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后，另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即位以前，在皇族贵戚内部，经过了反复的夺权斗争。长安四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文武大臣率兵进宫，杀了武则天的嬖臣张昌宗、张易之，拥唐中宗复位，取消武周国号。冬天，武则天病死。唐中宗李显即位，中宗庸懦无能，专信韦皇后。当时以武三思为司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参与朝政。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将作大匠宗晋卿等，都是武三思的党羽，武氏势力东山再起。景龙元年（707），皇太子李重俊约集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等，矫诏杀武三思集团十余人，太子也被韦后杀害。从此韦后更加肆无忌惮，韦后女儿安乐公主公开出卖官爵。这种官当时称“斜封官”，计数千人。

景云元年（710），安乐公主为了让韦皇后临朝称制，自己当皇太女，便同韦后合谋杀了她父亲唐中宗。韦氏党徒分别统兵五万余人，准备拥韦后登基。李旦之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打进宫里，杀掉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铲除武韦集团。随后，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李旦的帝位。

唐玄宗

睿宗即位以后，立其子李隆基为太子。太平公主握有很大权力，甚至宰相奏事都要通过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日益专横，并且援引私党把持朝政，“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她还打算谋害太子，自己篡位。景云三年（712），睿宗让位给李隆基，即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七月，玄宗杀太平公主门下的宰相窦怀贞、肖至忠、岑羲等，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从此唐玄宗才彻底掌握了政权。

在皇族内部争夺权力的同时，政治危机和边防危机都很严重，大江南北不断出现小股农民暴动，吐蕃、契丹、突厥等奴隶主贵族乘机侵犯内地。唐玄宗正视现实，大胆进行改革。

首先，改革吏治。开元年间，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先后担任宰相。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急谏，玄宗也能听取意见。

唐人杜佑说：“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通典》卷十七）。这时，玄宗针对武则天“放手招官，不问贤愚”的作法，于开元三年（715）明确宣称：“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贤右戚，岂资于谬赏”（《唐会要》卷八一）。根据这种精神，他先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把武周中宗以来所置员外官、试官、斜封官数千人，一律撤销，节约了开支。二是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制度。贞观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允许谏官和史官参加，“有失者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曾经起到明显的匡救时弊作用。但显庆以后，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由于“政多私僻”，朝政不敢公开，便取消了这个制度。开元五年，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内特殊机密以外，都允许谏官和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议事会议（《通鉴》卷二百一十一）。

玄宗还特别重视县令的选择，他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属意此官，有殊馀职。”有时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任用，拙劣者被罢免。在开元四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有45人不合格，这些人立即被淘汰，“放归学问”（《通鉴》卷二百十一）。不仅如此，当县令上任以前，玄宗还亲自召见，面授机宜。唐玄宗对于那些在职的地方官员，还循名责实，进行比较严格的考核，作为黜陟的根据。为此，他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各道按察使“校量理行殿最，从第一等至第五等奏闻校考，使吏部长官总详覆。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改转凭为升降，刺史第一与京官”（《全唐文》卷二十七《劝奖县令诏》）。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改善地方政治，起了一定作用。

唐玄宗把励行法治严明赏罚作为改善吏治的根本措施。他认为：“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罚，所以惩恶。”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基本上贯彻了这种精神。例如，同州刺史姜师度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在他任职期间，组织同州农民开朝邑、河西两县的通灵陂，并“引雒水及堰黄河灌之”，种稻田二十万亩，因此唐玄宗为他颁布《褒姜师度诏》，赐帛三百匹，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10〕。营州都督宋庆礼，组织兵民屯田80余所，数年之间，“仓廪丰实，居人渐殷”。宋庆礼因此被擢任御史中丞^〔11〕。对于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不论职位高低，都依法制裁。如刺史裴景先，由于他私自聚敛五千匹绢，玄宗亲自下诏把他处死。前太子太傅萧嵩，由于向中官牛仙童纳贿，被贬为青州刺史。营州刺史张守珪，曾建立很大战功，但后来由于谎报军情，贿赂中使，被贬为括州刺史。

