块碎片保存下来。我要拯救我们的“对话”之一，保存到你记录下来的这份笔记里。是的，是“对话”，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说明这种高尚的交换了，这种交换既是爱情动作的交换，同时又是创造性的词汇的交换。事实上，我们是互相创造出了对方。她在我单薄的身体里注入了她的力量。如果我的辩护词有一种说服人的力量，那么我要感谢的是她。
这一切我都能在我面前这块白色墙壁上看到。不过，这些图像中妙不可言的东西是到现在才在我眼前出现。这些图像都是活动不定的！
你能想象一个走马灯吧，它有那种特殊构造，所以你在这堵白墙上不光能得到一个孤立僵硬的生活画面，而且还可以看到图像按顺序一张接着一张非常快地闪过，快得让你的眼睛得到一种现实生活的幻觉图像，这是一种把全部丰富性都再现出来的生活。我有一次曾看过西洋镜里的图像，这种西洋镜能给你一种头晕目眩的体验，你能看到一个骑兵在骑马飞奔，这是因为每张图画里那匹马的腿和骑手的位置都往前跨出一点点。当我飞快转动图像往前翻动的时候，就出现快速飞奔的感觉了。难道没有可能再现这样一种有很多不同动作的动画顺序吗？这样的艺术正好能创造出我看到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出现的生活——表面看是我的生活片断的再现，可实际上是新的，就好像你要踩进去的河水，好像要说服你相信这是和昨天一样的河水，其实已经不是了。就是我眼前的这块白色墙壁上，不管怎么样我都看到了我的生活在展现出来，就像是第一次发生的事。这是上帝的作品。
来自炉台上那支蜡烛的微弱光线现在落在了我刚暗示的对话上了。一开始就好像我还不存在。我差不多就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期待。我的嘴就是表达一种歉意，仅此而已不会再多。她用手指尖触摸着我的嘴——她要表达的自然是比手指尖更多的话——而我的嘴唇也就敢存在了，同时她的赤裸而有暗示性的手指，也就成为具有那些嘟嘟哝哝的话的力量的手指，能把话从我的嘴里拿出来。
根据我还能记得住的情况，我和我的身体一直打架，势不两立，我肯定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了结我的身体。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借助狂饮烂醉的方式，很成功地把自己弄得只剩下了一把碎骨头，靠一件纽扣扣到下巴的外套才包得住。
米莎不仅宽容了鬼影子一样的我，让我可以沉入她的怀抱里，她还命令我继续存在下去。她的话要把我创造成我自己可以与之和解的一个生物。
我对着她的喉咙呼吸，一个发送给喉咙的空洞信号，能得到我暗示的呼吸动作的实质。同时，她的喉咙在教我真正的呼吸。
她的手往下触摸我的身体——我突然就获得了皮肤，在皮肤下面还有轻巧的火焰在跳跃，不再让我感到困惑的火焰。我的词语沿着她的大腿做着爱抚的动作，这大腿的存在也让人意外——大腿让我的爱抚存在。我的思想从我身体里飞出，飞入了她的身体，就好像画笔一刷之间颜色在湿漉漉的水彩画布上散开。她的词语变得冒险而大胆，勇敢地和我相遇——我听到的声音，提供了她的说话声。我的信任为她注入了明智的思想，那本来是我的朋友不愿意对她承认的思想。作为回报，她的明智强迫着我改变我的优柔寡断，变得直截了当。
一切都是这么敏感脆弱，这么开放，也这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一切都只是勉勉强强才敢跨入现实当中去，开始小心翼翼地活动，慢慢成形。而我们飞翔在空中，充满恐惧地拥抱在一起，在床铺上方几乎有一手掌高的地方飞翔着，成为互相即兴创造出来的作品。
我已经不再有任何记忆了。米莎已经接管了它们。我记忆的是她的童年。
我在写她——而她在写我。
我想起来，歌德在写作一首诗歌的时候，是怎么样用手指在情人背上计算诗歌韵脚的。如此不屑的事情！如此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人写的应该是对方，是相互在写。
真奇妙。感觉好像是到了此时此刻，当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理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爱情当中创造出了对方。好像这种洞察内心的见解是在我的词语里产生的。好像它此时此刻才出现在我的头脑里。
