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的理想是高远的，同时，也是深厚的。不仅王国维哲人的悲悯，李商隐诗心的寂寞能引起她的共鸣，在台湾一段忧患的岁月中，杜甫的诗篇也同样引起她的共鸣。她无时不在怀念故乡，在课堂上每当讲到杜甫《秋兴八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时，她眼中往往都会涌满泪水。而她的研读兴趣也极为广泛，在最初的几篇作品中寓写发抒了一己的人生体验以后，她就渐渐转向“为人”的写作，开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寻找可写的题材。然而自我的投影虽然渐渐淡去，却并未完全消失，因为叶嘉莹每一篇文字的写作都是以自己内心的真诚感受为依归的。那时她也已开始耽读一些西方诠释性和理论性的著作，对于艰深晦涩的作品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如研究李商隐的《燕台》四首和吴文英的《梦窗词》，就是出于这类兴趣的驱使，不过叶嘉莹也发现，这类作品在艰深晦涩之中也自有其深隐幽微的悲慨和怀思，她所做的正是“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工作。而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叶嘉莹致力于“为人”之学的关怀的，莫过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的撰写了。她那时不仅在三校兼课，还在教育电台以及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与古典诗歌，工作极为忙碌，只能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挤乘公交车到各个图书馆去查阅和抄录资料。那时台湾兴起了“现代诗”的潮流，叶嘉莹在台湾大学讲授杜甫诗，因为想到《秋兴八首》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的特色，以及由此导致的历代注家的纷纭众说，适可以为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与开拓新生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于是着手编撰了《集说》这本研读杜诗的参考书。她以为中国的白话诗“始则既自陷于不成熟的白，继则又自囿于不健全的晦”，当时台湾的现代诗正走向超现实、反传统，刻意求晦的途径，而《秋兴八首》所表现的突破传统与意象化的成就，值得现代诗的反对者与倡导者双方注意，她说：“其初，我亦未曾料及，区区八首律诗，竟能生出如许多之议论，引发如许多之联想，而如能藉此纷纭歧异之诸说，看到杜甫的继承之深，功力之厚，含蕴之广，变化之多，开拓之正，使保守者，能自此窥见现代之曙光，使激进者，能自此窥知传统之深奥，则亦或者尚非全属无益之徒劳。”杜甫对国家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正是叶嘉莹对诗歌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虽然那时她对于古典诗歌传承继起的责任还没有1979年回国后那样明白和自觉，但《集说》一书所展现的其牵系之广博、关怀之深厚，已经足以让人想见她后来是以何等的热情投入到古典诗歌继起和传播的工作中了。

“为人”之学中更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叶嘉莹的讲课，不仅能带给听众以知识的增进与智慧的启迪，而且还能使听众神游于审美的惊喜与陶醉之中，终生难忘。因此叶嘉莹讲课时，总有不少中文系以外的其他院系学生前来旁听，有的甚至因此牺牲了本专业的必修课，事后虽然需付出加倍的时间方能弥补，却心甘情愿，像徐祁莲女士便是一例。当年她还是台湾大学理科的大一学生时，竟两度跷了“普通化学”等必修课来旁听叶嘉莹的“诗选”和“词选”。她在《听诗》一文中，回忆自己如何陶醉于叶嘉莹讲课的魅力之中说：“对叶嘉莹倾倒的不只我一个。她的课堂在文学院大楼末端的一间教室，两面临窗，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叶嘉莹教学态度认真，先介绍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诗人在写那首诗时的际遇和心境，解说诗句音韵和文字的技巧，再论诗句如何承受生命。叶嘉莹谈诗神采飞扬，爱跑野马，那些千百年前的诗人就像是她的知交，醉心、赏爱、调侃；不知不觉，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最后，也是最令人陶醉的是听她将整首诗吟诵一遍。这时，阳光从窗外照亮她如玉的容颜，恍如从古典的扉页中走出的诗神。”“跑野马”其实是叶嘉莹讲诗说词的最大特色，她往往天马行空地由一首作品的情感本质或文字技巧，而联想到一连串相关之作，然后再分辨出这些相似之中的不同所在。经由她精微的辨析，听讲者不但体认到这首作品的特质与风格，同时也连带分辨出那些相似之中的不同作品及其作者的特质与风格，看似天马行空，其实有如顺藤摸瓜，摸出一只瓜后，便连带摸出一串来。这时候站在讲台上的叶嘉莹最是神采飞扬，辞喻生动，如数家珍似地指出这些作品相似之中的细微差别，让听讲者浑然忘我地陶醉其中，而深深领略到古典诗词的多采多姿。

小说家陈映真在1957年就读淡江文理学院（即淡江大学前身）的英文系时，也旁听了叶嘉莹在中文系开设的“诗选”课，而留下永难忘怀的回忆。他在《四十五年前的朱批》一篇短文中写道：“那是我生平头一次感受和认识到我国旧诗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教授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她看来总是满有智慧，娴静优雅，总是全心全意地教书，谆谆善诱，一点也看不见她因当时专科院校学生水平相对低下而稍减她教育者的热情。然而，对于当时老是在全班末排座位上的我最大的迷惑，不仅在于叶教授对我国庞大的旧诗文学宝库中所珍藏的每一首杰作的熟达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还在于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逻辑地、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陈映真以小说家的才华，其所描述的听课的感受，格外细腻。陈映真不但深深陶醉于叶嘉莹智慧与才情的讲课中，而且对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小说创作的犹疑，也因叶嘉莹两页稿纸的“认真细致”的朱批，而吃了一颗定心丸。1959年秋，陈映真在文学青年的同人杂志《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面摊》，不久后又写了一篇《我的弟弟康雄》。自称“有不为人知的内向与腼腆的个性”的陈映真，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将这篇自视“青涩”之作，呈给“饱读过无数文学杰作的叶教授”，希望得到她的教诲。在“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的数日等待之后取回原稿时，他看到叶嘉莹含着微笑说着嘉许的话。多年后，陈映真反思自己下定决心走上小说创作之路，“肯定不是1959年9月在《笔汇》发表《面摊》之时，而是在我反反复复避人细读叶教授的批语之后。”自1960年1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之后，一年之内，陈映真十分密集地连连创作发表了《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五个短篇，因此他说：“从创作发表之勤看得出叶嘉莹作为老师的鼓励，影响是明显的。”叶嘉莹的教学热忱竟是驱策陈映真成为小说名家的重要推手，她的有教无类，勉励多方，不但使一位英文系的旁听生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瑰丽丰富，享受到层出不穷的审美的惊诧，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所以当《我的弟弟康雄》发表之后，立刻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激起一阵不小的涟漪，争相传阅。1960年代陈映真的小说，除了关怀面的深沉之外，其语言的魅力带来的惊艳，与聆听叶嘉莹讲课中的“审美的惊诧”，二者之间原来正自有其微妙的关联。

（本章撰稿：齐益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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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