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让我先谈谈那个案子，那个让我竭尽有限能力追随伏尔泰方式去处理的案子，也就是那个介入了卡拉斯案件的伏尔泰。我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那些面孔被石灰粉都弄得变白了。就像是在洛可可风格的沙龙里那样。这些人物要说话的时候，这里也会闪现他们怎么样会在舌头上得到了一小块白色墙壁。

我谈的是针对体操之父雅恩的那次审判，对他的指控是说他在跳跃和伸展练习课的时候煽动学生造反。

国家的当权者设立这个审判委员会，还把我也安排在里面，其想法自然是在法律上把对国家敌人的迫害合法化——这些敌人包括大学生、教授、作家和出版人，还有其他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但是当权者也很快发现，这个他们本以为是好人的霍夫曼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而且还坚持要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一次又一次将那些被告无罪释放，其通常的理由就是证据不足。

这个叫做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雅恩的人，眼下就出现在我眼前那块白色墙壁上，鼻子也是白的，不知是因为害怕而发白还是被墙壁的白石灰弄的。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会引起我同情的人物。要推掉他的案子不管本来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他提出起诉是由于来自部里的实质性的威胁。不过，要是我不想给自己惹什么同样的麻烦，那么就必须让此案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参照的实例。所以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会反对坎普兹，而且居然还会厚着脸皮在为雅恩辩护的时候引用了坎普兹自己的笔记。从他的作品里读出引文的时候，我真的好不容易才束缚住自己，没有在文件的边空上画一幅漫画，画出我这个敌人可笑的表情。当我的做法让审判委员会站到了我这边的时候，我惹怒了内政部长——也就是冯·舒克曼阁下——以及他的走狗坎普兹。而当他们最后试图用根据国王的命令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代替这个审判委员会，其任务就是驳回雅恩的上诉——这个霍夫曼，这个“居心不良的爱国者”，这个偷偷摸摸的“教唆犯”，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居然还胆敢要求让雅恩继续自由行动，免于起诉。

我实际上完全不必为雅恩困惑的面容和控制不住地变来变去的面目而感到麻烦。审判还是在进行，一步一步地进行，在文件堆上进行，而文件压着文件越堆越高，窸窸窣窣沙沙作响很有耐心。不过我能看到，雅恩看到我用心地写下来的那一行行字，眼神是很不开心的，下巴是耷拉着的，而我很开心，因为我粉碎了对这个不幸的人提出的种种不怀好意的论点。对他的指控包括他加入了什么“德国联盟”，但这个联盟，正如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团体，是反对拿破仑的，也是国王本人都很赏识的。有人愿意从他们那些小册子里看到他们鼓吹仇视国家的行为，其实这些小册子不过是一个满脑子浆糊的人的作品，他甚至都分不清什么是国家权力，什么是动物园。从这个卷宗里找出令人发笑的例证来说明雅恩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的想法，真是件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为了“祖国的好处”，他计划在一块人造沙漠上放养野兽。在这块沙漠上充满了饥饿的狼和熊，周边居住的人对付这些野兽的斗争就成为训练一个征兵对象的最好学前学校。让我这么总结概括吧：如果谁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身上还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敌人，那么他的脑子也并不比雅恩本人好多少。我这么总结的时候，一个讽刺的笑容就出现在我的笔下，带着我的书写风格。

不过，我提到了那个指控，那个指责雅恩可能唱过了革命歌曲的指控，表面上看我很严肃，其实里面却巧妙地包含了反讽性。我是展示给大家看，有一首歌的歌词其实是出自歌德手笔，我故意做出无知又无辜的样子询问主审的大法官，为什么他会觉得歌德天真无邪的诗歌会这样令他不安。我看着我放在文件上的手，既很得意地比划来比划去，又很仔细地指出了那些所谓雅恩对坎普兹的威胁和诽谤——其实就为了之后再揭露一个事实，即那个主要证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患有耳聋，根本就什么都听不见，怎么可能证明他听到了那些最糟糕可怕的有人告发的事情。我真诚地补充说，对其他证人做一次更详细深入的审问，就有可能从本案提到的那些说过的话的上下文里看到有点不同的内容。

简而言之：我耍弄了那些指控，拿它们开玩笑，这些指控在我的嘲弄之下都不堪一击分崩瓦解了。而且，我也保证，如果部里固执己见的话，那我会考虑向国王提出诉求。没错，部里是固执己见的。雅恩被关到了要塞里。对他来说这个故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了。可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坎普兹已经投入了所有资源。他必须把霍夫曼置于死地。

译注：

卡拉斯（Jean Calas，1698—1762）是法国商人，因信仰新教而受到信奉天主教的司法当局构陷之谋杀亲子罪，判处死刑。伏尔泰曾经介入此案但并未能改变其判决结果。