我有一种感觉，我在一瞬间可以让我自己使用我将来的读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好像一个善意的未来甚至让我创作出了那首高昂歌曲的一段，那是我从来没有能力在纸上写下来的。
但是我们彼此的创造并没有充分完成。曾经有过亵渎神明的事情。我们两个在我们的作品里都留下了让人会掉眼球的明显裂痕。她让我变得那么小，还给了我这么一个尖尖的鼻子，我甚至可以用鼻尖戳住一个树上掉下来的苹果。而我让她的一只眼睛有点斜视，在右肩膀上留下一块非常难看的胎记。
要是完美无缺，那我们的创造就可以挑战上帝了——要是有上帝的话。无论如何，那也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干扰吧。我们就爱对方的这种不完美。而且拿这种不完美开玩笑。我的尖鼻子戳到了她的肩膀，她就会“哎哟哎哟”大叫。她看我的时候，我就嘲笑着把我往旁边挪，这样她斜视的眼睛才能看到我。
正是有了这样的缺陷，我们的爱情才给了我力量。好像这种爱情知道怎么样容纳这些缺陷——让这些缺陷成为一种力量。
所以，我的爱情和我的作品，它们是互相映照的——甚至都要求有一个内部先构置好的缺陷。同时我对它们两者都有一份责任。有对一种明智责任的要求。事实上针对我自己我也必须为这场爱情辩护。我不是认为我配不上这场爱情吗？是米莎在为这场爱情辩护，针对我做辩护。
此时此刻这涉及到我刚才暗示的事情，一种内部先构置好的缺陷也存在于我写下的东西里。让我告诉你一段写作者的时光吧，它恰好在这块白色墙壁上出现了。
我是坐在一个咖啡馆里写东西，面前是杯葡萄酒。有一个朋友在我的桌子边坐下来，不过坐着没说话，不愿意打扰我写作的灵感。他只是时而点点头确认什么，好像他可以读到我写的东西，愿意表示赞同，还借给我一点他自己的热情，作为对我的故事继续下去的一种贡献。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感觉是有什么陌生人的手在把住我的手移过我写的纸上。我把那张纸斜举起来，这样透过的光线就可以揭示出纸上可能存在的笔划痕迹。非常重要的是，那些我在头脑里已经有了但还没有在面前的纸上写下来的句子，已经出现在纸张表面，在寻找那些笔划划过而加深的痕迹，为我这支笔提供能跟随的笔划痕迹。
我的任务只是在那些看不见的文稿上填上墨水而已！
那些构想是先于我，在我动笔前的一瞬间就先有的。不过，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个在我来得及把鹅毛笔尖触及到纸面之前就真正在写作的人，他也叫霍夫曼吗？尽管他其实坐在某个像矿井一样昏暗的地方，被硫磺火焰和木炭烟雾熏得头晕脑涨，还是能先发制人，抢在我的想法之前？
我在咖啡馆桌子上放在我面前的那叠纸里摸索，找我昨天写的那一张纸，不，应该说是我昨天受到诱惑才写下的那张纸。而我立刻发现，在第二段里有一个让我感到左右为难的错误。看吧，也许不会有另外一个人能发现这个错误，就是在我对面坐下来、现在还把他能激发灵感的沉默借给我的这个朋友也发现不了。我把这张纸也斜对着光线举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出可能存在的笔划痕迹，那种朝另一个方向的笔划痕迹。可是这一次在纸上看不到一点另外的笔划深划过的痕迹。
我试图划掉那些失误的词语，在上面写下正确的词。但墨水四散开去，我的修改一点都固定不下来。
就好像是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或者也许是那个隐蔽的、更加聪明的霍夫曼——在写作中引导我的笔尖，这样的写作可以容纳一个错误，而当我要去修正的时候，却背叛了我。
就好像这份稿子要求有一个秘密的内部先构置好的错误。就好像一个大师的杰作必须有一条裂缝，或者容纳一个矛盾，因为现实是伟大的、有效的艺术。好像唯有上帝才是完美的。
那时我已经开始多此一举地减少我的音乐作品。借此想抓住这门艺术本身的精华。
昨天留下来的这些稿纸给我上了一课，涉及到的范围之广让我头昏眼花。它涉及到爱情，它涉及到这份稿子，还涉及到这些笔记，它也涉及到我思想里早已经有的那部交响乐。也许它涉及到的就是造物主本身，如果还不是造物主的创始人的话。
对于那个还不为人所知的造物主创始人，我们必须表示尊敬，别试图去敲人家脑袋教训人家。他明白他在干什么。要是你自以为聪明去攻击他，也许他就辞职不干了。
