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在驿路沿线共建立驿站1639所，接待过往的官员和使者。驿站附近并有私人经营的旅店，备有驿驴及酒馔，供客使用。

陆路方面有九条干线。

第一条，从长安经兰州、甘州（今甘肃张掖）到沙州（今甘肃敦煌），转入西域。或从兰州经鄯州（今青海乐都）到吐蕃。

第二条，从长安经兴元（今陕西南郑）到成都，由成都可达南诏。

第三条，从长安经东都、汴州（今河南开封），东北达登州（今山东蓬莱）。或从东都到幽州（今北京）。

第四条，从长安经夏州（今陕西横山附近）到中受降城（今包头附近）。

第五条，从长安经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太原，经幽州、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安东道。途中从太原、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可入回纥道。

第六条，从长安经襄州（今湖北襄阳）、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到广州。或从衡州经邕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到交州（今越南河内市）。

第七条，从长安经东都、汴州到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由扬州渡江经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到苏州（今江苏苏州市）。

第八条，从长安到襄州、随州（今湖北随县）、安州（今湖北安睦）、沔州（今湖北汉阳）、鄂州（今湖北武昌）、黄州（今湖北黄冈）、江州（今江西九江），最后达洪州（今江西南昌）。

第九条，从长安过襄州到荆州（今湖北江陵）、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湖北秭归）、夔州（四川奉节）、万州（今四川万县）、忠州（今四川忠县）、涪州（今四川涪陵），最后到达黔州（贵州贵阳）。

水路方面，当时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从长安经渭河入黄河到东都，经永济渠北达幽州。洛阳东南由通济渠可达扬州及东南各州。

另一路从长安经蓝田到商州（今陕西商县）共200里山路，从商州可以利用丹江、汉水到达长江。由长江顺湘江南下，经灵渠（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桂江、珠江到广州。

唐朝商业发达的另一表现是统一了货币，扩大了货币流通范围。武德四年（621），废除隋朝五铢钱，使用新铸的“开元通宝”。天宝时期每年铸钱22.7万千余贯，通行于全国各地。但有些地区，仍然使用绢绫作为交换的媒介，也有用金银作货币者。

商业的发达又促进了都市的繁荣。除首都长安以外，东都洛阳也很繁盛。洛阳位于长安到幽州、登州、扬州的驿路汇合点上，又是南北运河的中心。江淮的粮食和绢，大部分囤积在洛阳附近，然后再转运于长安等地。由于洛阳繁荣，有的皇帝长期住在这里，武则天就是这样。

扬州是东南的最大都会，既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又是出海的港口。这里“百货所集”，还经常住有波斯、大食、新罗等国商人，是全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成都是西南最大都市，附近盛产锦缎、纸张、茶叶，印刷业也很发达，同时又是通往南诏的要道。南诏和西南各族的留学生，很多人在这里学习。

敦煌是河西陇右主要城市，是外货商人必经之处，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据点。这里的千佛洞是壁画和泥塑的最大宝库。

唐朝不仅几个大城市的商业发达，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行会组织。解放后在发掘整理房山石经的过程中，从石经题记里发现很多唐天宝元年间北方州郡的行会资料，其中属于范阳郡的行，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采帛行、帛行、小采行、新绢行、布行、染行、幞头行、大米行、白米行、粳米行、五熟行、生铁行、炭行。属于幽州的有油行、磨行。属于涿州的有肉行、果子行、椒笋行、新货行、靴行、杂货行、磨行等。这说明唐朝后期中小城市工商业也很发达。

正因为中小城市商业的发展，因此大中五年（851）唐宣宗下令：大都督府置市令一人，掌管市内交易；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此外还有佐一人，史一人，师一人。并且规定3000户以上的县，就要设置市令。由此可见，唐朝全国各地的工商业，普遍有了发展。

另一方面，唐朝前期，封建政府限制商业自由发展，市场交易必须在正午以后进行，禁止夜市。到了后期，不少大城市都出现夜市，政府已无力禁止。扬州的夜市非常繁荣。诗人王建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据记载，苏州、杭州、成都等地，也有了夜市。

农村则普遍存在草市和墟市，进行定期的贸易。其中有一部分草市，逐渐发展为小城市。

盛唐海船图（莫高窟壁画）

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很多城市都设有邸店，专门办理存货、交易和接待客商事务。由于邸店获利丰厚，所以不少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与民争利。

当时商人经常进行大宗交易或远方贸易，须要携带很多铜钱，既不方便又冒风险。适应远方贸易和大宗交易的需要，社会上出现了“飞钱”（便换）。这种“飞钱”，就是原始汇票。使用方式是“商贾至京师，委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商业发达的另一标志，是出现了信用机构，就是柜坊。柜坊是存款借款之处，如同钱庄。柜坊大约在唐德宗以前就已出现，每当柜坊收到存款后，便交给存户一种特制的信物，将来存户取款，经柜坊验证信物方可付款。柜坊本身是由邸店分化出来的，无论借款或存款，都要交纳柜租。

