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半个世纪以来的词学研讨涉及到文学、文化与历史，著作丰富，范围广泛。她写作论词文字的风格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由早期的以主观感性为主并带有个人的投影，渐而变得客观知性，并最终结合了以上两种倾向的特点与长处，形成了她独树一帜的论词风格。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理论，借以反思检讨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其中也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这些著述为中国词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和学术界趋新求变的文化思潮。因为叶嘉莹自己对中国文化与古典诗词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所以她在援引西方理论时可以左右逢源，应变随宜，而没有把西方理论当成公式套用到古典诗词的评说解读上来，而那是与当时以及后来很多惟以追求尖新生涩为尚，喜欢套用外来理论的批评家们完全不同的。叶嘉莹所援借的西方理论都只是作为阐释、传达中国古典文学生命的辅助工具而已，因为她深知无论多么体大思精的理论，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下，都不可能巨细无遗地描述和反映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尤其是其中那些关于“感发生命”的更为内在和基本的质素。坚持传统眼光的人可能会认为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是拟不于伦，而崇尚现代主义的人又可能仍嫌她之运用西方理论不够尖新全面。1990年，叶嘉莹写了《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一篇长文，这是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她不仅援引了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还联想到中国禅宗在修行证悟中的一些说法，更结合了她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及体验，来综合说明她对纳兰词的看法，文章最后她写了一首诗：

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恰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吟。

苏东坡在《文说》一篇中说自己写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叶嘉莹论词的文字风格各异，融汇古今，但她不只是要追求文辞、章句的优美和工整，而是意在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她在中国的小词之中读出来的，那种不可以貌求的感发的生命。

大凡严肃的学术研究，总会对现实形成一种反思和批判的力量，这是其区别于一般肤浅、鄙俗之作或附庸、粉饰之学的重要指标。叶嘉莹1960年代编撰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包含了她对当时台湾“现代”风潮的关心和忧虑，1970年代撰写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也寄寓了她对传统和现代知识人在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问题上的深刻反省，在关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文的讨论中，她还将陶渊明、李后主、贾宝玉、王国维放在一起，检讨了中国旧传统中读书人感情心态的某种缺陷，进而联系不久前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做了深刻的阐发。这些都是她在学术中寄寓的自己对于现实的关怀，她的词学研讨中也处处流露着这种关怀，这可以说是她的词学研讨作为“为人”之学一面的特色。

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叶嘉莹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时改革开放不久，自由的学术空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出版这本书，是当时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邦炎先生一力坚持，才促成了它的顺利出版的。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词学》（第二辑）刊物在其“新出词籍介绍”一栏里介绍叶嘉莹的这本书时还特别强调：“不过作者所运用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学理论来衡量，恐怕还有某些观点可以商榷。”1980年出版时，叶嘉莹为自己的这本专门论词的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后叙》，她在《后叙》中说：

不管是由于何种机缘，我是选说了一些很容易被一般人认为不够完美的、有缺憾的作者和作品。而另一方面，则我又曾提出了诗歌当以感发生命为主要之质素的说法……诗歌中这种感发之生命，原来也可以具有一种超越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这种本质方面的价值，第一在其真诚纯挚的程度，第二在其品质的厚薄高下，而并不在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是何种情事……我以为真诚才是一切善德的基础，而虚伪则是一切恶德的根源，这不仅在伦理方面的价值是如此，在文艺方面的价值也是如此的。如果我们撇开了诗歌中发自于真诚纯挚之心灵的感发生命不予重视，而去空谈社会伦理的价值，那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便会造成一种伪善的连锁反应，表面上所倡言的虽然似乎是善，而其实却养成了一种相欺以伪的作风，如果就其对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则堕人志气、坏人心术，可以说是莫此为甚。……近来常听人谈到中国这一代年青人因受到过去这些年灾难的影响而产生了信念的危机，当青年人对于一切旧的道德教训和新的革命理想，都失去了信心的时候，诗歌中这种感发的质素，对于读者的心灵所可能产生的激励感发的作用，当然就更加值得重视了。

由此正可以见出叶嘉莹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她欲藉诗歌与文学来帮助新时代的青年人找寻失落的自我，实现个人价值重建的长远眼光。在主要完成于1980年代前期的《灵谿词说》一书中，叶嘉莹与缪钺先生合作评论了历代名家的词人及其作品，除了用文学史的眼光对他们各自的风格、成就做客观的衡量以外，他们也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作品中所呈现的作者的品格、修养、怀抱、境界，叶嘉莹更在《论辛弃疾词》一文中提出来一个看法，她认为：真正伟大之诗人“乃是以自己全部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来写作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这不仅提升了文学史一般仅从文学成就立论的标准和眼光，它的现实寓意也是很明显的：诗歌不应该只是才华的流露或技艺的炫耀，不应该只是漂亮的文字和语言，而应该是诗人用以实践人生、完成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一种整体生命的呈现。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主要借用西方理论对传统词学做了反思和检讨，1990年代她又援引女性主义文论对词中双重性别的美感特色做了分析和说明，然而这些理论探讨的目的，都只是要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小词之中所蕴含的不可以貌求的感发生命，和词人们在其中所流露、呈现的人格修养与人生境界。

面对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浪潮中人心在金钱物利之中的迷失与堕落，叶嘉莹也在她的词学论著中表达了忧虑和感慨。她特别欣赏清代经学家也是词学家的张惠言所写的五首《水调歌头》，认为其中表现了传统士人的儒家修养，可是她说：“如今则时移世易，在竞相争逐的社会中，是否仍有人能欣赏张氏这五首词中所写的这种学道自足之境界，则难乎其不可知矣”，哀慨之音，尽在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