灵感是万物中最脆弱最容易受伤害的。我听人讲过席勒给一个文学上阳痿的朋友写信说：在你做出自己的批评性判断之前，你必须先把突然的念头放进门来。一个重要的作家总是能容得下一个重要的批评家——不过你必须知道，你得管住这个家伙。
我必须为这个自然出现的造物主辩护。我必须为作品里的缺陷辩护。而且我也必须为相互完成的写作辩护，这种写作就叫爱情。
我诗作里最美的东西会插足到我和现实提供给我的最美的事情——我的米莎之间，这是不是一种地狱的讽刺？这个奥林匹娅有光芒四射的眼神，有婀娜的腰身，还有发自内心的叹息，一次又一次从我的文本里走了出来，摇摆着腰肢朝我走来，把冰冷的手放在我手上——那个时候她不会坚决把手放在我的写作上。你相信她只是一个在那个故事《沙人》里才存在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也好。我当然有一度用词语来构成了她的形象，或者更准确地说：用词语雕刻出了她。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就会停留在我的文本里。不过她比我知道得更多。有好多年，就像现在在我眼前的墙壁上出现的场景，她朝我走过来，带着有点痉挛的动作，用有点痉挛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用冰冷的嘴唇压住我的嘴唇，用她挣扎不停的舌头绕着我的舌头转动。
也就像我故事里的纳塔奈尔，当他盯着那个我自己也是无意识地放进作品里去的奥林匹娅那对发光的眼睛，他就忘了自己的爱人克拉拉，当我把这个玩偶抱在怀里，看着她深不见底的眼睛，听见她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叹息，这时候我也会忘了对我忠心耿耿的米莎。这个尤物能违背我的意愿，让我创造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具体。
那么，我在我这一次创造出来的作品里故意构置出来的缺陷呢？而且，我自己显然也没有明白那是什么？突然我看到我的听众怎么都把手指放在鼻子下面捏着什么，好像它们实际上愿意用整个拇指和食指去夹住鼻子，可因为考虑到礼貌的关系动作只做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于是我明白奥林匹娅是发臭的。她身上有一种死鱼般的腥味，味道虽然轻微但不会让你搞错。这真是让人不可理解。
瞧，我把她洗了一遍又一遍，小心地洗，这样木头就不会被打湿而有裂缝。可无论我怎么洗都没有用。我还试过用古龙香水。可香水的香味也没能压得住被遗忘在储藏室里的梭子鱼残渣剩骨的臭味。
你不用说什么，我也能够理解你心里的疑惑。为什么我对一个木头玩偶这么着迷，走火入魔一样？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哑巴木偶可以夹在我和米莎中间？这不过就是一个我甚至都弄不掉臭鱼味的木头人啊。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早就应该装到我脑子里的。我创造出奥林匹娅就跟我创造出米莎是一回事。不过，我给了米莎的是发光的皮肤，是呼吸的动作，是跳动的心脏，有口水湿润而光泽的嘴唇，温柔的智慧和热烈的目光，而我给奥林匹娅的是多关节的木头身体，是齿轮和杠杆，嘴唇上涂的是打光的蜡，是藐视人的哑然无声和冰冷的玻璃眼睛。
不过，最重要的是：米莎给我的是可以爱的皮肤，是能够看清一切的眼睛，是能用来形成思想的手指和自己会说话的嘴唇——而这些奥林匹娅都从我这里偷走了。
我试图让我想象那么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奥林匹娅从我的文本里溜了出来，要把我诱骗到床单下面去。当我要对着她的喉咙呼吸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呼吸拉进她自己的身体，而丢下我不管，我就是张大口也喘不过气来。当我让我的眼睛沉没在她的眼睛里，我的目光就被吸走，视线就一片模糊没有了焦距。而当我用手抚摸着她涂满油漆的身体，我的力气就顺着手指流失了出去，我就会感觉到胳膊和肩膀越来越麻木。奥林匹娅不会给我什么——她只会获取。
在我的一生中，事实上一直是奥林匹娅如此起决定命运的作用吗？你听我说过了，她是不会说话的。但是你不会想得出，她的心是多么冷。就好像她把制作她的艺术家的冷也具体表现出来了。你自然也不会理解在奥林匹娅的嘴唇上时不时掠过的不怀好意的微笑。她知道了什么？
