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起义发生在清嘉庆初年。最早参加起义者多是白莲教的教徒。起义在川楚陕边境地区爆发，而后波及陕、川、楚、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朝统治中期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环境恶劣，多为原始森林，历来便是那些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汇聚之所。乾隆三十七和三十八年间（1772—1773），川、楚两省出现众多饥民，纷纷聚集到此处觅食，人数多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江西、安徽、河南等省的流民，人数不下百万之众。但那里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们只能搭棚佃耕土地，另外还要受雇于纸厂、铁厂、木厢厂，以赚取微薄的收入，这才能够勉强维持生存。他们不仅要受到厂主和地主的剥削，还要受讼棍和差役的勒索，生活十分艰难。于是他们便成了白莲教拉拢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的一个秘密宗教，他们崇奉“弥勒佛”与“无生老母”，其八字真诀为“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可以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寄托和安慰，这对于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想要摆脱现世的流民们具有十分巨大的吸引力，所以从者日众。经过白莲教多年的秘密发展，教众迅速增加，并开始准备起义。

乾隆执政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主、官僚、富商大肆侵吞土地。耕地不足，人口激增，致使粮价猛涨，饥民不断增多。封建统治阶级不思进取，贪图享受，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导致百姓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添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白莲教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宣传，已到“末劫年”，即将“换乾坤，换世界”的理念。而后，刘之协、刘松、宋之清等在四川、湖北、安徽等地传教时，又宣传“弥勒转世，当辅牛八”，宣扬“黄天将死，苍天将生”的说法，还鼓吹，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习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等。这种鼓动对小生产者极具诱惑，还满足了他们想要反抗求生的愿望。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反清势力，并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聚集在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们秘密协商，准备在“辰年辰月辰日”共同发动起义，并让教徒们准备火药、刀把。白莲教的急速发展和其反清的教义，已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惶恐不安，遂下令清剿白莲教徒。大批的教首和教徒相继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追拿邪教为由，开始敲诈勒索。“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各地教首抓住时机，遂以“官逼民反”为号，发动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湖北宜都、枝江附近的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来凤、长阳、竹山、当阳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众，在姚之富、王聪儿等人的率领下，依照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各自为战，互不相属，所据山寨或县城，大多都被清军各个击破。只有襄阳起义军，因为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法，力量得以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在湖北白莲教起义的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起义响应。九月，东乡教首王三槐，达州教首徐添德、冷天禄等也跟着率众起义。

清政府的“寨堡团练”与“坚壁清野”之策，已被逐步推广并发挥了作用，通过并村落、筑寨堡，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加紧训练丁壮，进行防御，从而阻断了起义军和百姓之间的联系，使之无法获得粮草和兵源的补给，力量逐渐枯竭。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起义军几乎只能在川楚陕边境地区活动了，他们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到两万四千人，而清军的围剿队伍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作战，直至九年（1804年）九月，这场规模浩大的起义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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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的起义队伍在历时九年多的与清军的战斗中，或占据或攻破的州县多达二百零四个，抵御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而来的大批官军，击毙四百余名副将以下将弁，二十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清政府为此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此次大规模的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政府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