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间诸神信仰

中国的神鬼迷信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始形态的大自然信仰，早已发展成为自然神的系统，天、地、日、月、星、风、雨、雷、电、云、雾、雹、山、石、水、火、虹、霞等大自然的物象，都曾被人格化，赋予神的形象。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很多神也被政府承认，列入国家的祀典，从京师到府州县，按照国家的要求建立了一套神庙。民间的神鬼信仰也被道教所利用，创造了道教的神谱。佛教的信仰更是深入民间。古代还有为名宦、乡贤立祠的习惯。民间原始的、国家祀典的、佛道宗教的、纪念名人的诸神交叉渗透，混合成庞大的神鬼系统，庙宇林立于各地。姑且以一个地区为例，乾隆《仪封县志》卷3《建署·坛庙》记载：河南仪封县的坛庙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城隍庙、孔子庙、关帝庙、八蜡庙、刘将军庙、马神庙、火神庙、昭应水神庙、大王庙、三皇庙、玉皇庙、赤帝庙、元帝庙、东岳庙、泰山庙、三官庙、二郎庙、八卦阁、白衣阁、香火庵以及楝城等20个。还有封人祠、文昌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等祠宇。载入祀典的祠庙，照例按日举行仪式，地方官或躬诣行礼，或分委僚属致祭。

关于神鬼的有无，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清代尽管黄宗羲、陈确、方以智、王夫之、颜元、熊伯龙、袁枚、章学诚、洪亮吉、王清任等人程度不同地具有无神论思想，对于鬼神予以一定的批判，但这毕竟属于少数士大夫的思想，统治者则对鬼神另有自己的看法。雍正帝认为，鬼神随处有神明，惟信以为有，而时时诚敬，其后必然受福，若以为无，而事事欺慢，其后必然受祸，理有一定，毫发不爽。^〔7〕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鬼神能福祸人的观念，清帝以“敬天法祖”为家法，为国策，祭天是国家的大事。敬天，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对鬼神的信仰。鬼神迷信对统治者是有好处的，事神是官府的重要礼仪。所以地方官到任之始，即有谒庙行香之例。指导官吏治理地方的指南性书籍指出：地方官要敬地方土神，因为“庸人妇稚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畏神之一念，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8〕统治者利用民间原始神鬼迷信加强自己的统治。清朝在嘉庆六年（1801）将文昌神纳入祀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是，清朝奉行儒家正统思想，因此对鬼神信仰也有所限制。如康熙皇帝从礼部尚书汤斌所请，要求各省严禁淫祠滥祀。指导当官的书籍也有类似内容，如《福惠全书·禁淫祀》要求：“为司牧者，宜晓谕其民，除祖先以及先农、八蜡、五祀之神有关衣食居处者，一概不许滥祀。”所谓淫祠滥祀，即祀典不载，“或称之失其实，或祀之无其地，或求之无其人，不妄则诬，或僭或滥”^〔9〕的神祇。限制淫祠滥祀有助于维护官方的意识形态，维持社会秩序。

民间鬼神信仰表现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

在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度，直接涉及到农业丰歉的神格外受重视。社稷、风云雷雨山川诸坛是直接祭祀天地等自然神的，希望风调雨顺。此外，八蜡神为驱昆虫之神，刘猛将军是逐蝗之神，龙王祈雨，这都是普遍信仰的农业神祇。

刘猛将军是清代纳入祀典的神，这里要多说几句。刘猛将军是谁？有南宋人刘宰、刘琦、刘锐等说法。刘琦是南宋抗击西夏、金，在江淮显灵驱蝗的逐蝗之神。清初先是禁止，后来列入官方祀典。雍正二年诏令各地立刘猛将军庙，但将庙主换为元末镇压江淮群盗的刘承忠。

清代还有蝗神信仰。由于蝗灾为害甚大，百姓对其异常恐惧。蝗虫所至之处，有食有不食，民间认为有神主之。所以“世俗遇蝗，而为祈禳拜祷，陈牲牢，设酒醴”，以求改过自新。清儒陆世仪认为这是“反身修德、祛除殄灭之道”，比起民间“设祭演剧”要高明。^〔10〕有的地方官也持此论，除亲身致祭外城隍等神外，还要求民人修德以改变灾情。

