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度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建立的土地制度，隋朝沿袭下来。隋末唐初，由于长期战争，出现了很多荒地。祖君彦在讨伐隋炀帝的时候说：“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这种情况直到贞观时期还没有彻底改变过来，当时伊洛以东，直到沿海，仍然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7世纪30年代，全国人口只有300万户，相当隋朝1/3左右。从唐初人口的锐减，也可以看出大量荒地的存在。唐初存在大量荒田，是实行均田制度的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唐朝最高统治集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得不分给农民一点土地，使他们有条件从事生产，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以保持封建秩序的稳定。

唐朝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受田百亩，老男、笃疾、废疾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

凡道士、和尚给田30亩，冠、尼20亩。官户受田等于良丁之半。工商业者和官户相同。

丁男、中男的土地分为两类，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

以上是一般百姓受田的数量，贵族官员的受田数量大大超过平民，如永业田：亲王1万亩，一品职事官6000亩，郡王和从一品职事官各5000亩，国公和正二品官各4000亩，郡公和从二品官各3500亩，县公和正三品官各2500亩……

五品以上官员的永业田，必须在宽乡分配，不许给狭乡田。

六品以下官员也给永业田，允许在本乡用“还公田”（即退田）分配，也可以在宽乡分给。

永业田实际是私有财产，所以各级贵族官员都是大地主。

九品官员除了取得永业田以外，他们还有职分田。

职分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当官员调动或免职时，必须把职分田退还。职分田原则上都分配在城市百里之内，但有时也分配在百里以外。统治者用强制手段令百姓耕种，又迫使他们到百里之外交租，这是农民沉重的负担之一。

以上就是唐朝均田制度的具体内容。唐朝均田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取消了奴婢受田的制度，唐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由于奴婢不受田，地主官僚有可能减少奴婢数量，从而扩大国家的编户，限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其次，唐朝贵族官员的永业田和职分田，比较北朝显著增多。至于公廨田，则是隋唐时期新增加的。正因为唐朝各级官员都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因此当时奴婢不受田对他们影响不大。唐朝均田制内官员永业田的增多，反映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均田制度内部矛盾更加扩大。

第三，唐朝授田的对象比较北魏更广，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都有权取得一部分土地。这是因为隋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佛教和道教大大发展，寺院占田相当普遍，从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种既成的事实。允许工商业者占田，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者地位的提高。

关于土地买卖问题，在北魏时期，永业田买卖的限制很严，只有在个人土地不足或有余时，才允许买卖。唐朝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放宽了永业田买卖的限制，无论农民的永业田和官员的永业田，都允许买卖。不过买卖时必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假若没有文牒擅行买卖，那就要“财没不追，地还本主”了。

唐朝不仅放宽了买卖永业田的条件，而且口分田在“乐迁”或要做园宅、碾磑、邸店时，都可以买卖。

唐朝的均田制度，并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贯彻执行了的。例如关内道的灵口农民，每人受田30亩。贾敦颐担任洛州刺史时期，曾没收豪强过限的土地30多万亩，按均田制度分给贫民。泽州刺史长孙顺德，把几千亩田分给贫户。这就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实施均田制的情况。

除了内地以外，在河西、陇右道和西域地区，曾发现唐代的手实、户籍、给田文书、退田文书和欠田文书。这几种文书是河西陇右及西域执行均田制度的实物证据。

唐政府用以均田的土地，主要是可耕荒田。同时，把农民在隋末起义中夺回的小块土地，和地主、农民原有的土地，都作为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口分田。唐朝实行均田制度，并没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

唐抱婴俑

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唐政府规定，每年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在编制计帐以前，先由户主自己写一个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叫做“手实”。“手实”上要写出全家人员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健康状况、土地数量、土地坐落、户等。所谓计帐，就是在“手实”上记入来年的课役，然后再根据“手实”和计帐，三年造一次户籍，作为实施均田制度和征收租庸调的根据。分田的原则是先给课户后给不课户，先给无田户，后给少田户。分田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于每年十月，里正根据本地各户退田的情况作出统计，然后再根据应受田人数，把退田再重新分配给无田者或少田者。因此某一地方每年受田数量，就是这一年退田的总面积，这种分配土地的方法叫做“对供给授”。正因为实行这种分配方法，所以均田户得到的土地，都很零碎，经营管理非常不便。

