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贝索，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
——《爱因斯坦给M．贝索的信选译》编后记

爱因斯坦在1905年以极其简洁的形式完整地提出的在物理科学中有划时代意义的狭义相对论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没有列出任何参考文献，也没有提到任何知名学者的帮助，唯独在论文最后声明：“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曾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M．贝索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见本文集第二卷，126页）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贝索究竟是谁呢？

《爱因斯坦-贝索通信集（1903—1955）》编者斯佩齐阿利对贝索身世作了一番考证。现在根据贝索同爱因斯坦来往的信件和斯佩齐阿利的研究，对贝索的生平、为人、思想，以及他同爱因斯坦的友谊作一扼要的介绍。

米凯耳·贝索（Michele Besso），又名米凯兰杰洛·贝索（Michele Angelo Besso），是爱因斯坦终生不渝的挚友。1873年5月25日生于瑞士苏黎世附近的里斯巴赫（Riesbach）。祖籍意大利。他父亲1865年来到苏黎世工作，曾任保险公司经理，1879年取得瑞士国籍。不久，全家返回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老家。贝索是在那里受教育的。1890年，贝索17岁，考入罗马大学物理系。一年后，他来到苏黎世，转学于闻名欧洲的〔瑞士〕联邦工业大学机械系。1895年毕业。在瑞士北部温特图尔（Winterthur）的赖特（Reiter）电机厂工作，但仍常去苏黎世。189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在一次家庭音乐晚会上拉提琴，认识了刚进联邦工大的爱因斯坦。当时，爱因斯坦17岁，贝索23岁。由于志趣相投，从此结成了莫逆之交。正如爱因斯坦1955年3月得到贝索逝世消息后，给贝索家属的唁函中所说的，“我们的友谊是我在苏黎世求学的年代里奠定的，那时我们经常在音乐晚会上见面。他年长一些，有学问，总是在那里鼓励我们。”爱因斯坦第一次接触马赫的《力学史》，就是贝索那时介绍给他的。

那时，爱因斯坦寄居在阿劳州立中学教员温特勒（Jost Winteler）的家里，同他的子女都很友好。1899年爱因斯坦介绍温特勒的大女儿安娜（Anna Winteler）与贝索相识，次年他们结为夫妻。1910年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Maja）与温特勒的小儿子保耳（Paul Winteler）结婚。因此爱因斯坦同贝索又多了一层姻亲关系。

1899年，贝索去米兰，在长途输电公司工作。1900—1901年，兼任意大利电业公司的技术顾问。因父亲病重，他1901年回到的里雅斯特，在工程顾问局工作了三年。这期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了，经过一段失业和找工作的痛苦，于1902年夏天开始在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当三级技术员，业余正从事紧张的科学研究工作。贝索博览物理化学书刊，不断为他的朋友提供最新的研究资料。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封信，就是爱因斯坦1903年1月给贝索的复信。

由于爱因斯坦的推荐，1904年1月贝索受聘为专利局咨询工程师。从此两位“老朋友”朝夕相处，达五年之久，生活是极其愉快的。他们每天下班结伴回家，有时甚至还同路上班。晚上和假日也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爱因斯坦老年回忆起这段生活，仍然神往。他说：“专利局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下班途中的谈话引人入胜，无与伦比，人事浮沉对于我们似乎并不存在。”正是这些极妙的谈话，思想敏锐、知识渊博的贝索，向爱因斯坦提出了友好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鼓励他，督促他，帮助他把自己的思想明确地表达出来，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创见的形成起了积极的“助产士”的作用，特别是对狭义相对论的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

贝索一生好学慎思，从小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一辈子爱读书，爱思索，兴趣之广，简直没有边界。1908—1909年冬，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大学任编外讲师，他讲的放射理论课，只有两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贝索。此外，贝索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民法、商法、生理学、英国文学、天体力学等。他常去伯尔尼大学旁听，到各图书馆借书。他最大的兴趣似乎在批判哲学方面。因为他随时都准备了解别人的见解，又善于找出问题的焦点，提出矛盾，消除分歧，所以他的一生虽然只写二十多篇论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但他参加了好几个国际性的专业学会，是科学技术行家的良师益友。正如爱因斯坦说的，“在整个欧洲，我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好的知音”，而“他的成就只能在他所造就的人当中找到”。爱因斯坦不仅在伯尔尼向他敞开思想，就是日后在柏林，在普林斯顿，在整个一生中，都不断向他倾诉自己各方面的感受，包括广义相对论和统一场论的思路，以听取他的反响。自然，对于他这样漫无边际的兴趣，爱因斯坦也曾友好地指出：“我坚信，如果你具有专注的热情，你一定能在科学领域中孕育出有价值的东西。蝴蝶不是鼹鼠。但是任何蝴蝶都不应为此而惋惜。”

