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并使它更加完备。

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隋朝的科举还处在萌芽状态，当时有常选和特选两种。开皇年间，曾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年间，又提出“四科”和“十科”举人。以上几科，都是临时提出的，类似唐朝的“制科”。此外，隋朝还有常选，就是进士、明经和秀才。隋朝虽然创立了科举制度，当时并不经常举行考试，各科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尚未形成固定制度。

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除了重新修改《氏族志》以外，更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唐朝科举的科目比隋朝增加三四倍，除了秀才、进士、明经以外，还设置武举、明法、明算、明书、开元礼、道举、三史等科。

考生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国子监所属各学馆的生徒，另一部分是全国各州推荐的贡生。各类学校和州县每年推荐考生的具体人数，由中央政府来规定。这个数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适当调整。按会昌五年举格规定：国子监所属各学馆，每年推荐明经考生200名，进士考生200名。东监、同华、河中府各推荐进士考生30名，明经考生50名。凤翔、山南东道西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东、浙西、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各推荐进士考生15名，明经考生20名。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等道，各推荐进士考生10名，明经考生15名。金丰、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各推荐进士考生7名，明经考生10名（《文献通考》卷二十九）。

从上述情况可知，两监和全国各道每年推荐应试人员的总数是1720名，其中两监名额最多，共480名，占总数28％，可见生徒所占比重是比较庞大的。这种情况反映唐政府非常优待两监生徒，因为他们多是贵族子弟和高官子弟。天宝十二载（753）还曾一度取消乡贡。

直接主持考试的，最初是吏部的考功员外郎。后来由于考功员外郎的职位较低，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此后主考权虽然划归礼部，但有时中书省还要复试。

考试的时间是每年二月，地点在首都长安，有时在洛阳举行。因此，边远州县的应试者，必须在考试前一年秋季从住地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二月以前到达两都应试。

唐朝科举虽然共有十二科，但其中主要的是进士科和明经科。特别是进士科更被社会所重视，因为进士及第以后，“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因此当时有人称进士为“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每岁得第之人，不浃旬而周闻天下”（《通典》卷十五）。

关于考试的具体内容，唐初进士科考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春秋左传》、《礼记》是大经，任选一种）。帖经和时务策全优为甲第。如果时务策答好四题，帖经答对十分之四者为乙第。高宗永隆二年（681），调整了进士科考试的科目，加考诗赋各一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除了考诗赋和时务策以外，仍然帖经。从永隆二年以后，进士科考试，虽然分三部分，但以诗赋为重点。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以后，曾经以“箴论表赞”代替诗赋，不久又恢复诗赋考试，直到唐末。当时在诗赋考试中，非常注意声韵。在命题之际，明确提出用韵的要求。例如考《花萼楼赋》的时候，限用三字之韵，以题作韵；考《蓂荚赋》时，用“呈瑞圣朝”四字韵；考《丹甑赋》，限以“国有丰年”为韵。此外，有时用五字韵或六字韵。

至于明经科，主要考试《九经》。《九经》之中也有主次。唐朝把《九经》分为三类，《左传》和《礼记》定为大经，《诗》和《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公羊传》、《穀梁传》是小经。凡是考两经者，限大经、小经各考一种；考三经者，必须中经、大经、小经各试一种；通五经者，除了考两种大经以外，另外试中经和小经。考试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帖经，二是口试经义十条，三是笔试时务策三道。经问大义通七条，时务策通两条者及第。无论考哪一种明经，都要加试《孝经》和《论语》。

武周长安二年（702），创立了武举科，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考试科目有三：一是用一石弓和六钱重的镞射箭；二是用八斤重的长矛刺枪；三是举重。合乎标准者及第，任命为武官。唐朝著名的大将郭子仪，就是从武举出身的。

唐朝科举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有时因战争或荒年暂停考试，延期举行。每年录取人数，进士约二三十名，明经约四五十名。现在把各朝录取情况，列表说明如下。

