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近二三十年来，两岸的人文学者在交流切磋的学术活动中，秉持存异求同的态度，逐渐取得多方面的共识，正可作为今后的“异地同心，分工合作”的基础。

我一直认为，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与讲论，最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也最能畅发儒家义理的旨趣和时代使命。《牟宗三先生全集》已在他逝世八周年时，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共计三十二册，另有总序与详目合成的附册，以为导引和查考。由于全集各册不能零售，而多数读者又无力购买全集。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有鉴于此，乃与台北“学生书局”接洽，辑印一套简体字的《牟宗三文集》，计汇集原由“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先生重要著作十三种。其中通论中国哲学的特质、内蕴与前景者，皆详确而精当；而探索中西哲学会通之道路者，尤其明通而条达。好学之士循而读之，必可日起有功，大有进益。

依笔者的体认，牟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可以从五方面加以说明。

(一）表述心性义理——使儒道佛三教的智能系统，焕然复明于世

如：《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便是分别讲论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教、宋明理学的专著。经过深透的疏导解析，再上通于先秦儒道二家的原始典型，则中国哲学的系统骨干、义理纲脉及其思想演进发展之关节，便朗然而明白了。

(二）发挥外王新义——解答中国文化中的政道与事功的问题

如：《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本书，便可代表牟先生的新外王学。传统的仁政王道、民本民贵，何以未能开出民主政体？经典中的“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教训，又何以出不来科学知识？这些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世纪困惑，从来没有人能提供通盘的解答。而牟先生则作了彻底的大反省，他提出的“三统并建”，即(1）民族文化生命立本的问题(道统的光大）；(2）建立民主体制的问题(政统的继续，开出政道）；(3）发展科学知识的问题(学统的开出，所谓良知自我之坎陷，即是对此而发）。牟先生提供的是新外王实践的方向和途径而分门别类的具体工作，则是士人与公民都必须担负的共同责任。

(三）疏导中国哲学——畅通中国哲学史演进发展的关节

如：《中国哲学十九讲》，书中所讲，不是一时的兴会，也不是偶发的议论，而是切关中国哲学之系统纲格与义理宗趣之综述。书中厘清的问题，对中国哲学之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性。牟先生能完成这样通盘兼顾的哲学大工程，不只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上的大事，从一个哲学家继往开来的意义上看，也是古今罕见的。而相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源流系别、开合发展，与重智一系之分疏等等之问题，在他书中也做了深广详审的探讨。(笔者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便主要是依循牟先生开显的纲脉而写成。）

(四）消纳西方哲学——译注三大批判，融摄康德哲学

本文集虽未编入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中译本，却采编了牟先生消化康德与融摄康德的专著，如《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牟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译注工作，持续十年之久。他随时比对，随时查核，几乎每字每句皆细加考虑，一定要达于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他译注康德书所表现的精诚审识，实已重现了晋唐高僧翻译佛经的风范。他不但译，还作注，有时一条注文便长达两三千言。译注之外，他还另撰专著，来消化融摄康德。这样的学术精诚，也是古今中外鲜见其比的。

(五）会通中西哲学——疏导中西哲学会通的道路

如：《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是一部通盘考虑中西哲学会通的书。如所周知，中国儒道佛三教都讲生命的学问，和西方知性文化中的知识之学有所不同。中西哲学对“感触界”(现象界）与“智思界”(本体界）之或重或轻，或消极或积极，正是中西哲学会通的关键所在。牟先生借取佛教“一心开二门”(真如门相当于康德之智思界，生灭门相当于康德之感触界），而指出中西哲学皆是开二门。但二门孰重孰轻，或是否已充分开出来，则彼此有所不同。顺此而涉及的中西哲学之种种问题，牟先生都已作了层层之比对和深入之疏解。

除了上述五点，而尤为可贵的是牟先生的学术生命，一直在运转，一直在深入，一直在开扩。一般学者的学问，在四十、五十岁以后，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质”的升进。而牟先生的一生，可说年年在进步、时时开新机，他所开显的思想家的型范，是极为罕见的。

总之一句话，牟先生的著作，无论深度、广度、高度、纯度，都是第一等的。读者细心循读，必可有得。愿与天下有志者共勉之。

东海大学荣誉教授蔡仁厚谨述

己丑(2009）十二月于台中市椰风北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