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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但是经验派哲学比诡辩派或理性派所产生的教条还要更加丑恶和怪诞。因为它并不是在共同概念的光辉照耀之下建立起来的（虽然这种光是很暗淡和浮泛的，但总还是某种普遍的、涉及许多事物的东西），而是建立在少数狭隘和暧昧的实验上的。因此对于那些整天忙于这些实验、使他们的想像感染上这些实验的人来说，这种哲学似乎是相当可靠而且几乎是确实的；但是对于所有其他的人来说，这种哲学却是不可置信的、徒然的。在这方面，炼金术士及其信条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虽然在现在，这种例子也许除掉在吉尔伯特的哲学中可以找到之外，在别的地方是很难找到的。尽管这样，我们仍然不能不对这种哲学提出一个警告。因为我可以预见到，如果有人激于我的忠告，以严肃的态度来从事实验，放弃诡辩的学说，那么，由于理智过早地急于想跳到或飞到事物的普遍原则上去，这种哲学的极大的危险性的确是可以顾虑到的。为了防止这种害处，我们在现在就应当有所准备。

（5）但是迷信和一种神学的混合物对于哲学的破坏是更加广泛流行的，并且不管是对于整个体系，或者是对于体系的某些部分来说，都造成了极大的害处。因为人的理智不只容易受普通概念之害，而且也容易受想像之害。因为争辩性和诡辩性一类的哲学固然可以陷害理智，但是这种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夸张的和半诗意的，更容易用阿谀所好来迷误理智，因为，在人中间，特别在高超的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理智上的野心，不下于意志上的野心。

在希腊人中间，这种哲学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便是毕泰戈拉，虽然他把一种比较粗糙累赘的迷信和这种哲学结合在一起；另一个例子便是柏拉图和他的学派，这是一个更危险、更微妙的例子。同样，这种情形也表现在其他哲学的某些部分中，表现在引用抽象形式、目的因和第一原因而在大多数情形下取消中间原因等等上面。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因为没有什么会像神化错误这样有害；然而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病症。在这种虚荣驱使之下，某些近代的人正以极端轻浮的态度拚命追求这种虚荣，甚至竟想根据《创世纪》的第一章，根据《约伯记》以及《圣经》的其他部分来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在活的东西里去寻求死的东西；这也就使得对它的禁止和压制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把人的东西和神的东西揉合而成的不良的混合物，不仅会引起荒诞的哲学，而且也会引起异端的宗教。因此我们保持头脑清醒，而只把属于信仰的东西归之于信仰，乃是很适宜的。

（1）正如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工作一样，我们现在所有的逻辑也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科学。

（2）现在通行的逻辑只足以用来确定基于一般所接受的观念的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固定下来，而不能用来帮助探求真理，因此它只是有害多于有益的。

（3）三段论并不能用于科学的第一原理，而用于中间公理也是无效的；因为它比不上自然的微妙。因此它只能强人同意命题而不能把握事物。

（4）三段论是由命题组成的，命题是由语词组成的，而语词是概念的符号。因此，如果概念本身（这是事情的根本所在）不清楚，并且是很草率地从事实中抽出来的，那么上层建筑便没有稳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一种真正的归纳。

（5）我们所有的概念，无论是逻辑的或物理的，都是不健全的。实体、性质、活动、遭受、本质本身都不是健全的概念。轻和重、疏和密、燥和湿、产生和消灭、引力和斥力、元素、质料、形式等等更不是健全的概念。它们都是幻想的、没有明确定义的。

（6）我们关于范围比较小的物种如人、狗、鸽子等的概念，以及我们直接的感官知觉概念，如冷、热、黑、白等，并不常常使我们陷于错误；但是即使这些概念，有时也会由于物质的流动和改变以及事物的互相混合而发生混乱。所有其他人们一向所采取的概念，则不过是游移不定的东西罢了，因为它们不是用正当的方法从事物中抽出来和形成起来的。

（7）在建立公理时，也并不比在形成概念时更少任意的驰骋；甚至就是由普通的归纳法得到的原理也并不例外；但是在由三段论推出来的公理和较低的命题中，这种情形就更加严重。

（8）直到现在，科学中所作出来的发现都是和庸俗的概念很相近的，很少能透过事物的表面。要深入到自然的内部深处，必须用一种更稳当更审慎的方法，把概念和公理从事物中引伸出来；必须要采取一种更好的和更确切的运用理智的方法。

