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唐宪宗直到唐宣宗时期，前后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牛李两党为什么发生这样长期的斗争？双方的主要分歧究竟是什么？过去有的学者说：牛党重进士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李党重门第，反对进士科，代表士族地主；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发生分歧的原因就是由于牛李两党出身于不同的阶层。事实并不是这样。首先，牛李两党任何一方都不是由单一的阶层组成的。例如李党，除了几个人出身于士族地主以外，其中陈夷行、李让夷、李商隐、王茂元、刘轲等，都是庶族地主，根本不是士族出身。牛僧儒集团中，虽然有几个庶族地主，但也包括很多士族地主在内。例如李宗闵、李珏、杨嗣复、杨汉公、杨虞卿、杜悰、杜牧等都是士族地主出身。可见，牛李任何一党，都是由士族与庶族混合组成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无论牛、李哪个集团成员中，都有一些人是进士及第。例如李党的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李商隐、刘轲等，都是进士及第。当然，李德裕确实批评过进士科的浮华，但他反对的主要是进士科考试中的流弊。文宗时李德裕曾建议“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因为善于吟诗作赋的人不一定能经邦济世。他认为呼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是一种朋比勾结的恶习。李德裕执政时，取消了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他这样做，既可以限制“座主”与“门生”之间互相勾结，又能克服春宴花费万钱的弊端，使中小地主避免由于贫穷无力举办宴会而“苦于成名”的困难。李德裕的这些改革无疑是正确的。

从上述情况看来，牛李两党分歧的根源，并不是由于士庶两个阶层间的对立，他们斗争的焦点，也不是赞成或反对进士科的问题，实际是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存在严重分歧。

安史之乱以后，除了阶级矛盾以外，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也就是藩镇割据问题。这关系着唐朝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各种人都会有自己的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牛僧儒等人对待割据的藩镇，向来持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李党却一贯主张坚决平定叛乱，争取国家重新统一。例如唐宪宗元和年间，是中央政府打击藩镇最有成效的年代，当时主要是李党执政。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开始当宰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刘叛变，大搞独立王国。唐宪宗主张讨伐，而有的大臣则认为“蜀险固难取”，不如承认其割据局面。只有李吉甫“密赞其谋”，献计献策。唐宪宗立即派高崇文等平定了刘的叛乱。接着，镇海节度使李錡擅立“留后”，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李吉甫多次给唐宪宗出谋划策讨伐李錡，也取得胜利，李吉甫因功封为赵国公。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李吉甫在一年多时间里，调换了36镇节度使，占总数70％以上，这是抑制藩镇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

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请袭父职，李吉甫主张“宜因时而取之”。这一建议正符合唐宪宗的想法，于是宪宗正式下诏讨伐淮西叛乱。可惜未等正式开战，李吉甫在这年十月便去世了。由于李吉甫执政时期坚决打击藩镇，所以后来牛党攻击他“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肖俛传》）。裴度执政以后，继续打击淮西的吴元济，并取得了彻底胜利。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坚决打击割据的刘稹，终于消灭了他，收复了五州三十县。

牛僧儒、李宗闵和李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儒、李宗闵利用制科考试之机，攻击李吉甫“炽于武功”（《樊川文集》卷七《牛公墓志并序》），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元和十二年，裴度积极组织讨伐淮西叛乱，牛党李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另一牛党成员令狐楚，也反对讨伐吴元济。至于牛僧儒，更是统一战争的反对派。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幽州杨志诚逐其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儒，他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八十多万缗，实际没得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其合法，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牛僧儒是坚决反对朝廷讨伐反叛藩镇的。

其次，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僧儒主张维持现状。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共十三朝，而设官最多者莫过于唐。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811），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政时，也精减冗官1000千余名。事实非常明显，精减机构，节省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当然是一项进步措施。对于这一措施，牛党却坚决反对，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三百八十三员”。

第三，李党反对佛教，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运动，收效甚大。而牛党相反，大中元年（847），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旧”（《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第四，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胆小如鼠，执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

以上是牛李两党的政治分歧所在。两党斗争从宪宗朝开始。第一次斗争是在元和三年（808），当时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执政。在制科考试当中，牛僧儒、李宗闵、皇甫湜在文中批评时政，涉及平藩、限制宦官等问题。这年担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考试揭晓后，牛僧儒、李宗闵被擢为上第。宰相李吉甫“恶其直言，哭诉于上”，唐宪宗支持李吉甫，下诏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韦贯之为果州刺史，牛僧儒、李宗闵长期“不调”。

第二次斗争是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当时牛党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9〕杨汝士主持科举。这时李党成员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请钱徽照顾自己的亲属。放榜以后，李绅和段文昌推荐之举人名落孙山。于是段文昌向穆宗上诉，揭发钱徽等科场舞弊，“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唐穆宗征求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意见，李德裕支持了段文昌的上诉。因此穆宗决定复试，复试结果，把已经及第的进士淘汰了十余人之多（大约一半左右）。穆宗对这次科举有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梓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司马光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第三次斗争在长庆三年（823），牛党骨干李逢吉执政。当时“牛僧儒、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但李逢吉却提拔牛僧儒为宰相，而把李德裕驱出首都，任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不调”。由是“牛李之怨愈深”（《通鉴》卷二百四十二）。

第四次斗争是在武宗时期，李德裕入朝执政，当时牛僧儒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841）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水灾，李德裕将这个地区罹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儒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太子太师。与此同时，牛党骨干李宗闵任太子宾客^〔10〕分司东都。会昌三年，贬李宗闵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德兴、吉安、长兴等县）刺史，让他离开东都。

牛僧儒和李宗闵虽然被贬，但李德裕并不甘心，还要彻底打击他们。会昌四年（844）十月，李德裕围攻叛乱分子刘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李德裕借机揭发牛僧儒、李宗闵和昭义镇叛乱分子互相勾结，唐武宗大怒，立即贬牛僧儒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儒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11〕，李宗闵为漳州长史。十一月，三贬牛僧儒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60天之中，连续贬了3次，在唐朝历史上是罕见的。

第五次斗争是在宣宗时期。大中元年（847），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又对李德裕打击报复。首先使其党李咸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贬为崖州司户。李绅虽然已死，牛党也不放过他，“追夺其三任告身（委任状）”。中书舍人崔嘏贬端州刺史。此外被贬的李党或李党的支持者，还有李回、石雄、郑亚、丁柔立等。

另一方面，牛党的白敏中执政以来，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营救，或改善其待遇，或复其官职。会昌六年（846）八月，首先提拔循州司马牛僧儒为衡州长史，第二年，调僧儒回东都，任太子少师。其次，撤销李宗闵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847），调潮州长史杨嗣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李珏为户部尚书。这样看来，从大中年间白敏中执政以后，李党及其支持者都被逐出首都，或贬到边州，或遭流放，几乎无一幸免。而牛党人员不仅得到升迁，而且当了中央高级官员。

牛党上台以后，不仅打击李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李党的政策。司马光写道：“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复增三百八十三员”（《通鉴》卷二百四十八）。由此可见，牛李两党不仅互相倾轧，而且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