就好像她是从我自己的内心里钻出来的。
为什么她能如此强烈地吸引我？这涉及到的首先不是那个会表演的舌头，那舌头还有好色淫荡的许诺，或者是那种卑鄙无耻的目光，能为我的小米莎从来想不到的各种艺术做广告。这也不涉及那种用阴户做出的下流的不停抽送的动作，能一会儿挑逗地避开你，一会儿让你无耻地去迎合。这样的本事，本来是我作为创造她的木匠和内部器械的钟表匠教会她的，感觉好像是回声，让人模糊地想到的一种好色淫荡却是我这辈子也不会想得出来的。
我能知道的是，奥林匹娅是我的缪斯，我的好色淫荡浑身臭气而又快乐欣喜的艺术女神。
当我问自己，奥林匹娅是否可能散布闲言碎语，说我过去的哪一件确实好色淫荡的事情，我听到你讥讽地咂了咂嘴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的朋友送到我临终床边的是个无赖。
我不相信你。有时候你的笔在纸上划得太匆忙了——而且我听到你飞快地用鹅毛笔蘸墨水的声音——尽管我并没说什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就在我讲我的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你又停下笔来，就好像你在对我的话像新闻官做言论检查，有意删节。我对你真搞不懂。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魔鬼？没错，那是你喜欢的称呼。我听见你记录中间笔尖开心地玩了一个花哨的弧线。你显然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从法庭上赶出去的那种记录不认真还会打哈欠还有点不怀好意的记录员。你记录的都是你愿意记录的东西，然后这里弄一点那里弄一点违背我本意的细节，把我的正直和我的目的都放进了暧昧的光线里让人看不清。
你到底对这次记录任务是怎么参与的？给人的感觉好像你只是表面上坐到了我临死的床边，心思却不在。我能感觉到你的距离遥远，这感觉顺着我脊背走，让我发冷。好像你离这里很远，或者是在一个未来的时代，在一个我说的词语会有另外一种不同内容的地方或者时间里，而不是我现在的意思。也许它们在写下来的时候就被一种异化的系统腐蚀变质了。
不过，对于距离的这种体验自然是一个幻觉。我这代作家其实看清楚了，过去依然生存于现在之中。而描绘未来的草稿也是以相应的方式就可以在我们正活着的生活里找到。人们毫无意识地谈论着我们已经越过的世纪，还有我们的时代之后的世纪，就好像这些世纪是在我们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外的。可我在我的文稿里不是正在触摸这些世纪吗？我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听到它们的呼吸声。
如果你现在真是坐在遥远的未来的一个记录员，那你现在就照这个样子紧靠着我的后背坐着。
刚才我可能是错怪你了，我硬说我的话被你写下来的时候就被某种异化的目的腐蚀变质了。在这种可能的曲解中间，并不需要什么不干净的意图。要是你现在处在另一个时代，那么在我的时代和你的时代之间挤满了人群的裂缝中发生的一切，它会在我用词语构成的东西上面抛下另一种光和其他的影子。
就是我自己唤醒了的过去也不会在它们的音调没有被过去和现在之间出现的噪音歪曲的情况下说出什么。
这种噪音，在我的理解来看，就是哀伤。
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现在我看到的是我的小西希丽娅，一个小小的脸庞，如此苍白，以至于白色的墙壁什么都没有改变。可她的喘息现在变得越来越急促困难，嘴唇都已经变得青紫了。显示她还活着的只是颤动的眼帘。
她的死讯是从米莎还住着的珀森那边传到我这里的。
本来应该是我在那个最后的晚上抱着她来回踱步，轻声地对她说话，也许打开窗户，希望清冷的夜风能够让她呼吸得更加容易，能喘过气来。
我自己也更深地呼吸起来，也是一种尝试，是为了她呼吸。而这个时候眼泪也充满了我的眼睛，于是她在我眼前就成了看不见的了。
当她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我是在身体里感觉到的。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呜咽，不，都在因为绝望而咆哮怒吼。
我没有任何词语可说。