（9）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也只能有两条。一条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飞到最普遍的公理，把这些原理看成固定和不变的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出发，来进行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公理。这条道路是现在流行的。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是真正的道路，但是还没有试过。

历来研究科学的人要末是经验主义者，要末是独断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也正像这样。因为它既不只是或不主要是依靠心智的力量，但它也不是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把材料收集起来，并且照原来的样子把它整个保存在记忆中。它是把这种材料加以改变和消化而保存在理智中的。因此从这两种能力之间、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能力之间的更密切和更纯粹的结合（这是从来还没有作过的），我们是可以希望得到很多的东西的。

（1）既然有这样大量的特殊事物和这样大的一个特殊事物的队伍，而这个大队伍又是这样的分散，使理智迷惑混乱，因此只凭理智打小仗，进行小的攻击，只凭它的散漫运动，就不会有多大的希望；要想有希望，只有借助于适当安排好的并且看来富于生气的“发现表”，把一切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特殊事例调动和排列起来，使人的心灵在这些表适当准备好和消化过的帮助之下来进行工作。

（2）但是在这个特殊事例的收集已经适当完成之后，我们也还不能立刻就进行研究和发现新的事例或工作；无论如何，即使我们这样作，我们也不能就停留在那里。因为虽然我并不否认，当各种技术的实验被收集起来，经过了消化，而被提到一个人的知识和判断面前时，仅仅把一种技术的实验转移到别种技术的实验上去，我们就可以借助于我们所谓用文字记载下来的那种经验发现许多对于人的生活与情况有用的新的事物。然而从这里并不能够希望得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所根据的是用一定的方法和规则从特殊事例抽绎出来之后，回过来又指出取得新事例的途径的公理，那么我们就可以希望得到更重大的东西。因为我们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而是时上时下的；先上升到公理，然后下降到工作。

（3）但是，不能够允许理智从特殊的事例一下跳到和飞到遥远的公理和几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则上去（如所谓技术和事物的第一原理），站在它们上面，把它们当作不能动摇的真理，并且进而根据它们来证明和形成中间公理；这是一向所实行的办法；人的理智之所以走上了这条道路，不仅是由于一种自然的冲动，而且还是由于使用它所习用的三段论的证明。但是我们只有根据一种正当的上升阶梯和连续不断的步骤，从特殊的事例上升到较低的公理，然后上升到一个比一个高的中间公理，最后上升到最普遍的公理，我们才可能对科学抱着好的希望。因为最低的公理和赤裸裸的经验只有很少的区别，而（我们现在所有的）最高和最普遍的公理则是概念性的、抽象而不坚固的。但是中间的公理则是真正的、坚固的、活的公理，人的事情和幸福都以之为依据。最后在这些中间公理上面才是那些的确是最普遍的公理，这样的公理才是我所谓不是抽象的公理，而对于它们来说，那些中间的公理实实在在是它们的限制。

因此，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但是这一点一向还没有做过。当这一点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于科学抱着更好的希望。

（4）在确立公理的时候，必须制定一种与一向所用的不同的归纳形式；这种形式不仅是要用来证明和发现（所谓）第一原理，并且也要用来证明和发现较低的公理、中间的公理，也就是说，要用来证明和发现一切公理。因为根据简单列举来进行的归纳是很幼稚的；它的结论是不稳固的，只要碰到一个与之相矛盾的例证便会发生危险；它一般地只是根据少数的、并且只是根据那些手边的事实来作决定。但是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发现和证明有用的归纳法，则必须要用适当的拒绝和排斥的办法来分析自然，然后，在得到足够数目的消极例证之后，再根据积极例证来作出结论。这种归纳法，除掉柏拉图之外，至今还没有人用过，甚至还没有人试图用过。柏拉图的确在一定限度内用过这种归纳形式来讨论定义和理念。但是为了使这种归纳或证明的工作能够适当地进行，许多人们始终还没有想到的东西，都得给它准备好了，而在这里所要花费的劳动就要比一向花费在三段论上面的劳动更大。这种归纳法不只是要用来发现公理，并且还要用来形成概念。而我们的希望也就主要寄托在这种归纳法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