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西方：被迫融入世界体系

19世纪中叶，英国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朝财政空虚。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疏说：“道光三年（1823）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2〕鸦片走私成为深重的社会公害，清政府不得不加以防范，从1792～1821年多次颁布禁烟令，但均无实效。于是道光帝采纳鸿胪寺卿黄爵滋等严禁派的主张，决定禁烟。1838年12月31日又授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1785～1850）深切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性，“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希望对于英国人采取强硬手段，执重法而断吸食鸦片。为了知己知彼，克敌制胜，他也成了清朝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道光十九年（1839）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找人进行翻译，并把译成中文的《澳门月报》编辑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5辑。特别是他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他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与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林则徐了解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应当学习西人的技术。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试图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林则徐还赞赏俄国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鸦片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但促使中国人睁眼了解西方世界。

魏源（1794～1857）首先受到林则徐的影响。魏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过抗英战争，后著书立说。他依据林则徐所辑的《四洲志》，参以其他资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它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明确阐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道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长技，改革中国军队。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深远的影响。

1856年发生了英、法、俄、美联合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又告失败，继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后，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进一步丧权辱国。俄国从中国的东北、西北割去了1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朝被迫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南方沿海五口为通商口岸，增加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汉口、九江、琼州、南京、镇江10处，由沿海延伸到长江下游和台湾等地，特别是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通商”通到北京附近，就在清廷眼皮底下。清朝被迫接受西方殖民者的处事方式，如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等，清朝独立处理对外事务已经成为过去。

1851年爆发的旨在推翻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持续14年，纵横18省，于1864年以首都天京的陷落而告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与西方的联系。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今广东花都市）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产生叛逆意识。洪秀全的思想受到基督教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的影响，即被其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平等观所吸引。他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宣传“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组织拜上帝会。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太平天国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但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与三纲五常的传统儒家伦理颇为不同。此外，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总之主张兴办“有益于民生实事”。《资政新篇》有以西洋之法救中国之志，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崛起了因镇压太平天国形成的以曾国藩为首的地方势力。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出生于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28岁便考中了进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曾国藩因母丧在家。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其家乡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武装，称为湘军，残酷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儒家观念，在他咸丰四年所作有名的《讨粤匪檄》中，担忧“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认为太平天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自视在捍卫中国文化。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之后，曾国藩等地方势力形成，清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地方势力，虽是清朝统治的卫道者，但也是务实的改革者。

中国真正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两次鸦片战争后，为了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产生了“洋务派”，洋务派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政府统治。19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质，如同后来张之洞所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清廷推动这一运动的机构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衙门内设有英、法、美、俄四股，以后又增设海防股；在总理衙门之下，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分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和交涉事务。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总理衙门还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文。这些机构的设立，为洋务运动的进行创造了条件。恭亲王奕訢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地方上的积极推动者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实力派。

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其他比较重要的工业还有：

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这是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同年，李鸿章还在南京建立了金陵制造局。

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在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

清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天津创设“军火机器总局”。开办经费二十余万两，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九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易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常年经费由天津、烟台两海关拨用“四成洋税”，每年约三十余万两。该局分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城东贾家沽，以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为主。西局设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子弹及布置水雷用的轮船和挖河船为主。东、西两局所产军火除供应本省淮练各军、兵轮、炮船外，还按时拨给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分防在江南的水陆淮军。此外，东局还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光绪二十一年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被破坏。

1889年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筹办炼铁厂于汉阳，系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580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

与此对应，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

洋务派也兴办了民用企业。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总局设上海，分局设在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归邮传部管辖。

此外，1878年创办了开平煤矿，由唐廷枢主持。同年筹办上海织布局，官督商办。1880年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1881年建成唐山胥各庄铁路，1888年向南延伸到天津，1894年向北延伸到山海关。1897年刘铭传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1893年在台北、新竹间的铁路竣工。1887年开办了黑龙江漠河金矿。

需要指出的是，洋务运动的开展是伴随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进行的。愚昧的顽固派总是从“政治”考虑问题，希图以伦理政治来强化国势。他们反对工业化，对架设电线百般阻挠，理由是：

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何以安？传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人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3〕

修建铁路也是如此，在顽固派的反对下，前后经历了整整15个年头，才使铁路正式兴办。顽固派把维护伦理政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诚如顽固派大学士倭仁所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4〕完全是拒绝现代文明的政治说教。洋务派勇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比顽固派要进步得多。

由上可知，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工业，加速了传统农业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七十年代开始，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权威地位，开了学习西方的风气。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有助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以此为基础，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在三年多时间里，外轮损失1300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举。

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强国梦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