龙神信仰很普遍。龙神最受农民重视，认为他主宰着旱涝，决定农业的丰歉。连皇帝也不敢怠慢龙神，雍正帝就因灾频年“虔祀龙神，福庇苍生”。

疾病也是人所畏惧的，尤其是贫穷的下层群众，更容易迷信鬼神，请医少而延巫多。广东《遂溪县志·礼俗》就指出：“遂习信鬼，家有病者延医少而延巫多。城市巫祝之声连宵不歇，不如此则病所亲之心即有未安，揆之于理，亦无大戾。惟徒为无益之费，为可惜耳。”康熙时人刘沧风说：“粤俗好鬼，遇有疾，即请命鬼师。”^〔11〕可见两广一带以巫驱鬼去病是流行的习俗。湖南省宁远康熙县志说：“旧俗病则卜祷吉凶，频进医药，无它事也；今则巫祝，富家至多费财物祷赛，谬亦甚矣。”似乎信巫之风日益严重。苏州一带也是如此，乾隆帝就“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中产以下，每至破家，病者未必获痊，生者已致坐困，愚民习而不悔，尤属可悯。”^〔12〕四川请巫禳病也是习俗：“蜀俗尚鬼，有病辄请巫祈禳。并扮女妆及花面鬼卒，旋舞于庭，亲邻聚观如堵，以钱米赠者留饮，并令女妆者行酒为乐。巫风盛行，禁之不听，习俗然也。”^〔13〕可见，清人遇有疾病请巫祈禳是流行各地的习俗，似乎南方更盛。

病家自己祈祷于神，叫做“许愿”，病即使不愈，也必还愿。如嘉庆湖南《宁远县志·风土》说当地：“有疾病祈祷于神，谓之许愿。病即不愈，愿必还。有遗忘者其家若有病，则卜者张大其辞以恐之，称为老愿未还，病家仓皇求禳，因以渔利，此最可笑，阖境皆迷不悟。”乾隆时人翟灏《通俗编·神鬼》记载，北直隶的宣化府人，当父母、妻子或己身疾病时，常于5月13日具香纸牲醴于城隍庙拜祷，自其家门，且行且拜，至庙乃止，谓之拜愿。翟灏就此议论说，“今各处皆沿其风”，可见是极普遍的。

民间还有瘟神信仰。浙江、福建一带有的五帝即瘟神，“专司瘟疫，偶逢时症传染，奸徒乘机敛钱，设坛建醮，抬像出巡，其费竟以千百计。”^〔14〕施鸿保《闽杂记·出海》说福建还有“出海”之俗，以“驱遣瘟疫”：“福州俗，每年五六月中，各社醵钱扎竹为船，糊以五色绫纸，内设神座及仪从供具等，皆绫纸为之，工巧相尚，有费数十缗者，雇人舁之，鸣锣挝鼓，肩各庙神像前导至海边焚化。漳府属亦有之，然亦皆绫纸所糊耳。惟厦门人别造真船，其中诸物，无一赝者，并不焚化，但浮海中，任其飘没，计一船所费，或逾中人之产，付诸无用，殊可惜也。”

对疾病的畏惧，本质是对死亡的害怕。民间迷信阴间有鬼。清初熊伯龙《无何集·阴间辨》说：人们认为阴间有司重罪者，用锯用鹰，加以碓舂石压，还有受刑毕，仍过刀山火海的；世人烧纸钱，说纸钱烧化就变成了阴间的钱，多烧者，可为死者赎罪；迷信鬼的人，认为人死了要见十大阎王和祖宗于地下。由于人们惧怕死后受罪，便把生前的不顺利，看作神鬼的惩罚，遂力求行善戒恶，以积阴德。

清代民间信仰的诸神中，影响深、有特点的要数城隍、土地与关公了。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初，极力利用民间信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规定城隍按其行政建置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下令仿照各级官府衙门的规模建造城隍庙，供奉木主，并且还要设下审判的座位，目的是“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各级官员到任，都要向城隍神宣誓就职。至清代成为传统官俗。汪辉祖从做师爷到当知县也祈祷与誓于城隍神，他在《学治臆说·敬城隍神》说：“朝廷庙祀之神，无一不当敬礼，而城隍神尤为本境之主。余曏就幕馆，次日必斋诚诣庙焚香，将不能不治刑名及恐有冤抑不敢不诘己佐治之故，一一摅诚默祷。所馆之处，类皆宁谧。……窃禄宁远，亦以素心誓之于神。凡四年祈祷必应，审理命案，多叨神庇。”