行了，让我先谈谈那个案子，那个让我竭尽有限能力追随伏尔泰方式去处理的案子，也就是那个介入了卡拉斯案件的伏尔泰。我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那些面孔被石灰粉都弄得变白了。就像是在洛可可风格的沙龙里那样。这些人物要说话的时候，这里也会闪现他们怎么样会在舌头上得到了一小块白色墙壁。

我谈的是针对体操之父雅恩的那次审判，对他的指控是说他在跳跃和伸展练习课的时候煽动学生造反。

国家的当权者设立这个审判委员会，还把我也安排在里面，其想法自然是在法律上把对国家敌人的迫害合法化——这些敌人包括大学生、教授、作家和出版人，还有其他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但是当权者也很快发现，这个他们本以为是好人的霍夫曼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而且还坚持要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一次又一次将那些被告无罪释放，其通常的理由就是证据不足。

这个叫做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雅恩的人，眼下就出现在我眼前那块白色墙壁上，鼻子也是白的，不知是因为害怕而发白还是被墙壁的白石灰弄的。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会引起我同情的人物。要推掉他的案子不管本来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他提出起诉是由于来自部里的实质性的威胁。不过，要是我不想给自己惹什么同样的麻烦，那么就必须让此案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参照的实例。所以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会反对坎普兹，而且居然还会厚着脸皮在为雅恩辩护的时候引用了坎普兹自己的笔记。从他的作品里读出引文的时候，我真的好不容易才束缚住自己，没有在文件的边空上画一幅漫画，画出我这个敌人可笑的表情。当我的做法让审判委员会站到了我这边的时候，我惹怒了内政部长——也就是冯·舒克曼阁下——以及他的走狗坎普兹。而当他们最后试图用根据国王的命令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代替这个审判委员会，其任务就是驳回雅恩的上诉——这个霍夫曼，这个“居心不良的爱国者”，这个偷偷摸摸的“教唆犯”，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居然还胆敢要求让雅恩继续自由行动，免于起诉。

我实际上完全不必为雅恩困惑的面容和控制不住地变来变去的面目而感到麻烦。审判还是在进行，一步一步地进行，在文件堆上进行，而文件压着文件越堆越高，窸窸窣窣沙沙作响很有耐心。不过我能看到，雅恩看到我用心地写下来的那一行行字，眼神是很不开心的，下巴是耷拉着的，而我很开心，因为我粉碎了对这个不幸的人提出的种种不怀好意的论点。对他的指控包括他加入了什么“德国联盟”，但这个联盟，正如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团体，是反对拿破仑的，也是国王本人都很赏识的。有人愿意从他们那些小册子里看到他们鼓吹仇视国家的行为，其实这些小册子不过是一个满脑子浆糊的人的作品，他甚至都分不清什么是国家权力，什么是动物园。从这个卷宗里找出令人发笑的例证来说明雅恩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的想法，真是件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为了“祖国的好处”，他计划在一块人造沙漠上放养野兽。在这块沙漠上充满了饥饿的狼和熊，周边居住的人对付这些野兽的斗争就成为训练一个征兵对象的最好学前学校。让我这么总结概括吧：如果谁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身上还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敌人，那么他的脑子也并不比雅恩本人好多少。我这么总结的时候，一个讽刺的笑容就出现在我的笔下，带着我的书写风格。

不过，我提到了那个指控，那个指责雅恩可能唱过了革命歌曲的指控，表面上看我很严肃，其实里面却巧妙地包含了反讽性。我是展示给大家看，有一首歌的歌词其实是出自歌德手笔，我故意做出无知又无辜的样子询问主审的大法官，为什么他会觉得歌德天真无邪的诗歌会这样令他不安。我看着我放在文件上的手，既很得意地比划来比划去，又很仔细地指出了那些所谓雅恩对坎普兹的威胁和诽谤——其实就为了之后再揭露一个事实，即那个主要证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患有耳聋，根本就什么都听不见，怎么可能证明他听到了那些最糟糕可怕的有人告发的事情。我真诚地补充说，对其他证人做一次更详细深入的审问，就有可能从本案提到的那些说过的话的上下文里看到有点不同的内容。

简而言之：我耍弄了那些指控，拿它们开玩笑，这些指控在我的嘲弄之下都不堪一击分崩瓦解了。而且，我也保证，如果部里固执己见的话，那我会考虑向国王提出诉求。没错，部里是固执己见的。雅恩被关到了要塞里。对他来说这个故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了。可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坎普兹已经投入了所有资源。他必须把霍夫曼置于死地。

译注：

卡拉斯（Jean Calas，1698—1762）是法国商人，因信仰新教而受到信奉天主教的司法当局构陷之谋杀亲子罪，判处死刑。伏尔泰曾经介入此案但并未能改变其判决结果。

