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教信仰

清代的道教，无论是以全真派为代表的丹鼎炼养派，还是总合符箓诸派的正一派，尽管不如前代兴盛，但仍有相当的市场，道教的世俗化和伦理化，虽在正统儒教文化的知识层里削弱了其昔日清高雅洁的吸引力，但在它赖以产生的，以巫觋迷信为基础的文化土壤——下层的群众中仍流行着。

清代的道教比不上明代兴盛。同样，清帝同道士的关系也不如明帝那样热乎，但对道教仍有一定程度的迷恋。康熙帝对道教有些兴趣，曾命第54代天师张继宗进香五岳，祈雨治河。康熙二十年（1681）授张继宗“正一嗣教真人”；四十二年又授其光禄大夫品级；五十二年葺修龙虎山上清宫。同时，康熙帝还褒封全真派中兴主将龙门派的王常月。他在宫中养了包括道士在内的各种人才，目睹了避谷、纳气、嘻水、采战、铅汞、炼丹、内丹之类的试验。但他不肯轻信一言，其原则是：让这些人尽其所能，观察以待，日久自会水落石出，并不急于实行。如当时宫中召谢万诚、王家营为其炼丹即是如此。雍正帝则不同于其父。早在做亲王时，他就写有《炼丹》诗：“铅钞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热，天符降紫鸾。”这是对炼丹情景的如实描绘。他还推崇北宋人、南宗祖师张伯端为“紫阳真人”，为之建道院，并特别赞赏真人“发明金丹之要”，表明了对道家的强烈兴趣。雍正帝平时常吃丹药以弥补元气，并赐给宠臣鄂尔泰、田文镜服食，告诉他们丹药的药性和服法，让其放心。雍正帝不仅与道士多有往来，认为符箓有实用价值，在宫中养道士为其治病，同时，还对道教的思想从三教合一的角度给予肯定，并看到了道教劝善戒恶的一面有助于教化。他认为：“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箓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2〕乾隆皇帝对道士的兴趣则不大，即位第二天，就将其父的道士驱逐出宫，并斥之为市井无赖之徒。乾隆帝还下令娶妻的火居道士还俗，一度将正一真人的头衔降至正五品，并取消其入京朝觐的资格，致使道教在宫中失势。不过，乾隆帝对全真派有所重视。乾隆三十三年（1765）敕命拨内帑葺修龙门派祖庭北京白云寺，并行幸瞻礼；五十三年赐御笔、诗、楹联，又一次行幸。

清代对道教的崇尚，历史学家邓之诚指出：“自康熙中叶以后，上起宫禁，下迄四方，忽尚服食长生之术。”^〔3〕康熙三十年修的江苏《吴县志》卷3《道观》，就说当地“迩来崇尚道教，修创繁兴，尤为一时之盛”。这些大概同康熙帝对道教的态度有关。此时，满洲、汉军的上层也崇尚道教。《啸亭杂录》记载，乾隆时僧人王树勋，因他会道教的扶乱、卜筮诸异术，结果“京师士大夫多崇信之”。

上层社会中较为正统的士大夫，在时尚的影响下，也多相信三教同源的观点，信仰的是融合老庄、佛禅及传统养生术思想与方法的道教，讲求性、命双修，即心理上的清净虚明和生理上通过养气守神得到健康长寿，以达到精神与肉体——灵与肉合一，内以治身，外以应世。因此，对士大夫来说，与其说是对道教的崇尚，还不如说是对道教中包含的养生之道的追求。也就是说，在士大夫中，虽有“凝神入气穴”的雅士，更多的却是将导引和服食结合起来以求长寿的俗士。

而对于广大的劳动群众来说，他们信仰的不是道教的哲理，也不能搞黄白术和升仙术，而是迷恋通过道教仪式、方法呈现的鬼神迷信。道教有一个庞大的神谱结构。在清代，玉皇大帝统治着天国，以及北阴大帝、大王管辖阴曹地府的天国地府诸神的神话，已通过戏曲、小说、传说深入民间。另外，民间崇奉的道教神祗，还有城隍、真武大帝、关圣帝君、萨真君、王母娘娘、财神赵公明、二朗神、八仙等。道教的神谱本来是利用了民间的神鬼迷信，但经道士们整理系统化以后，又加强了这种迷信。

民间迷信的道教仪式、方法是很庞杂的，主要有扶乩、求签、符箓、禁咒、斋醮等。斋醮是设坛祭祷的一种仪式。人们供斋醮神，以祈福禳灾。不少地方每年春秋设坛建醮，延道士焚表；超度亡灵，也设坛祭祷，以使死人灵魂飞升仙界，不再受苦。

符箓被认为是天上的文字，笔画屈曲，似篆字形状，即所谓“云篆”、“符字”、“墨篆”等。道教以之驱使鬼神、祭祷、治病、镇宅。民间过端午节，很多地区都要贴门符。道士搞的门符五花八门，有桃符、天师符、箓符、赤灵符、避兵灵符、朱书画篆等；有的地方还画天师像。

禁咒，是用恶毒的诅咒驱鬼驱邪，祓除不祥。如湖南盛行禁咒，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说凡肢体折伤，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当然，符水禁咒是不可能治病的。无神论者熊伯龙《无何集》卷3揭露说：辰州的一个道士用此法治疗刀伤跌仆，实际是在符上抹了麻药，有镇痛作用，加上念咒时，让病人心静，身体固定，于是病人觉得法术“灵验”。

扶乩，是道士用硃盘盛沙，上置丁字形架，端部悬锥，左右两人扶之，焚符，降神，在沙中写字，作为神的启示。如果以箕代盘，则叫做扶箕。清代扶乩在民间很盛，进士出身，曾任地方官的赵翼在《檐曝杂记》卷3说，扶乩请仙，到处都有，不能说没有其事；他还认为除吕祖等降仙外，“大约人死后，必有数十年灵爽，为符咒所召，则降乩而来”，其中灵蠢不同，皆所亲验。陆以湉《冷庐杂录》卷4说，迷信扶乩的“朴实之士”、“聪明之士”很多，他们“祸福以乩为筮，学问以乩为师，疾病以乩为医”。乩方的盛行，往往有人“服药而速之死”，为害尤烈。

求签，是一种企图预知前途吉凶祸福的方法，即在筒中放上竹或木签，签上写着各种暗示吉凶的话或诗，求者摇动筒后，抽出验看。求签多在神庙进行，以关帝或城隍庙居多。《道藏·正一部》里收录灵签类书，多出自元代或明初道士之手。据翟灏《通俗编》记载，各种神签中，家喻户晓的莫如关帝签了。对求签这种活动，黄宗羲认为：神仙家喜言人间隐语，皆持两可，无论是福是祸，都可认为是其应验。批评甚是中的。

劝人行善的善书普及民间，道教方面的代表作是《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阳骘文》等。这些书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开列各种善、恶的表现，要人们行善戒恶。明清两代还出现了大量给善恶定功过格的书。道教的这种宗教伦理，往往就是封建王朝提倡的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其中还糅合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弥补了儒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