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唐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他们贯彻执行。开元年间，“任人唯贤”，赏罚严明，吏治清明，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其次，打击豪强大族，励行均田制度，并兴修了农田水利。8世纪初年，唐政府的勒索和大族豪强的土地兼并，使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时常无力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简单再生产，从而出现了“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情况，而这些逃户，大都变成了豪强大族的“私属”。由于纳税者的减少，使政府内藏匮乏，水利失修，军备不整，国防空虚。唐玄宗执政后，为了挽救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便不得不和豪强大族进行斗争，从他们手里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以维护均田制度。玄宗一贯支持官吏打击豪强，李元纮任京兆尹时^〔12〕，“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磑，以害水田”。元纮“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旧唐书》卷九十八《李元纮传》）。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有关人员打算依法制裁他。李业向玄宗求情，在宰相姚崇、卢怀慎的坚持下，唐玄宗依法惩办了王仙童，从此“贵戚束手”。开元初年虽然制裁一些豪强、大族，但从全国范围看，打击得很不彻底，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当时仍然有不少黑地和劳力被豪强大族控制，从而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从开元九年（721）至十二年，唐政府利用四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检田括户运动：勅令宇文融任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族、官僚等荫庇的劳动力；把检括的“籍外”土地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客户，对于“帐外”人口，则重新登记注册，就地入籍，免六年租庸调，只交户税。这次括户运动的结果，中央政府增80万户，“岁终征得户税钱数百万。”

由此可见，检田括户运动的结果，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国家的收入，限制了土地兼并，并借以缓和了阶级矛盾。从主流看，唐玄宗这一措施，确实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时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如卢从愿、张说、杨、皇甫憬等，却猖狂反对，他们宣称：“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这完全是为那些“籍外占田”之人辩护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权在“籍外占田”的，主要是大族、官僚或豪强，普通农民根本没有条件“籍外占田”，至于非法荫庇客户者，更是那些豪绅之家。当然，在括户过程中，也有少数逃到荒僻地区的无籍户，又被重新套上封建枷锁，但这种人为数是很少的。

由于唐玄宗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开元年间，全国兴修很多水利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蔡州新息县的玉梁渠，灌田30余万亩。蓟州三河县的孤山陂，灌田20余万亩。晋州文水县的甘泉渠、灵长渠，灌田数十万亩。综合起来，在唐玄宗执政期间，全国共建56个农田水利工程，超过高武两朝所建工程之和，相当于唐朝所修工程总数的20％以上（《新唐书》卷三十七至四十三《地理志》）。这些水利工程建设，对唐朝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第三，打击佛教势力，扩大中央政府的税源。武周中宗以来，积极利用佛教，当时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从而佛教恶性发展。唐中宗复位以后，高僧不仅兼并土地，而且逃避税役。左拾遗辛替否说：“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税租庸者数十万，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仓不停卒发之储，库不储一时之帛”（《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辛替否的建议虽然说得情辞迫切、有理有据，但是，中宗、睿宗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唐玄宗执政以后，开元初年，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各地还俗者12000余人。同年八月，玄宗还下令严禁新造佛寺，并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际，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第四，重视学术文化的发展。南北朝时期，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唐初虽然做了一些搜集整理的工作，但收获不大。到了开元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也有很大发展。玄宗任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他和储无量一道，共同组织搜集整理和编书事务。玄宗还亲自检查图书的编辑工作，并且下令在长安洛阳创设集书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叫他们集中力量著书立说。玄宗并敕令大府寺：“每月给麻纸五千番，每季给上墨三百六十丸，每年给上好兔皮五百张为笔材。”以保证编书和抄书工作的顺利进行。宋朝史学家欧阳修颂扬开元年间编书的盛况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共著录53915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28469卷。呜呼！可谓盛矣”（《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

唐玄宗自己还是音乐家、戏剧家和诗人，他爱好文艺，附庸风雅。在两《唐书》的《音乐志》和《礼乐志》里，有不少是玄宗和妃子唱和共为欢乐的记载。

此外，唐玄宗还注意征召和培养各种人才，他聘请不少名流学者，充当其学术顾问。例如，张遂是著名的天文学家，由于拒绝和大贵族武三思合作，他隐居嵩山，当了和尚。开元三年（715），唐玄宗把张遂召到长安，让他当天文学顾问。张遂利用玄宗创造的条件，加上自己的辛勤劳动，终于创造出著名的《大衍历》，并指导实测地球子午线，成为历史上卓越的天文学家。玄宗还下诏征召大诗人李白，让李白做翰林供奉，给予优厚的待遇。李白以布衣应聘入宫，对当时文化界影响很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文艺的兴旺发达，是必然的现象。

开元年间的各项改革，确实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在唐人著作里多有反映。据元结（次山）说：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全唐文》卷三百零八《问进七》第三）。

唐人杜佑说：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恃寸刃”（《通典》卷七《食货典》）。

元结是天宝十二载（724）的进士，他是“开元之治”的目睹者。杜佑是唐德宗的户部侍郎和宰相，熟悉唐代社会经济。这两个人对“开元之治”的评价虽然不免含有溢美的成分，但他们反映的基本内容，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