行了，让我先谈谈那个案子，那个让我竭尽有限能力追随伏尔泰方式去处理的案子，也就是那个介入了卡拉斯案件的伏尔泰。我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那些面孔被石灰粉都弄得变白了。就像是在洛可可风格的沙龙里那样。这些人物要说话的时候，这里也会闪现他们怎么样会在舌头上得到了一小块白色墙壁。

我谈的是针对体操之父雅恩的那次审判，对他的指控是说他在跳跃和伸展练习课的时候煽动学生造反。

国家的当权者设立这个审判委员会，还把我也安排在里面，其想法自然是在法律上把对国家敌人的迫害合法化——这些敌人包括大学生、教授、作家和出版人，还有其他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但是当权者也很快发现，这个他们本以为是好人的霍夫曼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而且还坚持要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一次又一次将那些被告无罪释放，其通常的理由就是证据不足。

这个叫做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雅恩的人，眼下就出现在我眼前那块白色墙壁上，鼻子也是白的，不知是因为害怕而发白还是被墙壁的白石灰弄的。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会引起我同情的人物。要推掉他的案子不管本来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他提出起诉是由于来自部里的实质性的威胁。不过，要是我不想给自己惹什么同样的麻烦，那么就必须让此案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参照的实例。所以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会反对坎普兹，而且居然还会厚着脸皮在为雅恩辩护的时候引用了坎普兹自己的笔记。从他的作品里读出引文的时候，我真的好不容易才束缚住自己，没有在文件的边空上画一幅漫画，画出我这个敌人可笑的表情。当我的做法让审判委员会站到了我这边的时候，我惹怒了内政部长——也就是冯·舒克曼阁下——以及他的走狗坎普兹。而当他们最后试图用根据国王的命令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代替这个审判委员会，其任务就是驳回雅恩的上诉——这个霍夫曼，这个“居心不良的爱国者”，这个偷偷摸摸的“教唆犯”，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居然还胆敢要求让雅恩继续自由行动，免于起诉。

我实际上完全不必为雅恩困惑的面容和控制不住地变来变去的面目而感到麻烦。审判还是在进行，一步一步地进行，在文件堆上进行，而文件压着文件越堆越高，窸窸窣窣沙沙作响很有耐心。不过我能看到，雅恩看到我用心地写下来的那一行行字，眼神是很不开心的，下巴是耷拉着的，而我很开心，因为我粉碎了对这个不幸的人提出的种种不怀好意的论点。对他的指控包括他加入了什么“德国联盟”，但这个联盟，正如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团体，是反对拿破仑的，也是国王本人都很赏识的。有人愿意从他们那些小册子里看到他们鼓吹仇视国家的行为，其实这些小册子不过是一个满脑子浆糊的人的作品，他甚至都分不清什么是国家权力，什么是动物园。从这个卷宗里找出令人发笑的例证来说明雅恩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的想法，真是件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为了“祖国的好处”，他计划在一块人造沙漠上放养野兽。在这块沙漠上充满了饥饿的狼和熊，周边居住的人对付这些野兽的斗争就成为训练一个征兵对象的最好学前学校。让我这么总结概括吧：如果谁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身上还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敌人，那么他的脑子也并不比雅恩本人好多少。我这么总结的时候，一个讽刺的笑容就出现在我的笔下，带着我的书写风格。

不过，我提到了那个指控，那个指责雅恩可能唱过了革命歌曲的指控，表面上看我很严肃，其实里面却巧妙地包含了反讽性。我是展示给大家看，有一首歌的歌词其实是出自歌德手笔，我故意做出无知又无辜的样子询问主审的大法官，为什么他会觉得歌德天真无邪的诗歌会这样令他不安。我看着我放在文件上的手，既很得意地比划来比划去，又很仔细地指出了那些所谓雅恩对坎普兹的威胁和诽谤——其实就为了之后再揭露一个事实，即那个主要证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患有耳聋，根本就什么都听不见，怎么可能证明他听到了那些最糟糕可怕的有人告发的事情。我真诚地补充说，对其他证人做一次更详细深入的审问，就有可能从本案提到的那些说过的话的上下文里看到有点不同的内容。

简而言之：我耍弄了那些指控，拿它们开玩笑，这些指控在我的嘲弄之下都不堪一击分崩瓦解了。而且，我也保证，如果部里固执己见的话，那我会考虑向国王提出诉求。没错，部里是固执己见的。雅恩被关到了要塞里。对他来说这个故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了。可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坎普兹已经投入了所有资源。他必须把霍夫曼置于死地。

译注：

卡拉斯（Jean Calas，1698—1762）是法国商人，因信仰新教而受到信奉天主教的司法当局构陷之谋杀亲子罪，判处死刑。伏尔泰曾经介入此案但并未能改变其判决结果。