城隍本是自然神，但从隋唐开始，逐渐形成正人直臣死后为城隍神的观念。民间各地都有在五月十三日或清明节、中元节等抬城隍出巡的活动，叫做“出会”。城隍是在城镇，乡村则有土地祠。土地神又名社，敬土地神的日期为社日，古代除敬天以外，以敬土地为重。人们认为土地是位老人，所以称它为社公、土地爷、土地老。社最初也是源于对土地的自然崇拜，后来转为具备多种职能的地区守护神，它是与普通百姓最接近的神祇。朱元璋规定，每里百户立社坛一所，祀五土五谷神，每岁轮为会首。土地神的称呼，也称某地土地神，与乡里的行政机构对应，但民间所祀土地仍有其他叫法。城隍、土地在民间具有很大权威，群众虔诚信仰。在江苏，城隍庙、土地祠有后宫夫人之神，竟有妇女舍身投庙，作为后宫使女，祠庙焚牒给照，照册点名，每遇朔望令节，赴庙点卯，供役执事；男子则投身城隍庙内，承充军皂各役，朔望赴庙点卯。民间以此敬神免灾。

关公，即三国时蜀国名将关羽，明清时期备受崇拜，明万历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此后相沿有关帝之称，佛道两家竟相罗列关羽为本门神祇。清朝顺治年间，加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关羽与文圣孔子并列，称为武圣。关公庙越修越多，关公信仰既列为国家祀典，又是民间供奉的对象，影响非常大。赵翼《陔余丛考》说：“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不朽。”关羽受崇，统治者是以其为忠义的典型，作为封建礼法的守护神。忠义是正统的伦理道德，政府用他推行教化，培养顺民。雍正帝与其弟允祥关系甚洽，允祥死后，为他在京津、江浙等地建祠纪念。到乾隆时期，命将各省怡贤亲王祠改为关帝庙，也说明了对关帝庙的重视。但是忠义在民间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人们互济互助的交往原则。秘密结社往往以此作为道德观念，在清代的天地会里，以忠义加强成员的团结，《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成为结拜异姓兄弟的楷模，尤其以关羽作为江湖义气的表率，比如嘉庆时福建卢盛海等结合时，在《花贴》中写道：自古称忠义兼全，无过于关圣帝君者，以关羽相互激励。清代人们对关羽的信仰，还不止是忠义，举凡命、禄、灾、病、邪、逆甚至阴间皆归其掌管，职能多样化，各行各业顶礼膜拜，成为民间最受欢迎的神祇。

民间的神鬼信仰，又依其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雍正山西《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记载当地“士子祀先师、文昌，农祀龙神，市人祀关圣、城隍、财神，各以其类”。这是粗线条的勾勒，大致上讲的是普遍流行的公用神。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有职业神，如纪昀所说：“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园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萧何、曹参，木工祀鲁班，此犹有义。至靴工祀孙膑，铁工祀老君之类，则荒诞不可诘矣。长随所祀曰钟三郎，闭门夜奠，讳之甚深，竟不知为何神。”^〔15〕纪昀认为娼妓、演员的职业神有典可稽，胥吏、木工的祖师有义可循，而靴工、铁工所祀荒诞不经，至于长随所祀，干脆来路不明。

纪昀介绍了七种人所祀之神，我们在前面涉及了农业方面的神，下面再简述几种流行较广的职业神：渔业祀天妃；蚕业祀马头娘；烟业祀火神；酒业祀杜康、二郎神；茶业祀陆羽、卢仝；纺织及裁缝业祀黄帝、嫘祖、伯余、褚载、黄道婆；建筑工匠也祀鲁班；运输业陆路祀马神，水路祀天妃；铁匠祀尉迟恭，金银匠祀太上老君；银号、钱庄、票号等金融业祀财神；医药业祀神农、扁鹊、孙思邈等；图书文字等与文化有关的行业，如刻字、印字、锦匣、裱画、纸店等祀文昌神，不胜枚举。

