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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元”并不是宇宙年的终极期限，根据前述的进位，还有30元为1“元之世”，12元之世为1“元之运”，30元之运为1“元之会”，12元之会为1“元之元”。所以1个“元之元”是一个更大的周期，包含129 600元。

自然年的计算是根据地球对于日、月相对运动的周期轨迹作的时间的计算，并不具有宇宙演化的历史演变的意义。而邵雍的大周期计算法却恰恰是为了说明宇宙演化与历史演变，他认为，每一元之数尽，即129 600年满，旧的天地毁灭，新的天地产生，这种过程循环无穷。而一个“元之元”满，即129 600元满，则宇宙要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他自认为这一套“经世”之数提示了宇宙演化的周期性规律。当然邵雍为理论上的完备，认为不但在自然年之上还可进位到世、运、会、元，在时（辰）下还可分为分、秒等，如1时为30分，1分为12秒等。

邵雍又把这种经世的纪年用六十四卦配起来，如一元的第一会（子会）共一万八千年，为复卦

，因复卦初爻为阳，表示一阳初起，相当于小宇宙的新开始，这就是“天开于子”，也就是说天在第一会中形成。第二会（丑会）从一万八千零一至二万一千六百年，为临卦

，在这期间大地形成，所以说“地辟于丑”，根据复卦与临卦，我们可以知道，每增加一会，阳爻都向上多增加一个，这样到第六会时便全部为阳爻，所以第六会（巳会）为乾卦

，在这个阶段上人开始产生。既然乾卦六阳爻已满，时间再增加，阳爻也不会增加了，因此到了第七会时变为姤卦

，即阴爻开始随每一会的增加而增加，从乾到姤的变化，表示时间虽一会一会地在增加，但其历史意义不同，乾之后阴爻增加，表示这一单元的历史开始走下坡路。邵雍说，乾卦表示的巳会是中国历史上所谓唐尧时期的盛世，从夏殷周秦直到五代宋都在姤卦代表的午会这一万八千年中。到了这一元的第十二会阴爻增满，为坤卦

，到那时天地已经满了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数，归于毁灭，等待下一周期的开始。

邵雍的上述思想表明，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而宇宙的无限过程是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周期的单元不断重复循环构成的。在每一周期的单元中，事物都经历发生、发展，最后归于消尽，而在下一周期的单元中重复开始。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阶段乃是整个宇宙无限时间序列中的一个片断，邵雍的思想表现出，他认为宇宙的发展有“数”支配其间，因此，“数”实际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法则。他说：

数者何也？道之运也，理之会也，阴阳之度也，万物之纪也，明于幽而验于明，藏于微而显于管，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5]

“数”不仅规定了宇宙、历史变化的周期历程，而且也规定了宇宙万物的品类。他把“太阳”、“少阳”之数规定为十，“太阴”、“少阴”之数规定为十二；“太刚”、“少刚”之数为十，“太柔”、“少柔”之数为十二。由此可得出，阳刚之数为40，称为太少阳刚的本数；阴柔之数为48，称为太少阴柔的本数。本数分别乘以4，可得到太阳少阳太刚少刚的体数160，太阴少阴太柔少柔的体数192。

以太少阳刚之体数减去太少阴柔之本数，得太少阳刚之用数112；以太少阴柔之体数减去太少阳刚之本数，得太少阴柔之用数152。邵雍认为，用太少阳刚的用数乘太少阴柔的用数（112× 152），所得到的17 024即是日月星辰之变数；以太少阴柔的用数乘太少阳刚的用数（152×112），得到的17 024为水火土石之化数。日月星辰之变数亦即动物之数，水火土石之数即植物之数。以动物之数乘植物之数得289 816 576，为动植之通数。这样一来，邵雍认为他便掌握了万物的品类与数量。

邵雍把“数”作为把握宇宙及其本质的规定，他还用同样的原则处理声音、易图等。所以他的学术被称为“数学”。

从邵雍把他的著作定名为《观物篇》可知，“观物”是邵雍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

“观物”当然包括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了解，其实更指人对身在其中的整个世界的态度和觉解。邵雍说：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6]

这说明，观物并不是对外物的感性直观，并不谋求感性地反映外物。所以这种观不是用目去观，而是用心去观。这种用心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或抽象，而是主体基于一定的精神境界观照事物、看待事物的态度。邵雍说：“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7]感性只能把握事物的外部形状，一般的心智只能把握事物的变化状态，只有以理即一定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到事物的本性。这就是说，人的精神境界不仅对他自己的人生和精神发展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人心的认识功能。

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8]

镜子能够显现万物的形状而毫不隐蔽，这是镜子的明。水不仅能像镜子一样显现万物，而且盛在任何事物中就会改变成与被盛物同样的形状。水虽然能使自己与万物之形一致，但不能使自己顺应万物的本性，圣人则能做到这一点。圣人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圣人不以我观物，而以物观物。

所谓以物观物，就是顺应事物的本性、状态，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掺杂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之中，邵雍说：

不我物则能物物，圣人利物而无我，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10]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11]

以物观物，是要求人在认知、观照、体验、实践以及种种社会生活活动中，不要有任何基于“我”的情感、要求、意见参加其中。一个事物引起“我”的喜悦或悲哀，并不是因为它与“我”预设的要求有满足或不满足的关系，而是它本来就会在一切人引起同样的感情反应。如果人在认知、观照、体验、实践及各种社会生活活动之前、之中都有一个强烈的从自我出发的意识，以这样的心态去与物打交道就叫做“任我”或“以我观物”，其结果是，情感的发生就不能做到“中节”，对于事物的了解就会因为昏蔽而不明。可见，邵雍的“以物观物”核心的要求是“无我”。