行了，让我先谈谈那个案子，那个让我竭尽有限能力追随伏尔泰方式去处理的案子，也就是那个介入了卡拉斯案件的伏尔泰。我在眼前这块白色墙壁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那些面孔被石灰粉都弄得变白了。就像是在洛可可风格的沙龙里那样。这些人物要说话的时候，这里也会闪现他们怎么样会在舌头上得到了一小块白色墙壁。

我谈的是针对体操之父雅恩的那次审判，对他的指控是说他在跳跃和伸展练习课的时候煽动学生造反。

国家的当权者设立这个审判委员会，还把我也安排在里面，其想法自然是在法律上把对国家敌人的迫害合法化——这些敌人包括大学生、教授、作家和出版人，还有其他能够自己独立思考的人。但是当权者也很快发现，这个他们本以为是好人的霍夫曼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而且还坚持要遵守现行有效的法律，一次又一次将那些被告无罪释放，其通常的理由就是证据不足。

这个叫做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雅恩的人，眼下就出现在我眼前那块白色墙壁上，鼻子也是白的，不知是因为害怕而发白还是被墙壁的白石灰弄的。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会引起我同情的人物。要推掉他的案子不管本来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对他提出起诉是由于来自部里的实质性的威胁。不过，要是我不想给自己惹什么同样的麻烦，那么就必须让此案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参照的实例。所以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会反对坎普兹，而且居然还会厚着脸皮在为雅恩辩护的时候引用了坎普兹自己的笔记。从他的作品里读出引文的时候，我真的好不容易才束缚住自己，没有在文件的边空上画一幅漫画，画出我这个敌人可笑的表情。当我的做法让审判委员会站到了我这边的时候，我惹怒了内政部长——也就是冯·舒克曼阁下——以及他的走狗坎普兹。而当他们最后试图用根据国王的命令设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代替这个审判委员会，其任务就是驳回雅恩的上诉——这个霍夫曼，这个“居心不良的爱国者”，这个偷偷摸摸的“教唆犯”，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居然还胆敢要求让雅恩继续自由行动，免于起诉。

我实际上完全不必为雅恩困惑的面容和控制不住地变来变去的面目而感到麻烦。审判还是在进行，一步一步地进行，在文件堆上进行，而文件压着文件越堆越高，窸窸窣窣沙沙作响很有耐心。不过我能看到，雅恩看到我用心地写下来的那一行行字，眼神是很不开心的，下巴是耷拉着的，而我很开心，因为我粉碎了对这个不幸的人提出的种种不怀好意的论点。对他的指控包括他加入了什么“德国联盟”，但这个联盟，正如大部分人都知道的一样，是一个自由的团体，是反对拿破仑的，也是国王本人都很赏识的。有人愿意从他们那些小册子里看到他们鼓吹仇视国家的行为，其实这些小册子不过是一个满脑子浆糊的人的作品，他甚至都分不清什么是国家权力，什么是动物园。从这个卷宗里找出令人发笑的例证来说明雅恩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的想法，真是件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为了“祖国的好处”，他计划在一块人造沙漠上放养野兽。在这块沙漠上充满了饥饿的狼和熊，周边居住的人对付这些野兽的斗争就成为训练一个征兵对象的最好学前学校。让我这么总结概括吧：如果谁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身上还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敌人，那么他的脑子也并不比雅恩本人好多少。我这么总结的时候，一个讽刺的笑容就出现在我的笔下，带着我的书写风格。

不过，我提到了那个指控，那个指责雅恩可能唱过了革命歌曲的指控，表面上看我很严肃，其实里面却巧妙地包含了反讽性。我是展示给大家看，有一首歌的歌词其实是出自歌德手笔，我故意做出无知又无辜的样子询问主审的大法官，为什么他会觉得歌德天真无邪的诗歌会这样令他不安。我看着我放在文件上的手，既很得意地比划来比划去，又很仔细地指出了那些所谓雅恩对坎普兹的威胁和诽谤——其实就为了之后再揭露一个事实，即那个主要证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患有耳聋，根本就什么都听不见，怎么可能证明他听到了那些最糟糕可怕的有人告发的事情。我真诚地补充说，对其他证人做一次更详细深入的审问，就有可能从本案提到的那些说过的话的上下文里看到有点不同的内容。

简而言之：我耍弄了那些指控，拿它们开玩笑，这些指控在我的嘲弄之下都不堪一击分崩瓦解了。而且，我也保证，如果部里固执己见的话，那我会考虑向国王提出诉求。没错，部里是固执己见的。雅恩被关到了要塞里。对他来说这个故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了。可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现在坎普兹已经投入了所有资源。他必须把霍夫曼置于死地。

译注：

卡拉斯（Jean Calas，1698—1762）是法国商人，因信仰新教而受到信奉天主教的司法当局构陷之谋杀亲子罪，判处死刑。伏尔泰曾经介入此案但并未能改变其判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