民间的诸神信仰，通过朝山进香，迎神赛会，岁时节日等活动方式体现出来。

岁时节日大多有祀神活动。岁首的元旦节，人家要易门神，头一件是拜天地，元旦出门必依喜神方位而行。初五有的地方认为是路头神诞辰，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初八为祭星神的日子，传说这天诸星下界，人们要燃灯祀星，叫做顺星。初九为天日，这是玉皇的诞辰，各道观设醮，赐福解厄。上元节多进行占卜，主要是卜问紫姑神农业的丰歉情况。正月的填仓节要祀仓神，尤以粮商粮贩为最。二月初二的龙头节，有祭龙神的风俗，反映了人们对风调雨顺的良好愿望。南方广大地区，普遍流行着祭祀土地神的春祈秋报活动，又称祭社祀谷，一些地区是祀先农。二月三日是文昌帝诞辰的日子，因其掌管人间的功名禄位，士人尤其要祭祀，做“文昌会”。花朝节是花王的节日，为士人和女子所重。三月三日是古“上巳”节，一些地区有祀真武神的风俗。明清时期，主要是北方的一些地区，还有寒食节日的风俗，纪念先秦介子推。四月初八是浴佛节，纪念佛祖。端午节祀瘟神，祭屈原。六月六日的天贶节，一些地区要祭祀土神、谷神、田祖等。七月初七，祭祀牵牛、织女二星乞巧。中秋节妇女拜月。腊八节，有祭祀佛祖的活动。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的晚上，是祭祀灶神的灶王节，民间认为这天灶王爷要升天汇报人间的善恶事，因此为他送行，请他吃好的，以便为人们隐恶扬善。祭灶要燃灯，由男子拜祭，口中要说“勿以恶事言上帝”之类的话，到除夕之夜，再把灶神“请”回家中。灶神往返天界期间，一些地区还有百神登天、龙神朝天的说法，认为时无禁忌。岁时节日祀神的特点是，随着时令节气等自然界变化，祭祀符合农业社会和生活规律的神。所谓：“乡村建庙祀神，各以其时”，^〔16〕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春、秋社和其他神诞日的祭神活动，常采取迎神赛会的方式。届时先在庙中祀神，然后抬着神像巡游，甚至舁数十神联会。神像出巡时，队伍中有扮演台阁、杂剧的，甚至有人投身神庙，名为执役，或首载枷锁，名为赦罪。人们还往往要演戏娱神。迎神赛会尤以春祈秋报为最，每当三春无事，人们疑神疑鬼，便要出会，驱邪降福，消难除蝗。秋天，为报答土地神的庇佑，要敬神还愿演戏。清代的神鬼系统庞杂，各地信仰也有所不同，道光时所修福建《龙岩州志》记载该地赛会风俗：正月是城隍庙，二月是东方显灵庙，西方唐王庙，南方观音阁，三月是天后宫，皆于建醮后引神巡境，首事各扮戏文、台阁、锣鼓、弹唱及花盒、古玩、彩旗等物为前导，街市衢巷设供迎接，以邀神贶。在江浙，俗传茅山神最灵，六月报赛酬神者纷集。迎神赛会的规模很大，既浪费钱财也影响社会秩序，政府认为百姓祀神太多，是“淫祀”，尽力阻止，甚至告诫人们不要太迷信鬼神能祸福人，但是由于平时的鬼神宣传太多，加上迎神赛会是千百年来传承的风俗，虽禁而不能止，只得采取容忍且有所限制的政策。

