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项探讨中，人们都是把不确定的东西拿来与一个预先认定为确定的对象相比较，从而对这个不确定的东西下判断的，他们的判断始终是近似的；因此，每一项探讨都是比较性的，用的都是类比的方法。如果所探讨的对象与被认为确定的对象之间距离比较小，那就很容易作出判断；如果还需要有许多中介，那就不容易判定了。这一点，我们在数学上是很熟悉的；在数学上，把基本命题归结到熟知的基本原理是比较容易的，而那些比较远的命题就引起比较大的困难，因为只有通过那些基本命题才能把它们归结到基本原理。因此，任何探讨都要靠一种或易或难的比较关系；由于这个道理，作为无限的无限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因为它是超出任何比较之外，之上的。比例表达着某一件事情上的一种一致，同时又表达着一种差别，所以没有数就无法理解比例。因此，数是包括一切可以比较的事物的。数不仅在量上产生比例，在一切事物上，它都产生比例，只要这些事物可以具有某种方式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不管是实质上的还是偶性上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毕泰戈拉坚持主张靠数来理解一切事物。

然而，人类的理性远远不能知道物质事物的精确组合情况，以及已知物应当与未知物配合到多么确切的程度，所以苏格拉底认为他除了自己的无知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智慧的所罗门也断定一切事物都有一些无法用言语解释的困难；这一点另外一个人也告诉了我们^[1]，他得到了神的启示，见到生灵的肉眼是看不到智慧、看不到领悟的所在的。如果是这样（连那位思想最深刻的亚里士多德，也在他的《形而上学》中肯定自然界那些对我们最明显的事物都是如此），我们面对着这种困难，就可以把自己比作猫头鹰试图看太阳；我们心中的自然求知欲既然不是没有目的的，它的直接对象就是我们自己的无知了。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实现这一欲望，我们就会获得有学问的无知。即便是对于最热烈的求知者来说，最有益的事情也无过于事实上精通他自己所特有的那种无知。一个人对自己的无知认识得越清楚，他的学问就越大。

（库萨的尼古劳：《有学问的无知》，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