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自幼过着耕读的生活，接受了较为正规的儒家教育，少时便已心怀大志。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年已四十有四，他不顾亲友的规劝，毅然辞别妻子，胸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志向，接受了清政府的委任，远赴边荒之地广西罗城担任县令。罗城归于清政府统治不到两年，当地局势比较混乱，两任知县不是死了便是逃了。那时的罗城荒草遍地，城内只剩下了六户居民，数间茅屋，就连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于成龙初到时只能寄居在关帝庙，与他同来的五个仆人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于成龙留了下来，他扶病理事，以坚定的意志逐步开展工作，终于迈开了他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因为罗城政局混乱，于成龙便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在全城乡设立保甲制度，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整治。当时局稍微稳定后，他又组织乡民练兵，冒着“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严重后果，怀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坚定决心，伺机征讨为害乡里的“柳城西乡贼”。在于成龙的威势下，西乡匪首府首乞降，并将抢掳的男女尽数放回。于成龙又搞起了全县联防工作，自此，其他地方的盗匪也不敢再入境作乱了。消除了内外忧患后，于成龙就征集流民，让他们恢复生产。他时常到田间视察农事，奖勤劝惰，还在农闲的时候组织百姓们修建民宅、设立学校、建筑城墙。当有农家迁入新居时，于成龙便为其亲题楹联，加以鼓励。于成龙的治理深得民心，他还以刚柔并济的手法，一举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难题，让那些一向高高在上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守法。三年时间，于成龙便将罗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

◆于成龙为清代名臣

两广布政使金光祖对于于成龙的政绩十分重视，将他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模范。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被提升为本省巡抚，他向于成龙征询地方施政的建议。于成龙针对广西地区的特点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内容有：一、“弭盗”与“慎刑”；二、澄清吏治；三、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四、施行“抚”字催科；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既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兼顾了民众的利益，体现了他敢于直言与甘冒风险的勇气。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于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被举为“卓异”，而后，其被升职为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十分赏识于成龙，称其为“闽省廉能第一”，并向朝廷专疏举荐，于成龙因此而得以被清政府赏识，并被破格任用。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担任畿辅直隶巡抚，第二年春，康熙帝在紫禁城召见了于成龙，当面赞许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御马、白银以表彰他的功绩。不到两年，于成龙又担任了两江总督。

两江总督是“治官之官”，所以于成龙将吏治整顿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他指出：“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于成龙在黄州时，为了治盗方便，他在衣内缝了个布袋，等他升任巡抚后，仆人便想为他去掉那个布袋，但他笑着说：“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于成龙发布了《兴利除弊约》，其间开列私派、灾耗、衙蠹、贿赂、旗人放债等十五项陋习，他责令所有人，将“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还依照自己的切身体会，制定了《新民官自省六戒》，以此作为地方官的主政标准。于成龙宽严并济，举优劾贪，当时人称，凡他所过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皇帝赞誉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于成龙对清政府刻板的官吏“考成”制提出质疑，认为此不利于吏治的建设，容易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的情况，还会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因此，他数次上疏推举贤才。例如他举荐了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等，这些人都是当时较有作为的清官廉吏，也很受康熙帝的重用。

据传，当于成龙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地界的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也只能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死后，南京城的百姓皆为其痛哭，数万人为其焚香祷告，就连色目、番僧也伏地痛哭，由此可见他在中下层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康熙皇帝破例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以表彰他一生廉洁刻苦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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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极其艰苦。为了制止高官贵族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朴”的准则。在直隶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时，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的百姓都亲切地称呼他为“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他的严格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一生经历宦海二十余年，天南地北，只身天涯，从不携带家眷，便是与自己的结发妻子也是分别了二十年后才得以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