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佛教道教的发展和西方宗教传入
周武帝毁佛以后,佛教虽然受了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宗教仍然具有生存的土壤,仅仅用人力禁止不会生效。因此,到了隋朝,佛教又开始复兴。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敕令“户口出钱,建立经像,由是民间佛经,多于六艺之籍”(《佛祖统纪》卷三十九)。
到了唐朝,统治者继续利用宗教维护其特权。唐高祖李渊,把京城宅第送给沙门昙崇,并赐名“清禅寺”。唐太宗认为佛教“玄妙可师”。佛教不仅顺利发展,而且高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某些知识分子认为做官不如当和尚,通过入寺为僧取得富贵,比参加科举容易得多。另一方面,抱着争取富贵野心入寺的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学习领会佛教教义的条件比普通僧众优越。他们出家以后,无衣食家室之累,或倡立新说,或译出新经,只要培养起大名,富贵便自然而来。许多高僧生为帝师,死赠美谥,遗产甚多,死后又有高官显宦为他扶杖送葬。例如高僧玄奘改葬父母,当时僧俗会葬的人有1万余。玄奘死后,朝廷给他办丧事,用金棺银椁藏他骨灰,在500里内有100多万人送葬,3万多人庐墓。一个高僧能享有这样崇高的荣誉,可见当时宗教狂热达到什么程度了。
高宗武周时期,载初元年(690),沙门法明、怀义等10人向武则天进献《大云经》,陈符命,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应当代唐作阎浮提主。武则天为了利用《大云经》制造夺权的舆论,令全国各州和两都都建置大云寺,各藏一部《大云经》,并及时向群众宣讲。武则天的这条命令执行得十分彻底,据考古资料可知,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立即封怀义、法明为县公,特赐紫袈裟鱼袋,更进一步推动佛教的发展。
寺院都占有大量土地。例如洛州少林寺,有常住田4000余亩;大象寺有田5300亩;醴泉寺有庄田15所;成都大圣慈寺,有40余万亩。到了唐武宗时期,全国寺院共掌握土地数千万亩。这些土地,有的是兼并农民群众的;有的来源于贵族、官僚、地主的布施;也有的是前朝的遗产。寺院不仅是宗教团体,同时也是封建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主持僧的手里,主持僧就是寺院领主。所谓“众生平等”,不过是欺人之谈。直接管理寺院土地的人叫做“知家”或“知墅”,如惠矩法师担任“知墅”达10年之久。
广大僧众是寺院的农奴,他们成年累月给高僧服役。如寒山子说:“六时学客舂,昼夜不得卧,着却福田衣,种田得衣食。”禅宗大师慧能,青年时因家贫当了行者,在寺院舂米。因为他瘦小体轻,为了增加体重,不得不在腰间缚块大石头,借以运碓,结果使腰部和腿脚损伤,成了残废。僧众不仅受高僧的剥削,而且他们在患病不能劳动时,还要受惨无人道的虐待。著名高僧义净说:“(僧众)病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便用猪粪猫粪,或盛瓮储,号曰龙汤,虽美名,秽恶斯极”(《南海寄归内法传》)。
高僧除了剥削僧众以外,还经常放高利贷。如敦煌龙兴寺慈惠法师,借给吴庆信兄弟小麦十石,麻子一石六斗。后来由于吴庆信等无力偿还,把他哥哥吴广顺押到龙兴寺抵债,被高僧任意驱使。从此吴广顺丧失了人身自由,变成寺院的农奴。
唐朝由于积极发展佛教,浪费了社会大量财富。载初元年(690),武则天令薛怀义作夹大像,佛的体积很大,仅一个小指就可容数十人。为了安置佛像,专门建筑了“天堂”。在建筑“天堂”的时候,“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薛怀义常作无遮会,用钱百万,士女云集,所在公私田宅,多归僧有。后来怀义发怒,烧掉明堂与“天堂”,没有受任何处分,武则天仍然令怀义为使,重建明堂。
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又造大像于白马阪,用工数百万。宰相狄仁杰说:“今之伽兰,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为其二女造金仙、玉真观,毁大量民宅,用工数百万。左补阙辛替否上书反对说:“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人无所食,未闻赈恤,而为二女造观,用钱百余万缗。”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宗和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等都崇奉佛教。代宗让僧徒任意出入宫廷,在宫廷陈设佛像、礼佛诵经,给僧众优厚的待遇。更加荒唐的是“每当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禳虏寇”。由于皇帝的提倡,于是“中外臣民承流相比,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通鉴》卷二百二十四)。
