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首都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中心。长安城市的规划，对以后各朝及邻国的首都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安城就是隋朝的大兴城，是由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的。从开皇二年（582），动工兴建，到永徽五年（654）外郭城完工为止，前后经历了五十多年，这座都城的建设，是当时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城市，据考古学者实际测量，城东西长9550米，南北长8470米，周长30余公里，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等于今西安旧城的10倍，大于现在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

全城布局严整美观，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这是百姓和官员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商业区所在地。经考古发掘了解，外廓城全是板筑夯土墙，城基厚度9至12米。外廓城的形制，东西较长，南北略窄，成一矩形，四面各开3门，共12道门。

长安城内的街道，东西和南北方向排列，相互垂直，很像一块棋盘。南北大街共11条，东西大街14条。朱雀大街最宽，幅度达155米，其余各街宽度在75米左右，最窄的25米。街道宽窄的不同，反映了交通的特点。凡是通向六道城门的大街，由于行人较多，沿途车马频繁，所以街道较宽。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水沟，并种植槐树、榆树。长安大道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

从外城南面的明德门进去，就是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全长4500米，宽150多米。朱雀大街和连接皇城里的承天街，把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半部设万年县，西半部设长安县，分辖两地居民。城内划分109个矩形坊，各坊都有围墙，除了皇城以南36坊仅有东西街道，只开东西门以外，其余各坊都有东西南北十字街，四面各开一门。这些坊里都是庭园住宅。长安城内辟有专门的商业区，这就是东市和西市。

东西两市在朱雀大街的两侧，各占两坊之地。据实际探测，西市每边之长是1050米。市内的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9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道。当时的商店都设在各方的周围。

在西市的中央，近年发现有地面铺砖的房屋遗址，这大概是市署，即封建政府专门管理市场的机关。

据《长安志》记载，东西两市各有220行。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市大衣行、绢行、秤行、鞦辔行、侯景先当铺、卖蜡烛的窦家店等。东市和西市相仿，会昌三年（843）失火，一夜之间烧毁曹门42行4000余家，其中包括铁行、肉行等许多行业。

东西两市店肆繁多，商业兴盛，长安城的居民，都仰给两个市场供应，有时皇宫内部的一小部分物品也从市场采购。东西两市虽然是长安集中的商业区，但在两市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些商店和作坊。例如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道政坊、常乐坊有酒坊，所产美酒誉满长安。崇仁坊有乐器作坊，其中以二赵家最为精妙。延寿坊有玉器作坊，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卖抓饭）等。

由于商业发达，长安有很多茶肆、酒店、旅店、邸店等。例如崇仁坊、布政坊、延寿坊、延福坊、兴道坊、务本坊、长兴坊、永乐坊、靖安坊、亲仁坊、宣平坊等处，都有旅店。会昌五年（845），日本高僧圆珍曾在春明门外的高家店和崇仁坊的王家店住过。邸店则兼营代理店的业务，代客存货卖货。

唐长安城示意图

长安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有普通居民四五十万，如果加上皇族、士兵、奴仆、僧、尼、道、冠、外国人及少数民族，共计百万以上。据记载，显庆三年（658），长安城里参观玄奘迎接慈恩寺碑的有100多万人。

从西市的北门出来向东走，穿过三条横街就是朱雀门，这道门是皇城南面的中门。朱雀门里就是皇城，皇城东西2500多米，南北2500多米，城周8500米。皇城东西各两道门，南面有三道门。北面隔横街就是宫城。皇城的门都与外廓城门直接相对。皇城里有南北六条大街，东西七条大街。中央政府各机关都设在这里，构成全国的政治中心。

皇城以北与宫城中间有一条横街，宽440米，这是长安城中最宽的街道，实际是一个广场。皇城不设北墙，仅以横街与宫城相隔，而横街又设计得很宽广，这是从宫城的安全着想的。假若站在宫城南墙俯视皇城，就可以严密监视宫城以南各处，对保护宫城的安全特别有利。这个广场实质上等于宫城南面的屏障。

