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真的让我感到困扰的审判——也是我事先提出过一些微不足道的请求之后的那次审判——完全是另一回事情。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间，我必须写一篇辩护词，一篇跟我自己有着铭心刻骨的关系的辩护词。在这点上，我是向比内政部长舒克曼和他的走狗坎普兹还要高的层次提出我的辩护。要是我在他们那样的辩论讲坛上摆出严肃的想法，无异于跟一头母猪进行一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我的真正的辩护是对着我死后的世界，对着很久之后才会出生的读者。你完全可以把我的辩护词叫做我的遗嘱。不仅如此，将来的法律人士在读我的辩护词的时候还会很愉快地一致表示赞同——我不是说读你刚刚潦草地涂写下来的东西，而是读我的档案——这点是我完全可以肯定的。

现在我头脑里考虑的那些指控，都是通常在黑夜将要转变为早晨的时候，在狼皮一样灰色的时间里牵扯到人的那种指控。那种时候对人的责备可以无中生有，看起来既无法辩驳，又极为严重。

我能用来支持自己的档案，是在我脑壳里的。

不过，这种记忆是一个骗子。我本来以为，我能从我脑子里找出相关的事件，在我的论据库里建立一种最清楚最严格而令人信服的顺序。但我没这样做，反而只看到单独分散的插曲出现在我眼前这片石灰的白墙上。好像我重新体验了我的生活。虽然“体验”也许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词。在我眼前出现的这些密集图像好像都是第一次放映出来的，而我好像只是一个外在的观众。一个章节紧接着一个章节，我都不能分辨出内在的秩序。这是一连串完全不能预想到的场景，是我不能控制的。

一次又一次地，我那位瘦小但勇敢的波兰妻子米莎的图像会闪烁而过。她总是耐心分享我充满冒险的生活，为我在自己周围制造出来的混乱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如果没有她给我提供言辞不多但必要的提醒这个背景，我甚至都不能让我的思想有个条理。

但这真是我的记忆吗？是我自己真实的记忆在我的眼前出现吗？最近我已经开始怀疑我提醒自己的事情了。这些记忆都是梳妆打扮过以后穿戴整齐地出现的，一次或两次还在脸颊上涂了假痣，那么有模有样，就跟法律条文规定的完全一样。不，不是法律条文规定的，更是我私人的道德观念决定的。我马上就看到的是那些很早的回忆，还穿着尚未成为时装的衣饰。它们已经悄悄地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变成了我的生活看来需要的那种记忆。

例如，我尝试提醒自己别忘记，我是怎么给自己惹上了这该死的病，让我躺在这里就跟一具野兽尸体一样。而这一幅很清楚的记忆画面一会儿变成了某个好色的中产家庭夫人的小小越轨行为，是她把我拖进了华沙城一间偏远的房间里；一会儿又变成了某个轻佻活泛的酒店女招待的好心好意，她愿意帮助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小伙子了解科尼斯拜利耶城的底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女人，毫无来由就接管了她优秀的丈夫在某个不好提名字的破地方沾染上的毛病，而她又很敏感，有意不提这些事情。在这两幅记忆的图画里都发生过一件事情，之后能及时打扫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所以也能讲得出口了。

不过，我也许白费心机地去寻找过这种类型的事件的解释说明。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的医生们都不能在某项诊断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他们只能轻声地说起一种稀奇古怪的神经遭受痛苦的病症。

我只有一种不快的感觉，能感觉到我的奥林匹娅虽然不会说话是个哑巴，而且总是动作痉挛，倒知道底细。就好像这个用木头做成了脑袋，用齿轮和弹簧做成了感知器官的玩偶倒可以记住我自己万分恐惧地想努力去搞明白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沉默不语做哑巴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没错，也许具有命运攸关的意义。

不过，要是我能耐心一点，也许这些图像就变得清晰起来。这就像你努力想一个名字但又毫无进展。等到你去做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事情，在某个瞬间这个名字才会突然从不知道什么地方跳了出来。

无论如何，眼下最要紧的是我的辩护词。看来我的信息来源就是眼前这块白色墙壁很乐意告诉我的事情——根据我最后的希望，不是我已经背朝世界了吗？也许是我的发热的脑子把这些图像投射到了眼前这片白墙上的。

