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法图强：走向近代化

在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中，国人不仅思考中西科技的不同，也在比较双方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孕育而生了早期的维新派。新生的改革力量表现出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弊政、实现君民共主的迫切愿望。他们之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

首先应当指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局限性。所谓“中学”乃是“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伦常名教”，孝治是其核心。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巩固“中学”之本。如早期具有改革思想的冯桂芬说：“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王韬则认为：“根本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由此“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是“洋务之纲领”。^〔6〕在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海军中，除了军事技术的训练外，还有《圣谕广训》的教育。^〔7〕不过早期维新派也领悟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以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郑观应（1842～1922）为例，他于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是一位实业家。同时他关心时政，留意西学，隐居澳门近6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的主张。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他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可见，郑观应是一位认真思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家。

郑观应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他在《盛世危言·议院下》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他提出实行保留君主的立宪制民主政体。

早期维新思想家为挽救民族危亡，要求改革社会，抵抗西方势力，振兴工商，实现君民共主的思想，对近代思想政治界影响巨大。

在传统的亚洲国际秩序中，中国一直处于中心地位，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中国为宗主国。鸦片战争中清朝败给了西方势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被日本占领辽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结果，举国为之震惊，悲痛欲绝。小日本何以打败大清朝？人们意识到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走上的富国强兵之路。《马关条约》也刺激了其他西方国家的贪欲，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仁人志士的救亡图存意识。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掀起了一场旨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官僚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康有为在北京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著作，并接触到了早期维新思想。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在中法战争之后的1888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认识到只有及时变法，才能挽救危机。他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写了长达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但是变法主张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他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不是要求学生潜心经学，而是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大事，学以致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万木草堂的许多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

为了宣传变法思想，康有为写就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遂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可惜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这次传到光绪帝手中并得到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17岁的他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4年。1896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一文，提出自然界的万物都在变化，人类社会的一切也没有不变的道理。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梁启超根据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提出了“伸民权”的主张，他批判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痛斥历代压制民权的专制帝王都是“民贼”。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争取社会支持，创办了许多宣讲时政的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据统计，从1895到1898年，学会组织达70余个。这些学会有力地宣传了变法主张，争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维新派还创办了许多报刊，以制造变法舆论。著名的有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等，这些报刊或介绍科学，或提倡实业，或提倡变法，虽然内容各异，但核心都以变法强国为宗旨。

维新派改革旧制度的变法主张触动了清政府内的守旧派，因而两派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898年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提出变法三策：学习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锐意变法为上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为中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为下策。奏折触动了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顽固官僚以皇帝不能召见四品以下官员为由进行阻挠。光绪皇帝命令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代为召见康有为。两派围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展开激烈的争论。维新派以自己坚定的态度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宣传了救国维新的变法主张，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戊戌变法做了必要的准备。

光绪皇帝被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革新图强的事迹所鼓舞。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给皇帝。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痛陈亡国的五种危机，呼吁变法，提出“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设制度局而定宪法”等变法纲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其后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诏书和谕令。变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政治上设立制度局，裁撤京师内外大批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员抑阻；准许自由开办报馆、学会，办报一律免税等。

军事上整顿军队，主要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海军。

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鼓励私人投资铁路、矿务；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公布岁出岁入，按月发表；整顿厘金，让旗人自谋生计等。

文化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原有书院祠庙改为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命梁启超负责译局事务。

这些法令尽管没有包含设议院、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等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但还是基本反映了维新派改良政治的主张。

颁布变法诏令的同时，光绪皇帝起用维新派人物入朝办事，并撤换阻挠变法的守旧官僚。6月16日，光绪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惯例，召见了康有为，长谈两个小时。随后，许多维新人物被授以官职，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专折奏事，梁启超被赐六品卿衔，专办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授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专替皇帝起草诏书谕令。虽然所授官职不大，但影响却不小。不少新政建议由此变成变法诏令由皇帝颁布准行。

不幸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反对变法。慈禧太后表面上归政于光绪皇帝，实际上仍掌握着军政实权。

光绪帝下诏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太后逼迫光绪连续签发三道谕旨：一是免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职务，翁同龢是光绪帝唯一信任的大臣，是皇帝与维新派之间的联系纽带，翁被罢黜使光绪帝失去重要支柱；二是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以掌握用人权；三是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京津地区。

9月21日，慈禧太后召见光绪皇帝，斥责后，将其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光绪帝被迫发出诏书，恳请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百日维新宣告结束。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香港、日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被捕牺牲，史称“戊戌六君子”。

与维持旧传统的强大势力相比，清朝主张变法维新的改革派力量太弱小，加上变法领导者被新军首领袁世凯欺骗告密，维新派未能变法成功。

戊戌维新变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冲击了专制统治，加速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

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三年，这一年是农历庚子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是以反洋教斗争形式出现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兴起于山东、直隶一带，发展迅速，扩张到京津地区，并影响全国。慈禧太后为了利用义和团牵制洋人，也站在义和团一边。外国势力面对汹涌澎湃的反洋教运动，组织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同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逃往西安。清朝不得已同外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向外国赔偿4.5亿两的巨额赔款，清朝更加陷入水深火热的地步。

清政府为了取得列强的信任，改变镇压戊戌变法造成的不好形象，平息民怨，缓和内外矛盾，维持其政权，也打出了实行变法、采取新政的旗号。

1901年1月29日，还在逃亡中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西安颁发“预约变法”谕旨。此令一发，王公大臣及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成为日后“新政”的张本。1901年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综理“新政”，命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6人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二人遥为参预。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新政。

自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发谕令，提出推行的“新政”举措30余项，主要内容有：

调整机构。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03年设商部，1905年设巡警部和学部，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1906年后又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并为陆军部。户部和财政部改为度支部。刑部改组成法部，新设邮传部。

改革军制，编练新军。1901年8月，令各省裁汰练兵防勇，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又令停武科试，各省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军军官。1903年，特设练兵处，以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1904年袁世凯编成北洋常备军6镇，约7万余人，作为直隶地方武装。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组建近代化的军队，计划1905年编练陆军36镇。辛亥革命爆发前，练成16镇，每镇12000余人。1905年又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综理各省巡警事宜。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设立商部，将铁路矿务总局并入。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奖励商人设立商会；颁发商标注册章程（28条），以保护工商业者利益。

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1901年6月，诏开经济特科；8月，废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9月，谕令各省设立学堂。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办理京师大学堂，拟定学堂章程。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它所规定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这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12月6日下谕设立学部，为全国专管学堂的机构。

清政府的新政，实质上是洋务运动的再现，它出现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打击之下，开始于载漪、刚毅等为首的顽固集团失败之后，以设立外务部为始，重在练兵筹饷。新政无论是裁撤闲衙冗员，还是编练新军、废科举、设商部，都没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是戊戌变法所追求的事业。清末新政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新政是清廷的国策，具有权威合法性，以诏令和政令的形式在全国自上而下地推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阻。通过新政实现近代化，已成为中国统治精英与大多数官僚士绅的基本共识。新政持续了11年之久，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所打断。

有学者指出：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说，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新型资本主义工商型城市急遽递增，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源与加速场。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绅权作为与皇权抗衡的重要力量脱颖而出，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治，为民初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末新政的重要领域是教育，而教育改革的一大后果是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清末新政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如奖励实业政策与提倡重商主义；促进商会建立，为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清末新政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总之，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它以自身覆灭为代价，为适应开放的新形势而培植了现代化的动力，为中国人全面拥抱现代化创造了比之以前更好的条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