1909年，爱因斯坦离开专利局，去苏黎世大学教理论物理学，贝索也回到的里雅斯特，在戈里齐亚（Goriza）一家保险公司任襄理。这时，他研究的里雅斯特供水工程规划。1914年8月欧战爆发，他在戈里齐亚教会医院当护士。次年5月意大利倒向协约国，贝索返回伯尔尼，继续在专利局工作。1916年2月起，在联邦工大兼任编外讲师，讲授《专利理论与实践》，直到1938年退休。在这二十多年中，他结识了许多老教授，其中有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经常去听他们的课，比如，1916—1917年间，H．魏耳（Weyl）讲的电磁理论和群论。

贝索一家同爱因斯坦的有前妻米列娃·玛丽琦（Mileva Marič）的关系，也是很好的。当他们同住在伯尔尼的时候，两家经常来往，有时一道带着孩子去郊游。一次，爱因斯坦亲自做了一只漂亮的风筝，经过试飞之后，送给了贝索的小儿子小维洛（Vero），并向他讲述风筝起飞的道理。后来，爱因斯坦去布拉格、柏林任职，贝索经常去看望重病在身的米列娃，并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读书。爱因斯坦每次来瑞士探亲，总要去贝索家。1916年，他带着年轻的维洛一同在街头散步，向他讲解狭义相对论基础。1919年，爱因斯坦同米列娃离婚，也是通过贝索安排的。爱因斯坦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将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全部给米列娃。

在贝索一生平静的学者生活中，只是1926年出现过一场小小的风浪。那就是，虽然贝索在专利局工作一直很努力，为同事出谋划策做了大量的咨询工作，可是自己签署审定的专利申请书并不多，一度发生有被辞退的危险。为此，爱因斯坦曾给伯尔尼知名人士仓格尔（H．Zangger）写信，并直接为贝索写证明，说明贝索的人品与才智。这两份材料，深刻地勾勒出贝索思想和性格，至今依然是了解贝索最好的旁证。由于专利局的同事都为贝索说话，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贝索由此得到了高度的信任。1932年专利局长克拉夫特（W．Kraft）退休，有人在报上恶意攻击专利局工作，贝索撰文给予有力的答辩。

1928年，贝索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真诚地感激爱因斯坦对他的友谊和帮助。他说：“多亏你，我才有我的妻子，有了她，我才有我的儿子和孙子；多亏你，我才有我的地位，有了它，我才有人间寺庙般的清静，以及对艰辛的日子的物质保障了；多亏你，我才能获得科学的概括能力；没有这种友谊，这种能力是无法达到的。”

不过，爱因斯坦与贝索之间的友谊，不仅表现在生活上的息息相关，学说上的相互切磋，而且表现在彼此真诚的批评，以及在正义事业中的共同行动。这本《通信集》在这些方面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材料。比如，在对待马赫哲学的态度问题上，1917年他们在通信中开展了相当激烈的争论。贝索站在实证论的立场上为马赫辩护，爱因斯坦则对马赫的实证论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是迄今所知的爱因斯坦对马赫的最早的批判。又如，1938年慕尼黑会议后，贝索对欧洲和平产生了幻想，爱因斯坦及时批评了他的错误，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伯伦是同希特勒狼狈为奸的。在政治上，他们在1917年4月曾共同营救他们的同学，当时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刺杀奥国首相而被判决死刑的社会民主党人F．阿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他们曾共同营救遭到法西斯迫害的科学家，特别是贝索，为此奔走多年，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难友以最大的帮助。

