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末年，玄宗“在位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最突出的表现是不愿纳谏，不听忠言。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裴耀卿，因秋收未毕，建议改期。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李林甫等二相却逢迎玄宗说：“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西宫罢了，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选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只要免去他们的租税就可以了。”认为可以即日西行，玄宗很高兴，就听从了（《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就在这年十二月，玄宗又听信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裴耀卿，让李林甫当了宰相。这是唐朝政治衰败的标志。张九龄以忠直闻名，他被罢免以后，大臣们“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司马光说：“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他陷害功勋卓著的名将王忠嗣，杀戮揭发他的赵奉章，重信佞臣酷吏杨慎矜、王、吉温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到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执政19年，是造成唐朝腐败政局的重要因素。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当了宰相。杨国忠是纨袴无赖之子，和李林甫相似，也善于“迎合上意”，又善于搜刮民财，充实国库，因此取得玄宗信任。他执政以后，一身兼40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精明强干。对于正直有才能的人，百般诬陷。天宝十三载（754），他“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以灾沴归咎于岘，九月，贬长沙太守。”国忠广收贿赂，积缣多至3000万匹。这样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是宦官干政。开元末年，宦官高力士不仅在宫中侍卫，而且外间进奏文表，须先经他审阅，小事他就直接处理。大臣宇文融、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安思顺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宦官成为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呼为阿爷。高力士资产殷富，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干政加重了政治腐败和混乱。

在封建政治日益黑暗的情况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悲惨。天宝年间，租税十分繁重，贪官污吏肆意搜刮。“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尺为丈者”（《通典》卷六《赋税典》下）。王就是有名的搜刮能手。他任户口色役使期间，“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大理三塔

另一方面，天宝年间，唐军接连打败仗。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失利于怛尼斯，尤其是鲜于仲通和李宓两次败于南诏。天宝十载（751）“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有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通鉴》卷二百一十六）！由此可见，天宝年间的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一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妻离子散，饥寒交迫。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深刻写照。

由于阶级矛盾的深刻化，统治集团的腐败，国力的虚耗，从而给安禄山起兵叛乱以可乘之机，这是安史之乱产生的基本原因。

其次，安史之乱是地方节度使反对唐朝中央政府的叛乱，而节度使这种封建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因素。开元后期，府兵制破坏，边将权势逐渐强大。在府兵制下，卫士轮番服役，将不得专兵。实施募兵制以后，当兵成为长期职业，他们和将领之间容易形成私人隶属关系，从而使军队逐渐变成个人武装。另一方面，府兵制破坏以后，边镇兵力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唐初内重外轻之局转变成外重内轻，地方节镇势力强大。

至于天宝年间“蕃将”权势的扩大，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早在唐朝初期，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等，也由边帅入相。而“蕃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也不能“专大将之任”。“蕃将”远征时，“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李勣为元帅。朝廷这样做，不仅使边将不能久掌兵权，而且适当的约束“蕃将”，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李林甫掌权以后，“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皆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用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第三，在北边边区还存在着民族矛盾。从隋朝至唐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他们生活上仍然是“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樊川集》卷九）。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契丹饥不赈给，视酋长如奴仆”。当时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等十二州，杀了赵文翙，河北震动。这是营州民族矛盾的一次爆发。天宝以来，安禄山等对少数民族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在天宝十四载以前，安禄山煽动并利用这种民族矛盾。据唐人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中记载：“禄山专制河朔以来七年余，蕴盖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前节度使招怀夷狄，皆重译告谕，夷聂之意，因而往往不传。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在起兵前，安禄山在契丹杂胡中选出八千精锐，号称“曳落河”，作为叛乱主力。天宝十三载，他为了收买人心，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升将军者500人，中郎将2000余人。第二年，又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这样一来，安禄山叛军的骨干基本上是“蕃将”。不仅如此，而且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残酷屠杀汉人，唐军也进行报复。如张巡曾俘四百余人，对“胡兵”则“悉斩之”，对汉人则“散令归业”（《通鉴》卷二百一七）。可见安禄山叛乱不仅利用民族矛盾，而且激化了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