隋唐时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东与新罗、日本贸易繁盛，西与中亚、西亚诸国通商，南与印度洋沿岸诸国都有商业往来。

国际通商路线，在西北是陆路，在东南主要是水路。陆路方面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间，就是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这也是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线。大约在公元前两世纪以后，大量的中国丝织品便经过此路西运，因此这条路称为“丝绸之路”。其他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唐代主要通过此路。

“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大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勒喀什湖南部），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今和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今北印度）。

海路方面，与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诸国的商路，都从广州出发，主要经过真腊占不劳山（今越南东二百里海岛）、海峡（今马剌峡海峡）、罗越国（今泰国）、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诃陵（今爪哇）、哥谷罗国（今苏门答腊西北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莫来国（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风日国（今孟买），再西行到弗利剌河（今幼发拉底斯河）而达末罗国（今巴拉斯）。当时从广州到达波斯湾全程需要89日（沿途停留时间除外）。每次都要等候十一二月季节风到来时才能从广州起程，因此，到波斯大食的船只，必须停留到第二年五月才能回国。这条航线的中心是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和波斯的船舶经常从师子国出发来广州，也有的船只从师子国出发西行，经由波斯湾转亚丁或东非洲。当时从师子国到广州的航路掌握在大食人之手。8世纪初期，大食帝国的势力逐渐强大，吞并了北非、西南亚及印度河口。因此，8世纪以后的几百年中，大食人控制了印度洋的航路。

唐朝通达日本的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从登州出海，过渤海海口，沿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到达新罗再转日本；南路从扬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经值嘉岛（今五岛列岛）而达博多湾。值嘉岛在唐朝以后是中日交通要冲，无论南路和北路的船只，都要在此处停泊。这一路船只航行时间很短，一般只需要3至6昼夜，超过10昼夜的时候很少。8世纪以后，这条航线比较安全。

商业的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当时最大的海船长达20丈，载六七百人。船里设备相当完善，上面各有武器及药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在航海技术上，无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行，都能运用季节风。到大食波斯的船只，“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萍洲可谈》卷二），往返于日本的船只，也利用季节风。

隋唐时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朝廷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对外贸易。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掌管对外贸易，主管东方的称“东夷使者”，北方称“北狄使者”，使者共4人。四方馆内设置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等，管理外国商人和国外贸易的具体事务。

唐朝对外贸易空前发展，除了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以外，更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其职掌是管外国船只及外商的一切事务，检查外国船的商品，征收关税，保护外商，检查出港商船等。另一方面，也管理唐朝开往国外的商船，检查货物，征收关税，登记船舶起程及归航日期等。

隋唐政府为了取得大量珍贵物品，并能提高自己的威信，因而对外国商人都采取优待政策。唐文宗曾下诏说：“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怨嗟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守节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尤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全唐文》卷七十五）。大食、波斯、中亚、南海诸国，日本、新罗商人在唐朝居住者甚多。广州、扬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长安等地都设蕃坊，听任外商居留，并在法律上予以优待。

唐朝著名的外贸港口是广州、扬州、交州、泉州、明州等地，其中以广州最大。自两汉以来，广州就是南方门户。到了隋唐时期，广州不仅是全国第一大港，而且成为世界大港，各国的商船络绎不绝。据张星烺先生统计，唐朝广州每天平均有11只船舶到达，一年4000余只。在广州设有蕃坊，专门居住外国商人，设置蕃长、都蕃长管理蕃商事务。都蕃长和蕃长由蕃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都蕃长除了管理蕃商事务以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当时在广州居住的有大食、波斯人、天竺人、师子国人、真腊人、诃陵人等共约10余万。

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丝织品、陶瓷、茶叶和纸张等；进口货物主要是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

唐朝对外贸易的范围，扩大到亚洲大部和欧洲、非洲一部分地区。除商人贸易外，封建国家在交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政府常通过“朝贡”形式进行各种贸易。例如：永徽七年（656）正月，“波斯遣使献方物，……各赐帛百匹，”“永徽七年四月乙卯，吐火罗首领摩婆罗献狮子及五色鹦鹉，……劳赐锦采五百匹。”“开元十七年九月，大食国遣使来朝，且献方物，赐帛百匹”（《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四）。这类事实，在《册府元龟·外臣部》里记载了很多。各国朝贡时，朝廷都有“回赐”。这种朝贡形态的贸易，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直到宋明，对外贸易的主要形态仍然是“朝贡”。关于“回赐”的含义，我们从宋朝对外贸易史料了解得十分清楚。例如北宋熙宁六年（1073）十二月十六日，大食俞卢和地国遣蒲罗说来贡乳香等，宋神宗令“依广州价回赐钱二千九百贯，别赐银二千两”（《宋会要稿》蕃夷四）。由此可见，“回赐”就是对外国商品付款，而“朝贡”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形态。因此，10世纪外国旅行家夏德说：“这种朝贡的记载，表示大食商人和中国朝廷间商业关系的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