贝索1938年底退休后，住在日内瓦他儿子维洛家。从这时起（已经63岁了），他经常去日内瓦大学听课，而且仔细地做出笔记。由于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他成了在那里讲课教师的好学生和好老师。1939年3月13日，爱因斯坦60寿辰的前夕，他在伯尔尼广播电台发表了纪念讲话，赞颂爱因斯坦生平科学成就，说爱因斯坦是“献身于研究自然界的广大而深邃的内在联系的人”。1943年他70岁，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对自己的科学知识作了总结。1944年，他的终身伴侣安娜去世，自己也更加苍老衰弱，多次中风。可是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1954年6月24日，他晕倒在日内瓦大学数学图书馆的楼梯上，被人救起。1955年3月8日他得了脑血栓症，同月15日与世长辞，终年82岁。

爱因斯坦1926年对贝索作了如下中肯的评价：

“他有敏锐的理解力，他不喜欢斗争；因此，他对每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都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他就成了一个科学家（甚至可以说一个不切实际的人）。

“只要有人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他就不能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情来；而他首先做的是，设法克服这种拒绝态度；努力唤起对这个问题、对研究的兴趣。一旦产生这种兴趣，他就成为最好的共鸣板。

“他随时准备了解别人的见解，从中找出问题的焦点；因此，他在讨论中是很出色的。此时，他追求的目标是，解决矛盾，消除分歧。除了这一点以外，他还具有洞察别人思想的能力，这就使他能够成为卓有成效的批评家。他的长处不在于自己寻找建筑材料，而在于，像苏格拉底那样，精练这些材料，他用这种方式同人们合作。（他往往把自己比作助产士。）

“他经常力求了解别人，这就使他不得不经常搜集各个领域中有价值的知识，这就要求他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他在工作中亲眼看见过种种不同的工作方法。这样，他就能经常提出宝贵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他具有敏锐的目光，能看出方法上和内容上的片面性，从而努力去克服它。这使他对于在一特定领域工作的专家极为有用。直截了当地说，他是一个卓越的非专家，他的读书之多和知识之渊博，对于他自己实际上只起次要的作用。他不是一个搜集者；不是一个讲究条理层次的人；也不是一个讲演家和作家；尽管在辩论中，他很能使人折服，但在需要有条不紊的演说或写作中，他却显得笨拙。恰恰这时，他却缺乏他能够对之精巧加工的实际材料，也就是说，他不了解站在他面前的人的思想；在这些场合，指引他的是非常高明的机智。他是一个典型的‘教导者’（civilisierter），而不是一个‘培育者’（kultureller），civitas（教导）关系到人，cultura（培育）只涉及物。

“非常客观地说，他特别擅长的学科是物理学和数学，在这些领域里，他的‘造型’作用（‘formierende’Wirkung）尤其明显。但是，对于各种自然神学，还有哲学、国民经济学，他也有广泛的概括知识，而不是零碎的知识。至于技术、保险和专利学，他从实际工作中是知道得很多的。

“凡是对于他遇到的每一个向他求教的人有用的东西，对于他自己却是有害的。因为，他永远不满足于已有的东西。没有什么论文署他的名，他的成就只有在他所造就的人当中才能找到。”⁽⁷⁾

编者　赵中立

1977年12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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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贝索保存下来的爱因斯坦第一封信。当时贝索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工作。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Maja）也在那里，当贝索妹妹的家庭教师。而爱因斯坦则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这里译自《爱因斯坦-贝索通信集》（Albert Einstein et Michele Besso：Correspondance 1903—1955．Pierre Speziali编译。巴黎Hermann出版，1972年），3—5页。由李㳔泖同志译。标题是我们加的。——编者

(2) 1903年1月6日，爱因斯坦同米列娃·玛丽琦（Mileva Marič，1875—1948）结婚。米列娃，塞尔维亚人，原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物理系的同班同学，读了五年没有毕业，只得到肄业证书。她同爱因斯坦结婚后，生过两个男孩。后因性格不和，1919年同爱因斯坦离婚。——编者

(3) 这篇论文是《热力学基础理论》。见本文集第二卷，21—40页。——编者

(4) 米莎是米列娃的爱称。——编者

(5) 即玛雅·爱因斯坦（Maja Einstein，1881—1951）。——编者

(6) 里希特（Viktor von Richter，1841—1891），德国化学家，布雷斯劳（Breslau即弗罗茨瓦夫）大学教授。他著的《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在1881—1914年间，曾多次再版。——原书编者

(7) 这一评价译自《爱因斯坦-贝索通信集》，546—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