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前面论述过的五种谓词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和亚历山大^[3]一致，用下述推论来解决。我们说，从一个题材形成的每一观念，即使不都照题材本身的构造，也未必是虚假的或空的。因为虚假的意见（不是指理解）仅仅是一些凭组合造成的观念，如果任何人凭理智把那些为自然所不容许连结的东西组合连结起来，那末，谁也会明白那是虚假的。比如，有人运用想像将马和人连结起来构成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就是如此。但是，如果那是凭区分和抽象来进行，那末，事物和观念，尽管有所不同，但是观念仍然一点也不虚假，因为有许多东西本是在别的东西中存在的，它们完全不能与之分离，如果硬被分离开，它们就没有理由存在了。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向我们表明这一点，线是在形体之中的东西，它的存在是靠那个形体，即它通过形体而保持它的存在。这一点可以这样说明：如果它从形体中硬被分离出来，它就决不会存在；因为有谁曾用任何感官感知过一条与形体分离的线呢？但是当心灵从诸感官接受混乱和彼此混杂的事物时，它就用自己的力量和思想来区别它们。因为感觉传递给我们的，除了形体本身之外，还有存在于形体中的这种无形的东西，但是心灵有力量组合那不连结的东西与拆散那组合着的东西，它把感官传递的、与形体混杂和连结着的东西加以区别，这样，它可以想到和看到无形体的性质本身，而摆脱它们具体存在于其中的形体。因为和形体混合在一起的无形的东西的特性，甚至当他们和形体分离开时，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种”、“属”等等都可从无形的东西中或从有形的东西中被发现。而如果心灵是在无形的东西中发现它们，在那种情况下，它就会有对“种”的无形的理解，但如果它是从有形的事物那里感知“种”和“属”的，它通常总是把无形东西的性质与形体分开，把它们看作是单独的和纯粹的，好似形式本身就在本身之中。所以，当心灵接受这些与形体混杂在一起的无形的东西时，就使之分离开，并对它们加以注视和思考。因此，不能说我们思考线是虚假的，因为既然它不能在形体之外，而我们用心灵来抓住它时却把它看作似乎是在形体之外。因为，并非每一个从事物或题材所构成的观念，由于它和事物本身的构造不同，就必须被看作是虚假的；相反，正如上面所说的，只有那些凭个人想像，用凑合方法把人和马连结起来，认为有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这样，才是虚假的。至于那些用区分、抽象、假设从存在的事物所得出的观念，不仅不是虚假的，而且只有这种观念才能发现事物的真正特性。因此，这类东西是有形的和可感知的东西，但是在为了能感知它们的性质、能解释它们的特性的时候，也可离开可感知的事物来理解它们。既然“种”和“属”都是思想，因此它们的相似性是从它们存在于其中的诸个体中收集起来的，比如人类的相似性是从彼此不同的个人中收集起来的，这个相似性被心灵思索并真正地知觉到，从而就造成 了“属”；进而当思考这些不同的“属”的相似性（它不能在这些“属”之外或者在这些个别的“属”之外存在）时，就形成了“种”。所以，“种”和“属”是在个体之中，但它们都被思考为共相，并且，“属”必须被看作不外是把个体中的众多的实质上相似性集合起来的思想，而“种”则是集“合属”的相似性的思想。但是这种相似性，当它是在个别事物中时，它是可感觉的，当它是在共相中时，它是可以认知的；同样地，当它被感知时，它是留在个体中，当它被理解时，它就成为共相。因此，它们是潜存于感性事物中，但它们不依赖形体就可被理解。因为同一主题中的两个东西，不妨碍在道理上成为相似的东西，如象一条凹线和一条凸线，这两种东西尽管可以下不同的定义，作不同的理解，但总是见于同一的主题下；因为凹线和凸线就是同一条线。对于“种”和“属”，对于单一性和普遍性，也是如此。仅仅只有一个主题，但在一种状态下当它被思考时，它是普遍的，而在另一种状态下，当它在它所寄存的事物中被感知时，它又是单一的。

一旦作出了这些区别，那末，我相信整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因为“种”和“属”在一种状态中存在，而在另一种状态中被理解；它们是无形的，但它们是存在于可感知的事物之中，与可感知的事物相连结的。当然，它们被认为是凭它们自身而自存着，而不是依赖其它事物得以存在。然而，柏拉图却认为“种”、“属”等观念不仅被理解为共相，而且是离开形体也存在着和自存着；至于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它们虽然当作无形的和普遍的东西来理解，但是它们却潜存于可感知的事物之中；我们没有考虑应在他们的见解之间作出抉择，因为那是更崇高的哲学的事情。但是，我们竭力贯彻亚里士多德的意见，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决不是因为我们赞同他，而是因为这本书是为《范畴》写的，而亚里士多德是《范畴》的作者。

（波爱修：《波尔费留〈引论》注释》，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