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实证论及其他（报道）
——1952—1953年间同R．卡尔那普的谈话⁽¹⁾

在普林斯顿，我〔指R．卡尔那普。——编译者〕同爱因斯坦有过几次有趣的谈话，而在此多年以前我就已经认识他。虽然他不久之前得过一场重病，面容苍白，看起来很衰老，但是他谈起话来，生动活泼，令人感到愉快。他喜欢说笑话，然后会失声大笑。这些谈话对我是难忘的，也是宝贵的。特别是因为这些谈话不但反映了他的伟大思想，而且反映出他那令人着迷的个性。我多半的时间是听他说，观察他说话的姿势和有表情的面孔；我只是偶尔才简单地说一下我的意见。

有一次爱因斯坦说，关于现在（the Now）这个问题使他大伤脑筋。他解释道，现在的经验是人所专有的东西，是同过去和将来在本质上都不同的东西，然而这种重大的差别在物理学中并不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种经验不能为科学所掌握，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件痛苦但却是无可奈何的事。我说，客观上出现的一切，都是能够在科学中加以描述的；一方面，事件的时间顺序在物理学中加以描述；另一方面，人同时间有关的经验，包括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态度，其种种特点都可以在心理学中加以描述并且得到（原则上的）解释。但是爱因斯坦认为，这些科学的描述不大可能满足我们人类的需要；关于现在有某种本质的东西，恰恰是在科学领域之外。我们俩都同意，这并不像柏格森（Bergson）所设想的那样，是可以对科学进行责难的一个缺点问题。我并不想坚持这一点，因为我主要是想了解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而不想对理论的状况加以澄清。但是我确实得到这样的印象：爱因斯坦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必然会分不清经验与知识的区别。既然科学在原则上能够说出一切能够说的东西，那就留不下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了。虽然这里不存在任何理论问题，但还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情绪上的经验，由于特殊的心理上的原因，它有时会扰乱人心。

有一次，爱因斯坦说，关于物理世界的实在问题，他要提出反对实证论的意见。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分歧。但是他坚决认为，在这里他必须阐明一个重要的论点。于是，他批判了那个来源于恩斯特·马赫的观点，即那种认为感觉材料是唯一的实在的观点，或者更一般地说，任何一种预先认定某种东西是一切知识的绝对确定的基础的观点。我解释道，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些早期的实证论观点，我们不再相信有一种“知识的底层的基础”（a “rockbottom basis of knowledge”）；随后我提到纽拉特（Neurath）的比喻：我们的任务是当船在海洋上航行的时候要来重建这条船。他特别赞同这个比喻和这种看法。不过他补充说，要是实证论现在被放宽到这样的程度，那就会同我们的想法以及任何其他哲学观点不再有任何分歧了。我说，在我们的想法同他的以及其他一般科学家的想法之间，的确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即使科学家们常常是用实在论的语言来明确表述他们的想法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同那些寻求绝对知识的传统哲学学派的观点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另一次，爱因斯坦提出现代物理学中概念形成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有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量被使用，一种是具有连续尺度的量，一种则是具有分立尺度的量。他认为这种把不同种类的概念组合在一起的做法，毕竟是难以容忍的。在他看来，物理学势必最终要不是成为其一切量都是具有连续尺度的纯粹场物理学，就要使它的一切量，包括空间和时间的量，都必须是分立的。现在还预见不到究竟会出现哪一种情况。对于纯粹场物理学来说，除了有别的困难以外，要解释为什么这些电荷不出现为一切可能的值，而只出现为基元电荷的倍数，这是个大难题。于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那些对于正电和负电假定总是对称的基本定律，〔怎样〕来解释一切原子核都必定带有正电荷这一事实呢。也许〔带正负电的〕两种原子核本来实际上都曾出现过，只是最后带正电的原子核吞没了带负电的核，这至少对于我们所在的宇宙这一部分是如此。（这一假设，在爱因斯坦逝世之后已为反质子的发现所证实。）

一次在与爱因斯坦谈话中，我讲到美国有一种强烈的顺从主义（Conformism），坚决主张个人应当调节他的行为以适应普遍公认的准则。他表示非常同意，并且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完全不相识的人写信给他，说他应该理发，“不要忘记你现在是住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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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1952—1953年间爱因斯坦同实证论哲学家鲁道夫·卡尔那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几次谈论的报道。这个报道是卡尔那普写的自传中的一个片断，发表在希耳普（P．A．Schilpp）编的文集《鲁道夫·卡尔那普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美国“当代哲学家丛书”（The Libe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第11种，1963年。这里译自该书37—39页。标题是我们加的。

卡尔那普原籍德国，是逻辑实证论的创始人和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36年迁居美国，后取得美国籍。1952—1954年间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工作，同爱因斯坦有过接触。——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