道教崇奉老子,唐统治者自认是老子的后代,因此也崇奉道教。道教最初在民间产生,东汉张道陵以符箓禁咒为人治病,后来又逐渐从符水转向炼丹。道徒主要是“修身炼药,学长生之术”。东晋的葛洪就是为完成这一转变奠定理论基础的代表人物。葛洪宣扬“仁爱清静,积而修习,渐致长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与道合体”(《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从此以后,过去被农民军利用的符水、首过等原始道教内容和形式,都被指斥为旁门左道。道教这种转变是适应封建统治的要求而出现的,它得到了贵族官员的支持。这样一来,炼丹之风便在封建地主当中广泛传播。南朝刘宋时,陆静修等利用佛经编了不少道书,广为流传。北朝道教著名人物是寇谦之,他自称见过太上老君,被老君封为天师,令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角、张衡)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求”,并且宣称奉命辅佐魏皇帝太平真君。这样一来,道教便从原始的民间道教变成封建统治者御用的道教,因此得到政府的支持。魏太武帝定道教为国教,并在各地兴修道观,并赐予道观田地金帛。道教的经典分教诫、符篆、法丹三类,它的教义主要吸收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
道教宣扬清静无为,佛教高谈苦空寂灭,这都是装饰门面,实际都是与政治有关的。周武帝兴道灭佛,佛教徒助隋反周。在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协助他夺取北周皇权。隋文帝当皇帝以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和他商讨国家大事,专为他建了五通观。隋炀帝怕道教搞阴谋,于大业元年(605),下令禁止图谶,烧毁与谶纬有关系的书,限制道教徒的活动。
隋末天下大乱,道士王远知给李渊出谋划策,叫他夺取政权。李渊成功以后,便打击佛教,暗助道教。另一方面,在唐朝初期,士族门阀还有影响,皇帝的李姓比不上山东高门。而《道德经》的作者李耳,却早成为超人的教主,如果和李耳攀上亲,皇室的门第必然可以提高。因此武德三年李渊在终南山建了老君庙,第二年亲自到终南山礼拜老子。
唐太宗也利用道教,他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李耳)……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第一百一十三卷《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贞观元年(627)七月,唐太宗下诏修葺亳州真源县的太清宫,因为这个地方是“圣祖老君”的诞生地。唐太宗偏护道教,主要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孙。但他和佛教也有联系,他积极支持玄奘译经,敕令宰相房玄龄在首都主持召开欢迎玄奘的大会。
唐高宗即位以后,也利用道教为巩固政权服务。显庆元年(656),敕令改晋王宅为昊天观,在观中为太宗祭祀、祈福,并且以尹文操为观主兼知宗圣观。乾封元年(666),他东封岱岳,归途中曾到达亳州,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建置老君庙。高宗为了扩大老子的影响,当时下诏规定《道德经》和《论语》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并定为科举考试中必考的科目。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要把道儒合为一体,作为一个拥护李唐王朝的社会势力。
唐高宗死后,佛教徒协助武则天夺权有功。武则天下诏降低道教地位,规定僧尼处在道士女冠之上。
唐中宗复位以后,又继续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不久韦皇后专政,佛教得势,道教又受排斥。
唐玄宗打垮了太平公主阴谋集团,巩固了李唐皇室。他上台以后,大兴道教,限制佛教。他振兴道教的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开元元年(713),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并且敕令西京太清观、玄都观、东明观、大德昭文馆、崇文馆学士修《一切道经音义》。
开元九年(721),遣使迎道士司马祯进京,亲受法箓,赏赐甚厚。置石柱于景龙观,令司马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道德经》。后来玄宗采纳司马祯建议,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敕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推崇玄学,置生徒,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按明经例参加科举。四月,唐玄宗自称梦见老子告诉他:“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于是他派人到周至楼观山间去寻找。后来,命画玄元皇帝像,分置各州开元观。九月,玄宗亲自考试明道教经典的举子。
天宝元年(742)正月,在长安的大宁坊、洛阳积善坊设玄元皇帝庙。后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通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将“四子”著作改为真经。崇玄学设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100人。
