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辛亥革命：帝制清朝覆亡

新政促进了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陆续兴办，留学蔚然成风，西学传播更加广泛，接受新式教育、具有崭新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新兴阶层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他们期望中国也能像欧美一样，进入富强境地，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濡染，他们开始有了民族觉醒意识和清晰的民主要求。新兴知识阶层的集团化倾向和组织化程度在不断增加，他们或麕集都市，或在国外，在学堂、报馆或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事政治组织活动。1902年7月成城学校入学事件，1903年拒俄运动以及同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苏报案，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武装反满的革命观念。1904年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在湘、鄂先后成立，并于当年策划了两湖反清起义。嗣后又有苏浙皖一带志士相继组织起光复会和岳王会。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反满运动也发展迅速。由于清政府的搜捕和杀戮，国内各省志士陆续避往日本，日本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汇集了不少民主革命的知名人物。他们酝酿建立全国性的政党，其中孙中山最引人注目。

孙中山（1866～1925），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7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879年，14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1883年被兄长送回家乡，同年冬到香港加入基督教，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毕业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曾于1894年作《上李鸿章万言书》建议改革遭拒，次年，孙中山到香港，成立革命组织兴中会，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3月16日的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905年8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主张“国民革命”，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定以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并把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号召“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同盟会党内有党，派内有派，几大政治派别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不仅包括大部分原兴中会会员，而且包括一些出身于广东的同盟会员，如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等，这个派别活动的区域主要在广东和海外。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等为代表的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为光复会会员，其活动区域主要为江浙地区；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主要以华兴会员为主，但实际上，长江中上游省份的革命党人也大都属于这个政治派别，其主要活动区域是湖南、湖北和四川三个内部省份。

革命党人除了寻找外部援助外，主要在国内争取会党和新军的支持。革命党人向秘密会党寻求支持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会党的力量很强大。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遍布南北的帮会秘密组织。各地的革命分子普遍面向会党工作，对秘密社会进行教育和改造，力争将其纳入革命的轨道。1908年以后，不少地方的革命者将工作的主要目标转向新军，所以，革命党和会党一度处在各行其是的状态之中，只是到1910年革命形势出现新的高涨时，才再次促进了会党与革命党的合作。革命党人为了开展新军工作，积极投入其中或入伍为兵。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在日本选拔军事骨干李烈钧、程潜、唐继尧、张凤翔、孔庚等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进行革命宣传，并在新军中谋建各种秘密组织。湖北新军的大部分人已倾向革命，这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其后全国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商会在晚清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直接关涉自己经济利益的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中，更与政府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冲突。1903年以后，商办铁路公司和矿务公司纷纷成立，收回路矿运动逐步高涨。控制各地路矿公司的大多是绅商，对清政府仍有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但他们的加入毕竟增加了收回利权运动的物质力量。张謇、马良等人由于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在运动中常常取得支配地位，在江浙铁路风潮中尤其如此。他们在运动中总是主张文明抵制，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首先引向劝集股款上来，力图把运动限制在合法请愿的范围以内。经济比较落后的内地各省在自办路矿过程中，除认购路股外，还采取抽股和勒捐的方法，因而涉及了更多的社会阶层，使收回路矿运动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川僻处内地，民族工业极为薄弱，川督锡良主张自办铁路，引起各界共鸣，决定自筹股款，自办川路。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它明确宣布不募外债，不招洋股。1905年，各州县选派士绅二三人为首，成立租股局，并于当年秋后开始征股，自是，全川140余府、厅、州、县，除峨边、懋动、打箭炉、理番等少数极为穷僻之地，都开始征收川路租股，出股者及于农村各个阶层。1907年，在蒲殿俊、萧湘等300余四川留日学生的促进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正名为商办。使股东把自身利益同川路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和矿山作抵押举借外债，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至四川，清政府借债卖路真相大白。6月17日，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负责人，出面组织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破约保路”。川省各州、县也多由各股东分会、租股局倡议，普遍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还发起组织川路特别股东会，以推进保路运动。租股股东中的农民群众亦积极投入保路运动，在“保卫财产，防备外患”两个方面，他们与立宪派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保路同志会最初力图把抗议限制在温和的气氛之中，但朝廷拒绝妥协，斗争逐渐集中在政府的专横方面，抗议开始超出经济范围。经济上的利益抗争裹挟着政治上的权利要求，使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清政府从湖北调军，由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入川镇压。四川危机立即触发了清政府的全面政治危机。

清政府调军入川，造成武汉地区的空虚。与同盟会保持联系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从1911年9月就策划起义，不幸的是很多革命党人相继被捕。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的机会已到，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难，湖广总督瑞瀓逃走，清军失去指挥，革命党占领武昌，11日和12日，又相继攻下汉阳、汉口，武汉三镇迅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起义军请湖北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会议，推举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担任了湖北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在10月10日到11月9日的一个月里，即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个省和上海市宣布独立，建立军政府或都督府，其他省区也发生了众多同盟会组织的反清斗争，清政府的统治已经瓦解。