我感觉到的一切，我后来全都放进了我的那部《垂怜经》里，我把这部乐谱夹在胳膊下面走过柏林的一条条熄灭了灯火的街道。我徘徊着，在一个没有方向和目标的城市里徘徊着。就好像我已经到了生活之外。
还在呼吸的只是我的乐谱。
尽管如此。我放进乐谱里的是不是一种纯粹的没有掺杂其他东西的哀伤？或是我的哀伤被一种《垂怜经》所要求的哀伤污染了，为的是达到现实的伟大形式？
我突然想到，我这么喋喋不休地说话，很快就要被迫中断了，很可能就是因为和我的小西希丽娅遭受的一样的呼吸困难。
一次谈话就可以这样残酷地被打断。我看见我们坐在摇摇晃晃的邮车里，那是一八一三年五月里的一天，我们在去莱比锡的路上——我要去那里担任指挥。米莎和我正在和一个同车的女演员热烈地讨论什么，她刚刚成为一位公爵的夫人。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兴致勃勃地交谈，说到剧院院长的恶习，他总是把一个剧本改得面目全非，为的是迎合票房收入的需要。这时候有一个车轮掉了，我们的邮车就在一片尘土和马的嘶鸣中翻倒了。我们都从车厢里被抛了出来，我摔进了路边的沟里，其他人都摔到了沙砾铺成的路面上，而那个女演员被压在了邮车底下。我坐起来给额头上受了伤的米莎包扎。这时候有人把女演员从邮车底下拖了出来。她的头就跟布娃娃的头一样都支撑不起来了。她已经死了。也说不出话了。
问题只是，在我嘴里已经塞满了沟里的泥土之后，我是不是还会继续说话，在很久之后还能继续不断地说。
我突然变得这么疲倦。并不是这样的说话口授本身太紧张吃力。更好像是我到了外面空空的空气里漫游，脚底下却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经过极度的努力，我还是成功地让我留下来了，飞翔着留在这里。
显然我还不够坦诚。好像我面对你这样一个毫不同情我的陌生人，而你还要做我的中介人，我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算了，实际上我可以不把你当回事。不管怎么说你只是一个雇来给我做记录的。我要小心防备的其实是我将来的读者，是那些有一天要读到你匆忙潦草地记录下来的东西的读者。我已经尝试过让我进入这些人的眼睛，好让我调整自己，能适合他们预想的要求。
我已经屈服于那种对言论的压制检查——尽管我曾经是与任何形式的言论干涉进行过积极斗争的人。我讲的所有的事情，现在都被我没有讲的事情歪曲了。我的抗辩本身包围了一块沉默无语的空白区域。
而我现在感到非常恶心，对，身体里面因为缺少了真诚而疼痛。我真有这样的危险，在我来得及讲出真相之前就死了。
我一直在用人人都知道的方式尝试躲避开法庭的审判。就跟一个骗子一样，总是在法庭人员把起诉书送达他的时候躲避起来。
就好像我尝试躲避开最终审判。
这个最终审判，按规矩来说，人们会设想在历史终结的地方，也是一场最宏伟壮观的大戏。对于我这样信仰不坚定的人，这种法庭其实是无稽之谈，是用来吓唬不听话的人的。在我的司法职业里，恰恰相反，我经常会渴望一种极端的公正，就可以去刮内政部长冯·舒克曼和他所有下属的鼻子。
有一次我写到过，卢梭怎么愿意在胳膊下夹着他那本《忏悔录》走到上帝的永恒法庭上去。我那时用的词语有一点反讽意味的距离——我还不够成熟，看不到那些巨大的关联。对于已经死去的人，这个法庭已经成了现实。而我要调查审判的当然不是死后，还是现在，是此时此刻。我只是尝试哄骗我自己，让我变得聋哑，眼睛翻出来翻进去。这是霍夫曼的著名鬼脸。
这个法庭上肯定有一个感觉敏锐的检察官，现在他刚刚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戴上了眼镜。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里还有一个表情严峻的法官，他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弯着腰越过桌子来查看我，也许是对我说话，要我说话声音更高一点。也许这两个人都有和我一样的脾气。
不清楚的只是谁分派给他们这个狡猾的任务。
对啊，这里当然也有一个稀松的记录员，一边等着检察官发言，一边只顾忙着抠鼻子。这个记录员就是你。你就跟这个故事本身一样马马虎虎粗心大意。
看来我得重新开始吧。没错，我得从头到尾修改我的辩护词。
我说的所有的话，有关坎普兹和他对我的指控等等，都无条件地指望我的读者报以开心的掌声。而我努力效仿伏尔泰想让雅恩免于起诉，也是在同样高度上偷偷指望得到公众的赞赏。我应该收回我从自己司法工作中找到的所有案例，不能指望这些案例有同样理所当然的有效性。