（续表）

仅从这个表看来，在整个唐朝289年期间，共录取进士6427名，明经1580名，秀才34名。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完备，特别是明经及第人数过少。从唐朝有关史料看来，当时录取的进士很少，明经较多，明经人数通常比进士多一两倍。因此，唐朝明经及第人数，至少应在10000名以上，绝不是1300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当时重视进士，轻视明经的结果。

科举制度在实行中，逐渐被大官僚集团所把持，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唐玄宗时期，已经出现“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旧唐书》卷一百《王丘传》）的问题。到唐朝后期，科举中的流弊就更加严重。贵族官僚时常受托干扰主考，韩愈就曾推荐十名考生给主考官陆。而参加科举的考生，也积极奔走权门，写送“行卷”，希冀吹嘘推荐，以致弄得“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牓出，率皆权豪子弟”（《唐语林》卷三）。大中十四年（860）取士之滥是具有典型性的。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投考进士者过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之子”。其中郑义则，是故尚书郑瀚之子；裴弘，是故相裴休之子；魏当是故相魏扶之子；令狐滈、是故相令狐绹之子。“馀不能遍举，皆以门阀取之”。只有陈河一人出身“孤平”（《册府元龟》卷六百五十一）。由于科举制度被大官僚集团把持，无财无势的人很难考中。如才华出众的大诗人杜甫，两次应试都名落孙山。

进士和明经及第以后，必须经过“省试”（吏部考试）合格以后才分配当官。吏部考试的内容是“身、言、书、判”，所谓“身”就是考察人物的相貌及健康状况，“言”就是言谈举止，“书”是书法，“判”是考察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分配当官的进士，初任官职级别很低，一般都任县尉或校书郎、监察御史里行等，但是提升很快，其中有很多人升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地方大吏。唐德宗以后的各代宰相，多数都是进士出身。

明经及第以后，经过“省试”虽然也分配当官，但升迁较慢，社会地位较低，只有少数人担任高级官职。

假若“省试”不合格，虽然是进士及第也不能立即当官。例如韩愈在考中进士以后，曾参加三次“省试”，都落第了。后来，宣武节度使董晋聘请他当巡官后，才被吏部授予官职。

科举制度实施以后，培养出新的特权阶层。唐朝进士及第以后，不仅本人当官，而且全家变成“衣冠户”，具有免役之权。由于“衣冠户”合法免役，所以当时有不少富户投靠“衣冠户”以求荫庇。只要富家送钱给“衣冠户”，把产业寄托在他们的名下，这些富户便可以逃避差科，而将徭役完全转移到农民身上。

唐朝实施科举制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收到成效。首先，它巩固了中央集权。在隋唐以前，通过九品中正制度选拔人才、分定等第，其权力完全掌握在地方担任中正的士族门阀之手。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都是按着州郡大小中正所选拔和评定的等第来任用官员的。这样一来，人才的任用和升降，表面上虽然通过中央政府，实质上都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而州郡的中正，又是本地的士族门阀，也就是说，选举权掌握在地方名门大族之手。同时，选出的人又必然是士族门阀，而且门第越高，品第也越高。因此，九品中正制度是支持士族专政的大杠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很难真正做到中央集权。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以后，审查录取人才的权力掌握在礼部，任用官员之权掌握在吏部。朝廷以此来笼络人才，使全国地主必须向中央政府靠拢，这就摧毁了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权，使中央集权更加巩固。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又是统治思想的手段。无论进士科或明经科都要考“帖经”。为了通过这场考试，应试者必须熟读几种主要经典，特别是《春秋左传》和《礼记》，不仅要背诵，而且必须学会熟练运用。这样，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在纲常名教之内。可以说，隋唐以后纲常名教的宣传贯彻，主要是依靠科举制度完成的。

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后，进士科开始考试杂文（主要考诗赋），以后成为定制，变成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唐玄宗时，制科也考诗赋。因此，欲投考进士科，必须把诗作好，因而对于唐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