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及其他
——1951年1月1日给M．索洛文的信⁽¹⁾

〔上略〕

德国的军国主义化自从1848年以后不久就已开始了；这是自从普鲁士的势力在德国占了上风的时候开始的，而在普鲁士，军国主义由来已久。我想一个世纪可能是军国主义化发展过程所需要的不能再少的特征时间。

关于开普勒那篇文章⁽²⁾的结论：重点是要读者注意一个从历史上和心理上看来都很有兴趣的观点。固然，对当时流行的占星术，开普勒是表示拒绝的；但是他又曾经表示过这样的想法，即认为完全有可能存在着一种合理的占星术。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原始人所特有的那种关于拜神教式的因果联系的假设，它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只有在人们获得的系统经验的压力之下，这种假设才慢慢地被科学所抛弃。开普勒的研究工作，对这一变革过程自然作过很大贡献，而且在他的精神上一定发生过非常激烈而艰苦的内心斗争。

你不喜欢用“宗教”这个词来表述斯宾诺莎哲学中最清楚表示出来的一种感情的和心理的态度，对此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Realität）的理性本质的信赖（Vertrauen）；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Empirie）。尽管牧师们会因此发财，我可毫不在意。而且对此也无可奈何。

我不能同意你对科学和道德及其固定目标的批评。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唯一目的是提出“是”什么的问题。至于决定“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却是一个同它完全无关的独立问题，而且不能通过方法论的途径来解决。只有在逻辑联系方面，科学才能为道德问题提供一定的规范，也只有在怎样实现道德所企求的目标这个问题上，科学才能提出一些方法；至于怎样决定这些道德目标的本身，就完全超出科学的范围了。至少，这些就是我的看法。如果你不同意这种看法，那么我要极端诚恳地问你：究竟是谁的荒谬见解出现在这本书里，是我的，还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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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自爱因斯坦：《给莫里斯·索洛文通信集》，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0年，102—105页。本文由邹国兴同志译。标题是我们加的。——编者

(2) 指爱因斯坦1949年写的《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序。参考此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