此时此刻看来是跟我有关系的这次微妙审判，让我感觉胸中一片空虚，这种感觉如此强烈，让我都难以呼吸。这里的公正为得出实际真相而给人的拷问，跟夹指钳及老虎凳一样非常有效。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得不提到舒默林的案件。我自己依然相信，我处理那个案子是正确的，没有错误。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案例能不能和那个判决联系起来看。
我刚才强调过了，一个对人类的夜生活很有经验的法官——我想到的当然是我自己——对于一个罪犯的暧昧朦胧的犯罪动机会有一种不同的理解。要是他发现被告人是被自己内心的魔鬼所驱使，那么这个不幸的人可以无罪释放——根据我的意见雅恩的案子就应该这样处理。然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处理一个精神有病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法庭的做法和判决之外的事情。
表面上看，我作为法官，对丹尼尔·舒默林案子的立场和雅恩案没有了一致性和连续性。不仅如此，我曾经还写过一部小说《魔鬼的药方》，当我披着法官的法袍，把一个明显是脑子糊涂的可怜虫判处死刑，看起来我也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
让我们把这个案子再拿来看看吧。在我眼前的这块白色墙壁上，我现在又看到了这个不幸的舒默林，一个三十八岁的烟草工人站在面前，他手里还拿着那把刀子。他站得那么近，就好像他的衣服上都看不到一点点白色墙壁的本色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焦虑的光泽，满脸大汗，因为他努力要克制住自己内心强制着的冲动。他举起刀，把刀子插进了已经和他订婚的哈莉耶特·勒赫纳的心脏。就在他犯下这一杀人罪行的同一时刻，他的焦虑看来也被释放掉了。他有点困惑，但是也明白出了事。对于所有人吃惊地追问“为什么”，他只有一个回答：我不知道。他说，有三个多星期他就一直被这种不可理解的冲动缠住不放，就是要杀掉他心爱的人。一直到了这个时候，当他真做了杀人的事情，他才感到轻松了。
医生——都是那种新浪漫派的医生——已经准备宣布这名嫌犯无罪。他是在一时的精神迷乱状态下犯下杀人罪行的。在他灵魂阴暗处的非理性力量是没法控制的。作为一个不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他是不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也必然可以这么理解：他要关进疯人院去。但是柏林市级法庭否决了医生的判断，命令执行死刑。这个判决自然被上诉了，案子送到了高级法院刑事庭审理。在刑事庭，这个案子放到了我的桌子上。
我除了同意初审判决正确，别无其他可做。辩方对于一个绕着圈子做的判决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没法找到一个可以让人理解的杀人动机，那么必然是一个涉及到灵魂内的病症的问题。也就是说犯罪行为本身成了一种证据，说明这种精神上的不正常，对，甚至可以说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不过，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了。在这个方面我必须否认上面说的这些医生们的任何能力。他们好像没有睡醒一样糊里糊涂把自己和浪漫派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他们进入精神病领域成了庸医的时候，他们就跨到自己这块领地的篱笆外头来了。就灵魂的精妙神奇来说，他们实际上一无所知。那是诗人的、作家的领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哲学家的领地。
但是，就连《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也是徘徊不定的，那个时候他为一种在忍受痛苦煎熬中犯下的罪行做辩护：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必须发生，你们就那么肯定地说你们都知道吗？歌德就是这么跟人辩论的。你们要是知道这个，你们就不会那么快地做出你们的判决。