唐政府实施均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劳动人手，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保证封建主的赋役。因为凡受田的农民和部分地主，都要负担租、庸、调、地税、户税和杂徭。凡受田者都交纳粟两石，绢（或、绫）两丈（布加分之一）。纳绢者另外加绵三两，输布者加麻三斤。每丁劳役20天，如果政府无事，农民可以不役交庸，每天三尺绢。如果超期服役，过15天免调，过30天租调全免。

凡是封建贵族和九品官员以及被朝廷旌表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都不纳租庸调。

另一种负担是户税。武德六年（623），把全国人户划分为三等，贞观九年（535）又分为九等。最初是根据户等分摊不同类型的徭役，如捉驿、租纲、脚士等。后来又按户等征收货币，这种税有时称为“税钱”、“税户钱”，也有时谓之“税户”，后来史学家称为户税。户税的起源史无明文，但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利用户税充部分俸料。开元时期，户税的征收分为两种，每年收小税，共40万贯，三年收大税，150万贯，补助地方官员的俸料和机关办公费。天宝时期，全国户税总数200余万贯，相当于租庸调的百分之三到五。每户的具体户税量，八等户452文，九等户220文。

户税征收的对象和租调不同，百姓和贵族官员都须纳税。

地税又名义仓粮，亩收二升。这种粮食最初保存在地方，作为荒年救济之用。唐中宗时期，国家动用了这种粮食，后来逐渐把地税变成政府的正式税收之一。开元二十五年（737），凡有田者，每亩都交纳二升粮食，商贾和无地户按户等的高低征地税，上上户交五石，中下户一石五斗，下下户不收。

根据史籍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知道，均田农民所受土地很少，一般只有三二十亩，或者十亩八亩，50亩以上者极少。假若按每丁30亩计算，按当时产量，一年可收粮30石左右，则五口之家只能靠这30石粮交纳赋税和维持生计。

要交纳的各种赋税是：一丁交租两石，地税每亩二升，共六升；调绢二丈。按天宝年间物价，半匹绢105文。户税据杜佑计算，平均每户250文，则调和户税共355文。天宝时斗米值13文，355文折合米两石八斗。以上所交租、调、户税、地税共折米五石四斗。交出这些赋税以后，30石只余24石6斗了。

五口之家所须口粮，按唐朝官奴口粮标准是“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二升。”参考这个口粮标准，则五口之家的口粮每天丁男二升五合，丁女二升，小儿三口每天一升八合，全家每天须粮六升三合，一年须口粮二十二石九斗九升五合。但是，交纳租庸调户税地税以后，每家只余二十四石，因此除掉口粮，最多能剩一石零五升。这一石粮还要作种子和其他费用，显然是不够的。均田农民为了活下去，必须找其他生路，如租种寺院或官僚的土地，搞副业等。

当然，也有少数农民，他们占有五六十亩土地，如果年景好，经济生活略好一些。

以上是就正常年景而言，假若遇到战争，徭役繁数，或逢水旱灾荒之年，则大量均田农民破产失业。武周以来，由于政治腐败，剥削加重，农民破产逃亡者越来越多。因此，宰相韦嗣立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当时雍州、同州、泰州等地，不少农民没有土地，多变为佃食的农民。

唐朝实行均田制度，首先，使唐政府剥削的对象不断增加，国家的收入逐渐上升，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使唐朝国家繁荣富强。例如，唐太宗时期，“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通典》卷七）。这段记载虽然有溢美成分，但也说明贞观年间经济发展的部分情况。

其次，通过均田制度的实施，垦辟了不少荒地，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均田制是奖励狭乡居民迁往宽乡荒闲地区的。例如南州（今四川省纂江县南）所属夜郎县、丽皇县等，都是贞观时开山洞设置的。福州的龙溪县、古田县，是开元年间开山洞设置的。合州（今四川省合川市）的铜梁县，因“侨户辐凑”，在长安年间才置县。剑南东川的渝州（今重庆市）壁山县，是天宝年间开辟的。以上事实说明，均田制下的农民投奔各地荒闲之处，积极开荒，扩大了耕地面积，发展了边远地区的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