“无我”就是要“因物”，即顺应事物，“以物观物”与程颢所说的“情顺万物而无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完全一致的，程颢在这一点上说得更清楚。

程颢认为，有了这样的境界去与物打交道，就有了“大乐”，邵雍则更认为“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12]。这个“乐”不是指感官的快乐，而是由于“无我”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邵雍的以物观物说，主要目的即在于倡导一种无我的生活态度与境界，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认知的功能，他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13]邵雍一生作了很多诗，这些诗大部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人生的境界。

邵雍也提出了一套宇宙发生与宇宙构成的理论。他以“太极”为宇宙的本体，又称之为“道”。他说：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14]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15]

以天地生万物，则以万物为万物。以道生天地，则天地亦万物也。道为太极。^[17]

这是认为，太极或道是宇宙的本源，太极或道是不动的，又是不可见的，乃是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实体，也是万物产生的根源。邵雍还隐约地表示出，在他的理解中，太极亦是宇宙的本性，也是万物取法的规律。所谓太极生二，即生阴阳。阴阳相互作用，就有了神妙的功能，就有了决定万物过程和品类的数，也就有了万象与万物，于是事物就依照数的规定不断变化。邵雍的这些思想，与周敦颐在某些方面很接近，只是他所理解的太极不是气，而是性。这个思想后来为胡宏、朱熹所发展。与二程相比，邵雍讲的太极、道更多的是作为宇宙的形而上的根据，而并未赋予其伦理法则的品格，这是他在理学后来发展中不被视为主流的原因之一。但他的上述思想和与这些思想相关的易学思想对后来的朱熹有过较大的影响。

与周敦颐重视《易》中的阴阳动静刚柔观念一样，邵雍在宇宙的构成演化方面也提出类似的观念，他说：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

周敦颐主张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邵雍认为动而生阴阳，静而生刚柔，物极必反的原则不是体现为动极而静则生阴，而是分别体现为动始生阳、动极生阴和静始生柔、静极生刚。邵雍认为，阴阳的原则只能是天（日月星辰）的构成和运动原则，刚柔的原则才是地（草木动植）的构成和变化原则。两者共同构成了“天地之道”。

邵雍为了说明万物，还强调“性”和“体”的观念，他说：

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性。动者性也，静者体也。在天则阳动而阴静，在地则阳静而阴动。性得体而静，体随性而动。^[19]

体是指形质，性是指性质，邵雍曾说：“火以性为主，体次之；水以体为主，性次之。……如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20]火没有特定的形质，所以说火以性为主；水有特定的形态，它的性质不像火那么明显，故说水以体为主，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性和体构成的，不能只有性而没有体，也不能只有体而没有性。一个事物的体是它的阴的方面，一个事物的性是它的阳的方面。形体是固定的，属静；性质决定万物的变化，属动。性与体作为一对逻辑分析的二元论范畴，与理气论有接近之处。所不同的是，性与体只适用于比较有固定形质的事物的分析。邵雍也提到气的观念，但主要不是在宇宙论上，他说：“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21]二程讲的论性不论气不备是把性气都作为影响人的道德意识的根源来考虑的，邵雍所讲的性气则指作为人体构成要素的流动不止的气与人性的关系，以及孟子所说的养气的气与养性的性之间的关系。他关于性乘气的观念对朱熹有一定影响。从作为物质要素的气来说，气是性的载体；从作为心理状态的气来说，气的存养对性有重大影响。

邵雍也谈到体用的问题，他说：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鼻口者万物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备矣。^[22]

人的感官能够接受外界事物的各种信息（声色气味）；这些声色气味是万物本来具有的，共同构成了作为物质实体的万物；而感官作用只是自然界中产生的并可作用于事物的功能。感官的作用不限于某一实体，而实体可以从不同的感觉器官去感受实体。邵雍讲的体用还不是理学一般讨论的典型的体用问题，但他的提法具有相当的辩证色彩。

邵雍在南宋时被称为“北宋五子”之一，与周敦颐、二程、张载共同被确认为伊洛之学的渊源之一。他生时与二程交往甚多，程颢称他为“风流人豪”，很推重他的人品境界。在思想上，他对易横图加一倍法的解释，受到朱熹的重视，朱熹还十分推崇他关于“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的提法，认为他已有了性即是理和心具此理的思想。邵雍谈理很少，不过他说“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23]，与二程的表述确有接近之处。

邵雍自谓“平生不作皱眉事”，把所居之处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程颢曾说邵雍所言皆内圣外王之道，又说“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24]。邵雍临死前程颐问他有何见告，他说“面前路径须令宽”，劝程颐要“放开”，要做一个襟怀洒落的人。不过，程颐及“理学”派的后人往往对邵雍有所批评，认为他的安乐之境确实为常人所不及，但未免有玩物、玩世之意，“犹有意也”，还没有真正达到“自然”。

[1]《宋史》卷四百二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726页，参见《宋元学案》卷九，第367页。

[3]朱震：《汉上易传表》，《汉上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6]《观物篇》，《皇极经世绪言》卷六，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