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文化发达的巩固基础，科学技术取得了伟大成就，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就是其中之一。

雕版印刷术的形成，具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始祖应该说是图章，也就是印信或戳子。但印上的字不管是铸的或者刻的，都是反文，印出的才是正文。最初不论是阳文阴文，多印在泥土上，称为“封泥”。汉朝流行佩带大印，利用这种印驱除恶鬼。印长三寸，宽一寸，长方形，刻印的材料或者用金或者用铜，或者用桃木。在印上刻的是“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共34个字。这种印比一般汉印的字数已经多几倍了。

到了晋朝，有些道士以枣木心刻印，用以驱赶猛兽或水怪，所以古人进山时都佩带“黄神越章之印”。这种印比较汉印要大一些，长宽各四寸，共刻120个字。晋朝虽然已经用纸，但是这些木印，仍然是印在泥上。

在北魏时期，正史上曾提到用朱印印在纸簿或骑缝上。北齐河清年间，有一种“督摄万机”印。这种印很大，长一尺二寸，宽二寸五分，背上有一个鼻纽，钮长九寸，厚一寸，宽九分，这颗印是用木头刻的。北齐的印，比较晋朝的“黄神越章印”长大很多。后来人们称为“条印”或“关防”的，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有的，专用它来印“骑缝”。这种印当然是印在纸上，这就是雕版印刷术的萌芽。

印刷术第二个来源是石刻，石刻的历史也像印章，源远流长。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是石鼓。春秋的石鼓是唐朝在关内道凤翔府发现的，在地下埋了很久，出土后又久经剥蚀，有一个已经一个字也看不清了。其他几个四面刻字，每个鼓上刻着一首诗。此外，秦始皇东巡时曾刻石七次，散布在峰山、瑯琊、会稽、之罘等地。

到了汉朝，石刻的范围逐渐扩大，除了石鼓、立石以外，又有了刻碑、刻经、摩崖、建筑石刻及砖瓦石刻等，其中刻碑和刻经与印刷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汉朝凡是记事文字需要久传的，都用石碑刊刻，这种风气十分盛行。汉昭帝以后，儒家经典特别受到重视。当时读书人互相传抄，以讹传讹，谬误百出。东汉熹平四年（175），汉灵帝应蔡邕的要求，把《周易》、《尚书》、《仪礼》、《鲁诗》、《公羊传》、《论语》、《春秋》等都刻在石碑上，作为大家校正的统一标准。后来人们嫌抄写费事，于是把纸铺到石碑上刷墨、捶打。碑上的字是凹下去的，因此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出现了黑地白字的碑文，一张张碑文合成了《春秋》、《尚书》等。石刻就是这样为雕版印刷创造了经验。

石刻十分费力，而木刻却比较简便。到了唐朝，由于封建经济文化的发达，于是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从上面所谈的情况看来，印章和石刻给雕版印刷铺平了道路，雕版印刷就是印章和石刻的产物，它是两者取长补短的结果。印章刻的是阳文，印刷便利，其缺点是面积太小。石刻刻的是阴文，不便印刷，但是面积很大。最后人们探索出新方法，就是雕刻大面积的阳文木板，用木板印刷历书。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过去有七种说法，最早的有人说是在汉朝，晚的有人说是在北宋，比较可靠的说法还是在唐初。明朝史学家邵经邦在《弘简录》第四十六卷中这样说：

“太宗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梓行”两字，就是雕版印行，意义十分清楚。按长孙皇后死于贞观十年（636）六月，这本书的印行，应在这年或稍后，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内府刻本。当时民间可能有印本书出现，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它出版。问题在于邵经邦是16世纪的史学家，两《唐书》、《通鉴》虽然提到《女则》，但没有“令梓行之”一句，邵经邦所说根据什么，就不清楚了。《弘简录》是一部正式历史著作，是邵经邦花了15年工夫，换了四次草稿才写成的，可见他的谨慎不苟。这本书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术的事，从唐朝冯贽所写的《云仙杂记》又名《云仙散录》里可以找到旁证。这本书注明是“宋开禧元年（1205）刊”。宋朝有不少人引用它，估计最晚到13世纪初就有了这部书。《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

玄奘是贞观元年（627）从长安出发的，19年回国，麟德元年（664）逝世，所以玄奘印像应在麟德元年以前。可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应在贞观年间。^〔1〕

