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元年（627）到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时期。史家称这一段时期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在封建社会闪烁着特异的光彩。它的出现，和唐太宗肯于兼听纳谏有密切关系。翻开唐史，可以看到很多犯颜直谏、面折廷诤的事。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令小吏，文臣武将，旧部新官，甚至宫廷侍女，都有人敢于上疏直谏。

唐太宗的注意纳谏，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太宗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隋末农民起义，地域之广，规模之大，都超过前代，显示了极大的威力。唐太宗亲眼看到隋朝的灭亡。他总结隋亡的原因是因为炀帝荒淫无度，违背君道，而“臣下钳口”，皇帝“不闻其过”，更不能及时改过。炀帝不是没有才能的，但他“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最终，不免灭亡。这些教训，使他铭刻于心。他认为人君即令是“圣哲”的，也应当“虚己以受人”。这样才能“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因此他特别重视“纳谏”，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贞观二年（628），中书舍人^〔5〕李百药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盛，也会招致天灾。”唐太宗接受了李百药的建议，下令释放宫女，前后放出3000多人。

武德九年（626），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未满18岁，身强力壮的也可当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议，已经写好了诏令。但是魏征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太宗很生气，对他大加指责。魏征回答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鱼都捞尽了，以后就无鱼可捕。同样道理，假若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得来不少野兽，但是将来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叫全国的中男都去当兵，那么租调徭役由什么人负担呢？况且兵不在多，全在统帅得当，何必拿幼小的人凑数呢？”唐太宗一想，魏征说得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意见，撤销关于中男当兵的诏令。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打算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因巡游东都，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取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他呢？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目前民生凋敝，陛下这样做，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炀帝时还甚呢。

唐太宗回答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商纣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这项工程不停，将来的命运和商纣同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说：“这是我考虑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当地的有关官吏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李靖住。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很生气说：“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这些人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都是朝廷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后，陛下也要向大臣询问民间疾苦。官舍应作为接待朝廷官员之处，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宫人，他们除了办理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因此惩罚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不再查办县令了。

唐太宗纳谏的事例很多。他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的态度十分严肃，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元律师判处死刑，当时孙伏伽不以为然，批评太宗说：“元律师没犯重罪，陛下判刑过严，实际这是滥加酷刑。”他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其次，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魏　征

另一方面，唐太宗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一是令文臣武将写书面材料；二是太宗自己先提出具体问题，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三是组织大臣进行辩论，择善而从。例如，贞观九年（631），太宗令文武大臣写书面材料评论朝政。当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在中郎将常何家做客。常何本人目不识丁，于是请马周代笔，写出20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送来的书面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嘉奖了他。常何面红耳赤地说：“臣下不会写字，这些意见是我的客人马周代笔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和他谈了一席话以后，提拔他任监察御史，后来还当了宰相。

兼听纳谏以外，唐太宗还注意任用贤才。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他经常和大臣们讨论用人问题。他曾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也说过：“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他从执政以来，就千方百计搜罗人才。他听说景州录事参军^〔6〕张玄素有才，便亲自召见，问以治国之道，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提拔他当了侍御史。

另一方面，太宗注意从官员的实际表现中考察发掘人才。例如，贞观八年，太宗修洛阳宫，当时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犯颜直谏，太宗认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为监察御史（中央管监察各级官员的下级官职）。贞观十四年（640）冬十月，唐太宗到东都附近狩猎，县丞刘仁轨不以为然，他说：“今秋大稔，民收获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听了很受感动，立即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贞观二十年（646），当时缺少一名刑部侍郎，太宗先叫宰相提出人选，有几个人被推荐上来，太宗审查后都不满意。后来他想到李道裕合适，因为这个人有见识，能坚持原则，并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过去处分张亮时，他曾坚决反对朝廷的判决，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唐太宗因此提拔李道裕为刑部侍郎^〔7〕。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以“四海为家”，从各方面网罗贤才。魏征跟从过李密和窦建德，以后又充当李建成的谋士，曾策划消灭秦王。玄武门政变以后，唐太宗却毅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提升为尚书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珪、薛万彻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李勣、程知节（咬金）、秦琼等，也都被太宗任用，并取得高官显职。

对待少数民族里的人才，太宗也委以要职，如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当了将军。

唐太宗不仅重视京官，而且重视外职。他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他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赏罚。贞观八年（630），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予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官员加以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