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因叶嘉莹接受了U.B.C.的终身聘书，使哈佛的邀聘计划落空了，但叶嘉莹与海陶玮教授的合作研究并没有终止。1970年代，叶嘉莹利用每年暑假前往哈佛，继续与海陶玮教授的合作研究。当初1968年离开哈佛时，叶嘉莹已经拟定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计划，这成为1970年代前期叶嘉莹在哈佛合作研究的主要成果。叶嘉莹特别欣赏哈佛的学术氛围，她说自己平生去过很多大学，但阅读氛围最好，最适宜研读写作，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哈佛大学。回忆起哈佛校附近凹凸不平的红砖小路和散落各处的二手书店，她仍然记忆犹新，而最让她难以忘怀的就是她曾经在其中写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

叶嘉莹对王国维的兴趣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不衰。小时候似懂非懂地读了他的《人间词话》，1950年代因为历经忧苦患难而与他那些悲观孤绝、蕴涵哲理的小词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而1970年代，叶嘉莹自己的心境以及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她此时开始用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研究王国维了，她的目的是想回答从小就在心中萌生的对于王国维的两个困惑：一是王国维后来何以放弃了哲学、文学转而致力于史地考古，此一学术转向的问题；二是王国维何以正当盛年，却选择自沉身死，此一自杀的问题。在台湾时，叶嘉莹还动过注释王国维词的念头，曾经写下来一些札记，后来借给一位有心致力于此的同学，可惜没有了下文。等到1970年代她再开始研究王国维时，她自己对于王国维那些悲观孤绝的词作却已经失去了注释阐发的兴趣，所以她当时的研究就没有关于王国维本人词作的部分。

虽然在研究中叶嘉莹基本的态度是客观理性的，但她所写的仍然始终是自己内心最真诚的感受与思考，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诚恳写作的态度，也正是她之所以特别欣赏王国维的缘故。她回忆自己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写作时的情景说：“那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我一支钥匙，我可以在闭馆以后仍留在里面工作。因此我可以整天沉溺在对静安先生之著作和生平的阅读及研究中。夜晚，整个图书馆中已空无一人，当我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的通路上走过时，有时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她研究王国维，已经到了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钻味既深，神理相接”的地步，这和一般仅仅旨在求实阐释，繁琐艰深的学术著作是有绝大的不同的。

1970年代前后，叶嘉莹的感情心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和她几度回国的经历以及自身的观察反省有关。1970年暑假她来到哈佛，那时是抱着对王国维“清者”之品格持守的景仰，而开始对他的研究的。可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她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她对王国维那种“清者”的道德观开始持一种反省和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旧传统中士大夫的感情心态常常局限在悲观哀感的困窘之中，找不到跳脱出去的途径和办法，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所以她此时对王国维的价值选择不再认同接受，而转为反省批评了，这也直接影响到她自己的人生选择。1970年代后期，她几度回国，看到祖国和文化传统虽然经历了“文革”的破坏，但仍然留存有劫余的生意，尚有可为的生机和希望，她平生任凭命运把自己抛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惟有回国教书是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这和她1970年代对王国维以及自己过去悲观哀感之感情心态的反省是有密切的关联的。1979年她在给友人的赠诗中评价王国维说：“鱼藻轩前留恨水，斯人斯世总堪叹”，所表示的就是对王国维及其所处时代的深深叹惋了，而她自己，则显然选择了一条与旧传统中的士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2008年在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