民众惑于鬼神之说，祈求祷祀，还常采取朝山进香的方式，就是前往建有神庙的名山进香祭祀。朝山进香往往跨省进行，路程有千余里，及二三千里之遥，时间则有一月以及二三月之久。乾隆帝说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风俗大率如此，河南尤盛，自正月至二月，每日千百为群，先至省会城隍庙，申疏焚香，名曰挂号，然后分途四出，成行结队。他的臣子陈宏谋讲，陕西省民众平时开会奉佛，敛钱聚会，会满到湖北武当山进香。^〔17〕江苏的茅山每年春秋二季，四方男女香客动以万计，邻近的江西、安徽、浙江等省都有来者。泰山的碧霞元君受人崇拜，进香者甚多，明代向进香者每名征一钱四分的香税才准上山，清代乾隆帝登基，革除泰山香税，以便民众进香祷神，据说当时每年香税约计“万金”，可见进香者是非常多的。泰山、茅山、武当山是道教名山，但民众朝香，并非都是道教的信仰者，不过是为求神护佑，如河南人在城隍庙“挂号”，陕西朝武当山的人平时却“开会奉佛”，僧道不分，惟神是求。

民间诸神信仰的心态是祈福禳灾，认为神祇具有赏罚能力，但真正虔诚的信徒并不多，不过是见庙烧香，逢神磕头罢了。古人征服自然能力差，普遍存在着自然崇拜，但后来被群众人格化，群众信仰的神祇又被认为是人死后灵魂所转化的。戴璐《藤阴杂记》卷1说：“从来名贤殁为神，各视生平所建竖。”这可以视为古代造神的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行业神，人们往往取材于与本行业相关的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小说杂剧中的人物，以其有开创发明之功，遂立为祖师、保护神。这种造神法同中国报本返始，慎终追远的宗法意识有关，崇古、敬祖的重传统和报恩心理，创造了一个个行业神。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密化，行业团体纷纷建立，为了号召同业，统一精神，保护行业，促使了造神和神的地位的提高。商业和丝织业发达的苏州，在明正统年间于玄妙观东侧配殿分出一部分，建机神庙，供祀机神黄帝、嫘祖、褚载等。苏州祥符寺巷的机神庙，是纤接头同业道光时建祀黄帝、接头方仙的地方（丝经接头工是丝织业的一个工种，他们祀自己特有的“接头方仙”）。在杭州，因褚遂良九世孙褚载会织绵法，世袭为业，并带动一乡之人织绵，死后邑中立通圣庙祀之，元季庙坍，人们以其覆庇乡人，于明永乐年间重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清初，通圣庙演变成机神庙，人们从褚载推而上之，思报始为机杼者，复立机神庙祭祀伯余。明清时期，苏杭丝织业机神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传说中的黄帝、嫘祖、伯余及历史人物褚载最初就受丝织业从业者信仰，到明清又独立成机神，并有专门庙宇，成为行为神。社会分工的发展还产生了“接头方仙”这样丝织业中某个工种的行业神。

清代是古代最多神的时代，民间诸神的信仰，是人们征服自然能力不强、社会落后、人们蒙昧无知的结果，但是大众信仰不能超越时代，人们既拜倒在诸神脚下，也可以诸神团结群众作为激励自己的动力，如关公崇拜，既培养了顺民，也造就了农民结社，走上叛逆之路。

清代的民间诸神信仰，是中华民族古老信仰文化的继续，具有稳定性；它与祖先崇拜、佛道二教以及民间秘密宗教互相交叉渗透，又具有复合性。清代的民间诸神信仰受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形态、经济状况的影响，使古老的信仰文化在传承中具有了新的特征。

注释

〔1〕《清高宗实录》卷3，雍正十三年九月己未。

〔2〕《龙虎山志》卷6。

〔3〕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上册第470页。

〔4〕马西沙、陈：《从罗教到青帮》，《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5〕喻松青：《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6〕此段参考王尔敏先生《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一文写成，《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10期，1981年7月。

〔7〕《清世宗实录》卷148，雍正十二年十月己酉。

〔8〕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敬土神》。

〔9〕王植：《事神》，载徐栋《牧令书辑要》卷10。

〔10〕陆世仪：《除蝗记》，载陆耀《切问斋文钞》卷20。

〔11〕刘沧风：《鬼师说》，载陆耀《切问斋文钞》卷21。

〔12〕《清高宗实录》卷19，乾隆元年五月庚戌。

〔13〕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巴蜀书社，1987年，第461页。

〔14〕《清高宗实录》卷781，乾隆三十二年三月。

〔15〕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4《滦阳消夏录四》，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80页。

〔16〕光绪《定兴县志》卷13《风俗》。

〔17〕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24《再禁朝山进香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