不，这些图像并不像我最初想的那样，是临时性的，就像人在来回翻看某一本画册的时候那种情况，是从它们的前后关联里蹦出来的。它们肯定不是按可靠的年代顺序出现的。不过，它们看起来好像互相之间有某种逻辑的联系，有一种搞不清楚的但是让人不安的内涵，要求一种全面概括的解释说明。好像它们都包括在一次反复不定但毫不留情地快速进行的法庭审判过程中。我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法官也开始预见到这一点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我第一次坐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躺在了——被告席位上。而且这一回我真的不清楚审判主导权是交到了谁的手里，是我的手里，还是在签字人的拳头里，或者甚至也许是在我和他之外的另一个安排审判任务的人手里。

但是，这次审判的问题和回答，很可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一个我难以在我的音乐中陈述表达的那种主题。这里我当然不是说我写的歌曲，因为歌曲里的词还是赋予了意义的，其赋予的方式在音调里则是不得不放弃的。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那么这个主题就是——责任。

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在我自己的语言里不再有什么归属的词汇，一个没有任何幽默感而且也没有一丁点自我嘲讽的词汇。这个词甚至不会微笑，更不用说再现霍夫曼惯于做出的某个鬼脸，还有他在老城区半地下小酒馆“鲁特与瓦格纳”的桌子上在酒客们大声喝彩中跳出的舞步。

这是在最后那一天里强行塞进我嘴里的一个词。

译注：

科尼斯拜利耶城（Knigsberg）为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一座古城，曾经是东普鲁士的首都。前苏联时期称为加里宁格勒。

米莎的图像又一次穿插了进来——感觉她就是我的思想流动中的一个引导主题。正如我说过的，我早就想写下有关我们的爱情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成为我的全部创造的顶点。只是我一直没能把它成功地写下来。现在我的生存状态已经变得如此困窘，要写也晚了。

要是我能挽救出这个故事的一块碎片，一块既奇迹般不可思议同时又和日常生活那样平平常常的故事碎片，那么这块碎片肯定是有关米莎的手的。刚才她用一块潮湿毛巾冷敷我额头的时候，你一定还看到过这双手。

你会想，这不过是一双很普通的手。

但这种普通也会闪射光彩的。

我爱这双手，爱它们的粗糙，爱它们的皱纹，爱它们破碎的指甲盖。它们愿意告诉我那个我从来没能写下来，写到纸上的故事。正是这双手，曾经因为擦拭我们家积满污垢的窗户而冻裂开来，却因此在我们昏暗的家里创造出了一个光明而清亮的神话世界。正是这双手，因为经常和烧菜锅炒菜平底锅为伍，指甲都开裂了——也因为这样而掌握了这些锅子的部分秘密；没有一个烧菜锅还会烧得溢出来，也没有一个炒菜平底锅会把肉烧焦烧煳，没有蛋白奶油酥饼会烧成一锅粥。正是这双手，因为抓着冷肥皂水的抹布擦拭地板而变得通红——也因此能够擦出平滑而光亮照人的地板。这双手可以把我们托起来，就好像我们毫无分量。

也是这双手，曾在那些困难时刻抱着我们可爱的女儿西希丽娅来回踱步，眼看着这小宝贝的嘴唇变得青紫，眼睑最后还是停止了颤动。这些时刻持续不断地追随着我，也变成了我的《垂怜经》里那些绝望的旋律。

米莎的大拇指是朝后弯曲的，布满皱纹，还变了色。它们是因为拼命努力去对付不愿意让我们好过的生活而朝后弯曲的，是因为贫困的经验而布满皱纹的，是因为她遭遇了来自我朋友们的种种折磨人的抵制而发红的。而这些手指同时还为我找到东西，在我凌乱不堪的衣服和纸堆里找到我的手稿。而且能在这种生存状况留给人的一团乱麻中找到我。

我爱这些皱纹、这些裂口和发红的皮肤，它们可以记住一切——而且还能原谅你。它们可以记住我的疏忽，我的粗枝大叶，我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毛病——却没有一点指责，还是把我放进她着了魔法的日常生活中。

难道只有我能看到这双手周围的辉煌光泽？

也就是这双手，这种粗糙的皮肤，它们能感觉到我，可以感知到我身体的每个部分，就好像是它们雕塑出了我的身体。

也就是这双布满皱纹变得发红的手，使得我的日子可以把握和理解，这双手可以通过我的辩护词而说话。

译注：

《垂怜经》（Miserere）为欧洲常见的古典声乐形式，霍夫曼也有同名音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