穿过横街是宫城，宫城南面中门叫承天门，承天门里有太极殿，西面是掖庭宫，东面是东宫。

太极殿就是隋朝的大兴殿，里面包括16座大殿。在承天门和玄武门之间主要是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等。另外这里还有中书省、门下省、宏文馆、舍人院及凝阴阁、望六亭等很多楼阁。

太极殿的西面是掖庭宫，乃嫔妃住所。东面是东宫，是太子宿舍及办公处。太极殿是唐初政治的中枢，贞观年间很多故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从宫城的玄武门出来往东北走，便是大明宫。大明宫是贞观八年（634）唐太宗主持建设的。大明宫的正殿是含元殿，从高宗以后，唐代的政治中心就移到这里，国家大典多在这里举行。含元殿北面是宣政殿，宣政殿左右有中书省、门下省，其东侧是宏文馆和史馆。

大明宫里的另一重要建筑是麟德殿，这座殿在太液池西侧的高地上，当时国家宴会或外国使臣来朝，以及宰相奏事等，多在此处举行。

大明宫气势雄伟，壮丽辉煌，因此，唐高宗以后的皇帝多在这里居住。

从大明宫的东南角，经过夹城，顺城墙由东而南行，过通化门到达兴庆宫。兴庆宫是开元初年建设的，这是唐玄宗时期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兴庆宫中有兴庆殿、南熏殿、长庆殿、大同殿、勤政务本楼、沉香亭等建筑物。开元以后，唐玄宗政治中心从大明宫转移到兴庆宫，这是与兴庆宫距离曲江池较近有密切关系。到了天宝年间，玄宗沉醉于游乐宴饮，他和贵妃杨玉环长期住在这里，政治日益腐败。

长安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寺观之多也是全国之冠，全城有各种寺院150多所，其中最著名者是慈恩寺。

玄奘的译经工作，就是在慈恩寺里进行的。寺内重阁复殿，有房屋1897间，都是雕梁画栋，穷极华丽，是长安贵族官僚游乐的胜地，也是长安城戏场最集中的地方。玄奘为了储藏从印度带来的佛经，倡议在慈恩寺内建筑大雁塔。在建塔过程中，他亲自参加劳动，工程进展得又快又好。大雁塔最初有五层，高54米，砖表土心，仿西域佛塔的形式。后来又进行休整，现在的大雁塔共7层，高64米，平面为正方形，这是我国楼阁式砖塔的典型。

在长安的安仁坊还有一座荐福寺，建于嗣圣元年（684），是为高宗献福而立。唐中宗景龙元年（707），修建了寺塔，这就是小雁塔，从此有了大小雁塔之称。小雁塔最初为15级，现在只有13级，高45米。明代因地震而损坏，解放后进行了修整，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面貌。

曲江池位于外廓城东南角，是长安的著名风景区，有夹城复遭与大明宫、兴庆宫相通。这里是封建帝王、贵族、官僚经常游乐的场所。

当时的长安城又是全国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不仅有各国人士来此观光学习，而且不少外国朋友长期住在这里，有的还在中国做官。如，大食人李彦升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进士及第，后来在唐朝服务。波斯首领穆诺沙于开元时期两次来唐，授折冲，留宿卫。天竺人迦叶济，唐德宗时期任泾州大将试太常卿。罗好心也在唐朝当过检校太子詹事。新罗人朴球当皇帝侍从，以碁待诏。高丽、百济有不少人担任武将，其中最著名者有黑齿常之、泉男生、泉男产、高仙芝、王思礼等。阿倍仲麻吕是日本文学家，在长安50余年，从校书郎一直升到秘书监，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中亚昭武诸国人士留长安任职的有康国大首领康豔典，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及大兄弟地舍拨。流寓长安者有，玄宗时任安南都护、后来当鸿胪卿的康谦，德宗时期的琵琶名手康昆仑，著名画家康萨陀等。