第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即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改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更置崇玄大学士一名,由宰相兼任,领两京玄元宫及道观。两京道观人员定为37人,各赐近城庄园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令崇玄馆学士今后每到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文武百官“咸就观礼”。
吴道子《维摩诘像》
天宝五载,定为每年二月十五日为老子诞辰,与四月八日佛生日,全国官员、生徒休假一天。天宝七载,册封汉张天师为太师,陶弘景为太保。全国凡有洞宫山皆置坛祠宇,每处度道士五名,并取近山百姓30户,蠲免税役永远为道观服务。
天宝八载,唐玄宗拜谒太清宫,给太上老君上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群臣上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敕令崇玄馆缮写一切道经,分送全国各道采访使,并令采访使在管内各道转抄,通过各级政府宣扬道家思想。
从上述情况看来,唐玄宗崇道,已达到极其荒唐地步。宋人范祖禹说:“时帝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帝悦”(《唐鉴》)。
唐朝统治者除了利用道教抬高皇室的社会地位以外,他们都想通过道教徒取得长生药。从唐玄宗起,很多皇帝都积极追求长生不老。唐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吃长生药死的。至于大臣们,因吃长生药而死的就更多了。
唐朝统治者了解到宗教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有力工具,对于外来宗教也十分欢迎。西方的袄教(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在唐朝时相继传入。
袄教 又名拜火教,波斯人琐罗斯德所创,系波斯国教,流行于波斯及中亚诸国。袄教认为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两神互相斗争。火是光明的象征,代表善神,所以崇拜它。袄教也拜日月星辰及天,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唐朝袄教进一步发展,信徒渐多,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都建立了袄祠,仅长安城内,就有胡袄祠、袄祠、西袄祠、南袄祠四所。
摩尼教 系波斯摩尼所创,又称明教,最初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地区。其教义认为:世界上具有明暗两种势力斗争,在天地未分之时,明暗各殊,双方势均力敌。后来黑暗侵犯光明。最后是光明与黑暗各复本位。现在世界正处于中间阶段,人们应当助明斗暗。摩尼教徒禁欲,不饮酒,不食肉,不祭祖,身着白衣,死后裸葬。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唐代宗时,摩尼师到达长安,大历三年(768),唐政府允许回鹘人信奉摩尼教者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后来又在扬州、洪州、荆州、越州、太原、洛阳设摩尼寺。唐武宗灭佛时期,摩尼教也受了打击。宣宗以后,逐渐恢复,在民间流传甚广,后来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号“食菜事魔”教。
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信仰——安拉——真主,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真主所造,教徒不食猪肉和无鳞之鱼,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可憎的。《古兰经》是其基本教义。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阿拉伯帝国)遣使来唐。开元年间,大食使者和商人纷纷到长安、广州等地,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徒瓦哈伯就曾在广州传教。
景教 系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又名也里可温教,贞观九年(635),大秦人阿罗本把景教传到唐朝。3年以后,在长安义宁坊建了一所寺院。天宝年间,把景教寺改为大秦寺。除了长安以外,洛阳等大城市都设有大秦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高宗纂祖,更筑精宇,和宫敞明,遍满中土。”可见当时有不少人信仰这个宗教。会昌年间,景教也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