少年维特把前面说的那些医生拖进了那个绕着圈子的判决的法律问题里去了。不过，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不是从歌德那里寻找支持——而是在实际问题上持有理性的康德那里。
让我展示一下我的实际生活状态，由此也就能把问题说清楚了。我的家是让我的米莎感到绝望的家，一片混乱不可收拾，到处是衣服，是文稿，是烧剩的蜡烛头，是狗耳朵一样折了角的书，还有破了的袜子，散乱的稿纸。我和出版商好歹说好的交稿日期，我从来都完不成。而他们追讨的稿子，也只有米莎能在这一大堆故事一样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出来。
相对来说，我的那些法律档案却总是井井有条的。所有的法庭辩论在逻辑上都无懈可击，既没有牡猫穆尔的那种奇妙想象的跳跃，也没有教堂乐师克莱斯特品牌的灵感激发起来的冒险性。我作为法官的工作拯救了我作为作家的混乱不堪。
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法官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必须对所处理的种种行为的性质做出有严格因果性和清醒态度的分析，对能在我们桌子上拿到的事实材料做出一种理性的判断。这是为了不让非理性的力量摆脱控制，结果大家都落入一种混乱不堪的境地，什么不像样子的事情就都可能发生了。我甚至可以说，我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必须对于国民的行为原因保持一种实际的看法，把所有研究性的事情留在他们可能有更加阴暗动机的那种地方。
不过，这样可能会给他们指责我的权利，说我相信的事情和我的判决之间存在一条深刻的裂缝。
其实，和那些吓破了胆的医生们比较起来，我对无意识有一种远为更加自由开放的看法。他们对于人的无意识做出的证明过于草率仓促。那是小资产阶级干的事情，他们害怕夜生活那边的力量，就立刻准备开脱每一种不可理解的行为。把灵魂的全部黑暗释放进自己生活世界的人，又教会自己不光把这种未知意识利用到艺术的目的中，而且还能控制这种力量，那么他知道，我们实际的理性既引诱出魔鬼，又能给魔鬼套上笼头管住它们。干脆地说，我很愿意扩大加宽所谓正常世界的边界。我们大家都应该教会自己对付那些黑暗的东西，因为它们其实是我们的本性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从我们的责任宝座上退下来。
要是有人用相反的方式来争辩，而且允许国家来决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同时在异常人的责任问题上，国家又同意这些医生们所谓免责的看法，那么好吧，我们很快就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权力可以把每个对现有制度提出疑问的人都定义为精神疾病，把批评权力的人都放到精神病院了。
我说到的是一种智慧，不会把非理性的事情都交给艺术创造，或者推给在道德边缘上的徘徊不定。这样一种智慧有能力把灵魂的黑暗面及其同时具有的冒险和创造精神力量内在联系起来。就好像被希腊悲剧作家既能引诱出来又能加以控制的不是狄奥尼索斯酒神式的疯狂，而是这种智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的智慧比这些悲剧作家的智慧更大。
我不知道，这种辩护会不会散布对我做的判决的反对意见。这是我永远不会知道的。我没有因为害怕某个判决会被质疑就隐瞒不说，能做到这点我就满意了。
译注：
舒默林（Daniel Schmolling）案件实有其事。舒默林为一烟草工，因刺杀其未婚妻而被判死刑，但辩护律师认为其杀人时处于精神病状态而应免死。该案件上诉至普鲁士最高法院时霍夫曼为审理法官维持原判，并在一八一九年创作根据该案案情构思的小说《斯库德丽小姐》（德语Das Frulein von Scuderi）。《魔鬼的药方》(德语Die Elixiere des Teufels)是霍夫曼此前于一八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