玄奘印刷普贤像的数量很多，共有5驮，可惜没有直接流传下来。但是在敦煌发现的五代印刷品中，却有普贤像，约一尺多长，七八寸宽，可能和玄奘印的相似。此外，有人曾得到木刻佛像半卷，背面写着“天宝十二载”字样，这半卷佛像应是在玄宗或玄宗以前印的。

正因为唐初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所以到唐德宗时期，市场上便出现了一种印刷品，名叫“印纸”，作为商人交易的凭据。唐穆宗时期，扬州、越州一带曾印刷过两位诗人的作品。唐文宗时，有了冯宿关于禁印私历的确切记载。

到了唐末，全国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印刷中心主要分布在成都、淮南、洛阳等地。全国有名的印书铺有西川过家，专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成都樊家专印历书；龙池坊卞家专印陀罗尼经。有一张陀罗尼经印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大约一尺见方，大部分都是古代梵文，中间和四周有小佛像，和宋朝刻的《大随术陀罗尼》很相似。唐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刚经》，是现存世界最古的印本书，全卷长16尺，高1尺。上图是这本书卷首的扉画，可见其精美。下图是这本书的卷末刊语。除了佛经以外，成都各书铺印刷品中还有历书、《唐韵》、《玉篇》等。

成都是唐代全国著名都市，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由于剑南西川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作过两次行都，同时又生产有名的“益州麻纸”，就地取材，印书比较方便，于是就促成成都成了全国著名的印刷业中心。

唐朝发明的印刷术，后来流传国外，推动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

朝鲜是我国近邻，山水相连，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首先传入这个国家。大约在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当时高丽贵族王煦说：“显宗则雕五千轴之秘藏，文宗乃镂十万颂之契经。”可见在11世纪高丽曾刊印了《大藏经》，前后70年才完成。到了11世纪末，他们除了印完《大藏经》以外，还刻了很多医书。成宗时期，高丽曾派使臣到宋朝，求得《九经》刊本，开始刊印。靖宗八年，崔颢等奉诏新刊《汉书》和《唐书》，献给靖宗。几年以后，又新刊《礼记正义》和《毛诗正义》，这是高丽最早的刊印本。

唐末五代，雕版印刷也传入日本。宽治二年（1088），日本刊印了《唯成识论》，这是日本最早的印刷品。随着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了13世纪中叶，除了佛经以外，还印刷儒经、医书、韵书以及文学作品。除了日本人自己刻版印书以外，在元明两朝，我国印刷工人还去日本直接印书。他们刊刻的书主要是《李善注文选》、《白云诗集》、《宗镜录》、《杜工部诗集》等。

越南和中国的文化关系也很密切，公元15世纪，越南的黎元老说：“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义，以跻寿域”（《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九）。随着各种书籍的传入，唐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传到越南。但是越南人学会印刷术是在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到了黎朝绍平二年（1435），刊印了《四书大全》。在18世纪，又印了《五经》、《四书》。

由于越南的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所以他们所印的书籍，也仿中国印书惯例，在书里题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家藏版。河内是越南全国的印刷业中心，印书的书坊有会文堂、广盛堂、盛文堂、福文堂、乐善堂等。

欧洲人最初看到中国的印刷品是纸币和纸牌。元朝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和鲁勃罗等，在自己的著作里都谈到元朝的纸币，以及纸币的质料、形状、币值、文字、玺印、流通情况等。通过这些旅行家的介绍，欧洲人了解了中国的印刷术。

欧洲最古的印刷品，是1423年印刷的圣克利斯道像，后来也印刷书籍。当时欧洲人印书时，先要用一只手在阳文木板字面上蘸上墨，另一手铺上纸，再用刷子来刷。所用的墨是烟炱和胶水溶成，印刷时只印纸的一面。这些方法和中国印书法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英国著名蒙古史学家亨利·霍华斯说：“我自己毫不怀疑，……印刷术、航海罗盘针、火器以及社会生活上很多东西，都不是欧洲人发明，而是经过蒙古的影响，由最远的东方传入的。”法国东方学家莱麦撒认为，“中国人发明的航海罗盘针、火药、钞币、纸牌、算盘，都是经蒙古输入欧洲，活字印刷术同时也由远东而输入欧洲。”^〔2〕

众所周知，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其重要性尽人皆知。唐朝人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不仅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