唐初安国的安兴贵，由于攻打李轨立功，任右武卫大将军，封归国公，入居长安。武德年间，唐政府以舞蹈家安叱奴为散骑常侍。还有安附国，其父以军功封定襄郡公，贞观时期任佐领军府左郎将，并授上柱国，永隆元年（680），死于长安。

从唐初直到开元年间，各国经常遣使入唐。例如唐太宗时期，康国献金桃、银桃，植子园囿。唐玄宗时，史国、康国又献胡旋舞女。太宗时波斯使者到达长安，献活“褥虵”，能入穴取鼠。仅唐玄宗时期，前后即派使者来唐十余次，献纳波斯的土特产品。西方的拂菻（东罗马），曾五次派使者来长安，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南方的天竺（印度及巴基斯坦），早在唐初，戒日王曾派使者到达长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唐玄宗时期，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都遣使者来唐，献土特产品。

南亚的骠国（缅甸）、真腊（柬埔寨）、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师子国（斯里兰卡），都有使者来到长安。

新罗人来长安者更多，唐政府在长安设立“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商客。

当时离长安最远的国家是流鬼（堪察加半岛），他们也派使者到长安，唐太宗授流鬼使者骑都尉的官职。

长安又是全国宗教中心。从唐初开始，就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长安。玄奘回国译经以后，中国的佛教更加发达，吸引更多的外国僧人来到这里，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僧人。例如，中天竺的波顿（光智）原是戒贤法师弟子，贞观四年（630），他到达长安，在兴善寺翻译《大楞严论》。永徽三年（652），阿地瞿多（无极高）自西天竺携梵经来唐。三年以后，中天竺僧布如乌伐耶也到达长安，被安置在慈恩寺。南天竺僧跋日罗菩提（金刚智）曾周游师子国和佛逝国，后来泛海到了广州。唐政府派人迎接他到慈恩寺译经。北天竺名僧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幼年曾随他叔父到过中国，开元时期又回国，周游五天竺，广求密藏。天宝年间，他重返长安，带回经论500余部，后来被玄宗召见，支持他翻译密宗经论。从此，密宗思想在国内广泛传播。

除了天竺僧以外，日本僧在长安的也不少，其中知名的有40余人，影响最大的为智通、智达等。高宗时期，他们进了慈恩寺，从玄奘学习法相，回国以后，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创始人。武周时期，道慈来长安学三论，后来成了日本三论宗的创始人。玄宗时期，荣叡普照在长安学习戒律，然后到扬州请鉴真东渡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在唐宪宗时期，空海和尚来到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学习密宗经论，回国以后，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的经典，宣扬密宗教义。唐末来长安的著名高僧是园仁，他从元政义真研究密宗，又向天竺僧宝月学习梵文，回国带回经论800余部，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五世座主。

由于长安居住着很多外国人和西域少数民族，他们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生活上互相影响，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受外国人影响更为显著。例如，唐玄宗曾筑“凉殿”，大官僚王维设“自雨亭”。所谓“凉殿”，就是引水入室内，以转风扇，这是从拂菻（东罗马）传来的。

在服饰方面，唐初贵族外出，多着“羃”^〔13〕，把全身都遮住。到了开元时期，宫人骑马都戴“胡帽”，不再用“羃”。贵族的服装也影响民间，当时长安有不少人着外国衣帽，学外国化妆技术。因此白居易说：“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至于饮食方面，也受外国影响。有些人食铧锣（抓饭）、胡饼（塔纳）、饮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曲江池一带，开设不少波斯酒店，酒店里有外国女招待。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这里醉酒。

在文娱方面，唐初由中亚传入的波罗球戏（马球），在长安颇为流行。凡是参加打球的，都骑在马上奔跑，挥杖击球，以争胜负。唐玄宗是打球名手。后来的唐穆宗、敬宗、宣宗、僖宗，也都是球迷。其中唐僖宗甚至以打球的胜败决定西川节度使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