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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字离中，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一个多山的小县。他自幼聪颖，喜读书，生长在四季气候分明、环山一块平原里的村庄。1927年，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直升哲学系。1932年遇见熊十力先生，为其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从此开启了人生之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后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清客学风，同时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那浮浅的孤离的政治意识、民主共和意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孙中山先生和那时所具备的意识。他研读《朱子语类》因而引发了直觉的解悟，顺此兴会注意了当时流行于国内的西方学说；包括柏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新实在论等。课余进修的重点，则在于《易经》和怀悌海哲学研究。从怀悌海哲学中引发了对宇宙论的兴趣，从美之欣趣，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入为何如何之“架构的思辨”；也要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更由于广读易书，由此而认知中国除了历圣相承的“仁教”之外，另有一个“智学”的传统。

1934年，牟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自30岁至40岁间，由于致力于逻辑数学的解析，而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将西方近代学术的两大骨干——罗素的《数学原理》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融和调适，扭转罗素的歧出，照察康德的不足。同时自熊十力身上体认：吾华族有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不于此而讨安身立命，立定宗教，以自肯其大信，反而割截其根而从摩西耶和华犹太民族之历史，以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际游魂随风而飘荡也。牟先生自认，唐君毅先生是他一生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他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

1949年，牟宗三先生渡海至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与东海大学主授逻辑、中国哲学及人文课程。在台期间，本于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时代学术的沉痛感受，乃发愤从根本处疏导中华文化生命的本性进而谋求民族生命的远大前途。这段沉潜反省期间写成《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著作，三书共同的目的，即本于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尤其在政治方面，更笃信在治道之外，再开辟出政道，才足以完成近代意义的民主建国理想。

1960年，离台赴香港大学讲学，后由港大转任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前后教授过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南北朝隋唐佛学以及康德哲学、知识论等课程。1974年退休，转往新亚研究所授课。

自50岁后，始终本于强烈的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致力于儒释、道三家义理的疏解。如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玄学，以《佛性与般若》表述隋唐佛教，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表述宋明理学，即阐释自魏晋起中国学术的脉络发展，以及儒、释、道三教的义理系统。除了旧学的邃密加深外，亦兼顾到新知的涵养与开发，以期能光大中国哲学的传统，开创民族文化的生机。同时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之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以资对照，并撰写《现象与物自身》以及《圆善论》，此乃对于康德前两批判之消化，以立基于中国哲学的传统，谋求与康德哲学会合，更借以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

最后，谨以牟先生自己的话作为结语：

附识：本文参考牟宗三《五十自述》，与唐君毅等《生命的奋进——四大学问家的青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