从11月开始，南方各省便开始筹划建立中央政权。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武昌集团、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都坚持由他们组织新政府。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12月25日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打破了僵局。孙中山是革命领袖，双方都同意由他来组织中央政府。12月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中山顺利当选。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1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院成员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包括了一部分立宪派和旧官僚，但它的领导权掌握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同盟会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分别任陆军、外交和教育总长，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各部次长也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南京临时政府决定采用公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28日，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法令。如禁止和废除刑讯、跪拜、吸食鸦片、缠足、蓄辫等秕政陋习；制订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采取了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的措施；并以新闻言论自由取代封建时代钳制言论的政策，这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清朝的灭亡，也标志着中国两千年来帝制的结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皇室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孙中山主持制定了兵分六路、大举北伐的军事计划，并亲自担任总指挥。

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政府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部分部队赶赴湖北，以镇压起义之师。但清政府自知荫昌并无指挥北洋军的能力，于是两天之后，在奕劻的大力举荐下，清政府任命当时在家“养疴”赋闲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因为在当时袁世凯是唯一一个可以指挥得动北洋新军的人。

面临灭顶之灾的清廷，于1911年11月1日下诏解散了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主持政事，挽救危局。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顶城人。戊戌变法期间，他因出卖维新派而取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势力逐渐扩大。1901年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3岁的溥仪作了皇帝，改年号为宣统，由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载沣等满族贵族觉得袁世凯（汉人）权力太大，恐怕对自己不利，就以宣统皇帝的名义，让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隐居故乡漳德两年半，伺机东山再起。在清政府只是授予他节制调遣湖北的军队及各路援军时，袁以足疾未愈为由，借故拖延，并提出出山的六项条件，包括要把清朝全国的海陆军交给他指挥；给他足够的军费；由他组织内阁。在清政府答应了袁的条件，并任命袁为钦差大臣之后，袁才开始向武昌革命军发动认真的进攻。

袁世凯先派亲信段祺瑞、冯国璋占领了汉口，1911年11月底，又占领了汉阳。这时，袁世凯却突然命令停止进攻武昌，实行停战议和。这中间当然有其他省举行起义或宣告独立所造成的压力的原因，使清政府需要将一部分兵力调离湖北以对付其他地方的反叛。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停战议和是袁世凯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所导演的整个戏剧的一部分。就在汉阳被攻克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与驻北京的各国使团一起，进行斡旋，并提出停战议和的三个条件：双方即日停战，清政府宣布退位，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三项条件不仅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而且也得到了黎元洪、黄兴和程德全的首肯。当袁世凯听到了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十分生气，否认和谈时达成的协议，又与段祺瑞、冯国璋等42人联名通电，反对共和。

为了祖国的“南北统一”，南京临时政府终于向袁世凯屈服，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就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他。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让位的许诺后，又掉转头来，逼清帝退位。袁世凯炮制了一个清皇室退位的优待条件，走投无路的清皇室迫于形势终于同意退位。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了经临时参议院修正后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史称《清室优待条件》。主要内容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400万两（元），由中华民国政府拨给；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同时还发表了《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主要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袁世凯在获得南京临时政府以他为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后，即指使段祺瑞联合46名北洋将领致电内阁，奏请“立定共和政体”，清皇室为之震动，之后被迫同意袁世凯处置。1912年2月13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寿终正寝。

3月1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三个限制袁世凯权力的条件：一个是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宪法）》，防止袁世凯独揽大权；一个是把首都建在南京，使袁世凯离开北京的清朝势力；一个是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现任临时大总统及各国务员方行解职。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个省，包括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信仰等自由，和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精神。《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和代议政治的原则来构建中华民国的国家制度；为了防止和限制袁世凯专权以保障民国，还特意将原先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临时约法》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和旗帜，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世凯当上临时共和政府的大总统后，对于到南京就职的承诺并不践行。他指使曹锟部在北京暴乱，吓倒南京派来接袁世凯去南京就职的专使，以此证明非由他坐镇北京不足以稳定北方局势；又勾结帝国主义外交团，出兵来北京保护侨民，还让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反对在南京建都，要求把都城定在北京。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再一次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4月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成立不到100天的南京临时政府就此夭折，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起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帝制国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基调，民主、议会、共和、选举、法治等新思想、新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

注释

〔1〕冯尔康：《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收入冯尔康《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33页。

〔2〕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收入《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69页。

〔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831页。

〔4〕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0页。

〔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采西学用》。

〔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2《洋务下》。

〔7〕陈旭麓：《论“中体西用”》，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8〕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