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名臣张廷玉

张廷玉为安徽桐城人，他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在雍正朝担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之职，加少保衔，后加太保衔。

雍正八年（1651年），蒙古准噶尔部在和清廷长期对抗后，开始煽动位于青海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以及西北的各族人民加入反清阵营，雍正皇帝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利益，决定挥军征讨。当时战事十分紧急，军令如雪片般传来，很多都是需要迅速处理并严格保密的，因此，雍正帝命令在隆宗门内设立了“军机房”，后改为“办理军机处”，也可简称为“军机处”。雍正帝命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负责管理，并有张廷玉制定章程。

按照雍正皇帝的旨意，张廷玉根据军机处的官职、性质、纪律、职能等各方面做出了相关的规划，其中多处地方都涉及档案，例如：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参与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等。这一整套严格守密的规章制度，大大增强了皇权的统治力度，进一步避免了因政出多门而导致的失、泄密现象，而且统一了办文机构，使档案的安全性、完整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给编撰方略（志）提供了便利。

张廷玉性格严谨，为人做事一向谨小慎微，恪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准则。雍正皇帝曾赞扬他是“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他是“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张廷玉身为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和翰林院，又担任了国史馆以及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工作繁忙，十分劳累，而且雍正皇帝对他很器重，经常每天召见两到三次。朝廷对西北用兵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张廷玉前脚刚从内廷出来，就得到朝房办公，下面等着他批阅文件和请求指示的属吏经常多达几十上百人。他就连坐在轿子中时也经常要批阅文书，处理事务。傍晚回到家中，还依然要“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皇帝曾评论他与鄂尔泰两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在雍正朝时期，张廷玉所做的事不过两三件，而且都微不足道。他的功劳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上，而是在完善奏折制度和文字工作以及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方面。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要料理康熙皇帝的丧事，于是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助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当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雍正五年（1648年），朝廷准备讨伐准噶尔部，雍正七年（1650年），正式出兵。正是因为此事，雍正皇帝特意设立了军机处，协助他共同料理军务大事。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将谕旨写成文字，并转发给相关人员。也就是说，军机处负责的是文字工作，有些像秘书的职责。张廷玉做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而那时，雍正皇帝的身体不太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因为要撰写谕旨，所以雍正皇帝每天都要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由于雍正皇帝要随时召见，张廷玉经常办公到晚上一二更后才能回房休息。雍正皇帝登基的第一年，张廷玉被任命为礼部尚书，而后又一直担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可是他在雍正朝期间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那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绩是在文字工作上。张廷玉总能体察圣意，由他起草的上谕都非常符合雍正皇帝的本意，因此经常获得表扬。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做着文书工作，这自然也就算是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据乾隆朝的军机章京赵翼说，所谓军机大臣，便是“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皇帝的秘书处，而军机大臣事实上也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在此地位上，张廷玉当然不能独树一帜，开拓创新。所以，他的主要作用和功绩就只能从书写文字和参与机务方面来体现。

张廷玉所做的，真正能称得上是大事业的，便是他完善了奏折制度以及一手规划和建立了军机处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此后，军机处成为清政府内部的中枢机构，它对清代中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这不得不说是张廷玉的功劳了。另外，张廷玉完善了奏折制度，并使之成为清政府的主要官方文书，这同样是清政府官僚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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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临死前赐予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殊荣。原因是张廷玉在纂修《清圣祖实录》时篡改了大量对雍正皇帝不利的材料，杜撰了一个康熙皇帝临死前当着七位皇子以及隆科多口传遗诏的场面。他杜撰道：胤禛当时并不在场，等他赶到时，康熙皇帝已然驾崩，因此由隆科多代为宣布遗诏。胤禛并无当皇帝的思想准备，忽闻遗诏后惊恸仆地。胤祉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向胤禛叩首行礼，胤禛遂登基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