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信仰

清代佛教较有影响的宗派是禅宗和净土宗，从佛教教理来看，因袭者多，创新者少，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时期。但是，佛教的某种精神通过人们举行的诸多活动，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社会信仰，从皇帝、士大夫到下层群众，莫不如此。

清代皇帝大都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顺治帝对禅宗笃信不疑，据昭槤《啸亭杂录·世祖善机禅》说，他招集禅僧通琇、道忞入京，驻万善殿，“机务之暇，时相过访，与二师谈论禅机，皆彻通大乘”。宠妃董鄂氏死，22岁的顺治帝竟然削发，坚欲出家，在人们的力劝下，才未得实现。康熙帝六次南巡，沿路参礼佛寺，题词题字，据说，经他所写的寺庙匾榜多至千余通。康熙帝还五次巡视佛家圣地五台山，参礼佛寺。乾隆帝的佛教修养也不寻常，早在未登基之前，雍正皇帝就让他参悟禅宗，他说自己“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参司实切”，被皇父“许以当今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1〕乾隆时期完成了《龙藏》，这是自宋到清历代王朝中最后一部官刻佛教大藏经。他还组织人力，把汉文藏经翻译成满文和蒙文。另外，明清皇子降生，都要剃度幼童替身出家，以求佛佑。

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更使不少士大夫醉心于禅宗。《黔南会灯录》记载明季黔僧百余人，其中因避乱披剃者有21人，几乎占五分之一，社会动乱使士大夫跨入了佛教的大门。清朝的剃发令，更使士大夫不能忍受，不少人身入空门，而不改异族发式。《归庄集》记载说，“天下奇伟磊落之才，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居家而髡缁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认为这是“逃禅，养其志以有为”。显然，这是从儒家正统观点和民族矛盾出发，为逃禅者辩解，但士大夫的逃禅，毕竟是有其信仰基础的。

士大夫除了出家者外，大都与僧人相往来，如黄宗羲就与高僧过从甚密。士大夫常以学佛知儒自居。黄氏认为“僧中之诗，人境俱夺”，有“至清”者，所以可交流诗学者，多在僧中。名士王士祯通过与僧人的交谈，获知浮屠之说与儒道仁义之旨没有什么不同。清初兵部尚书王弘祚甚至说：“与二三禅友讲究笥命这学，庶不致鹿鹿（碌碌）虚此一生”。“三教合一”的共同之点，佛教虚无主义人生观和自然清净生活情趣，对士大夫影响极深，清代信仰佛学，研究佛学的士大夫甚多，清代后期的杨文会、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都有很深的佛学修养。

佛教还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下层平民出家的人很多。清朝对于佛教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设僧录司管理僧人。据1667年（康熙六年）统计，各省敕建、私建的大小寺庙共79622座，僧、尼、道士140193名。僧道总数中，道士约占15％，僧尼约占有85％，可见所谓僧道主要是僧人。乾隆初年整顿佛教，重新颁发度牒，1739年（乾隆四年）各省共颁发度牒34万余张，而领度牒之僧，又准招生徒一人，合师徒计之，则近70万，此外私自剃度者还有不少。到1774年，据乾隆皇帝估计说“私自簪剃度者，恐不下数百万众”。

大量的民众成为僧道自有其原因。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颜元，在其《存人编》一书中曾对凡人做僧道进行过分析，他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本人或父母贫寒，不能度日，便度为僧道；二是祸患近身，逃走在外，或兵乱离家，无地自容，度为僧道；三是父母生子不成，信佛道，在超过计划庙寄名，遂入为徒；四是偶因灾祸、妄信出家为脱离苦海。

颜元的说法，实际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因贫寒和祸患，即谋生；二因迷信。前一类的原因值得注意，因为这时人口激增，导致人民生活贫困化，所以乾隆帝就曾说：“今之僧道，不过乡里无依贫民，窜入空门，以为糊口计。”尽管如此，出家者仍以民间的佛教信仰为基础，后一类的出家者，明显地表现出迷信对老百姓的影响。

佛教对世俗影响很大。僧尼在公共场所或登堂入室为妇孺讲解经卷，称为宣卷。一般由一位讲，弟子助演，点烛焚香，鸣法器，礼拜念佛，讲唱诵读并用。听者多是下层群众，妇女尤多。乾隆年间河南有三教外目，“立堂设像，至五百九十余处，使万世之师屈居释道之下”。虽经清政府禁止，但道光时山西寿阳等县仍有三教庙，孔子与佛老同庙供奉。

清廷重视佛教问题，担心民间佛教信仰影响到社会秩序，多次采取清厘僧道的措施，其中以乾隆帝最为突出。宫廷政治斗争和父亲的辞世，使继任的乾隆皇帝深深厌恶僧道，他一继位便整顿宫中秩序，打击僧道。此后长期致力于治理僧道。最主要的是以度牒甄别僧道，要求应付僧和火居道士还俗，不愿还俗者须领取度牒并不许招收生徒。还从乾隆二年开始实行督抚奏报僧道额数的制度。弘历要求地方官“徐徐办理”给予僧道度牒事，道出了他逐渐削弱僧道的真实意图。乾隆三年议准因直省僧尼道士颁发牒照，豫筹清厘之法5项。乾隆四年又覆准5项规定。当时估计僧道总数在70万人以上。弘历认为这个数量是不小的，故对僧道采取“渐次减少”的办法。此后，清廷从乾隆五年到十年以及十二年，又颁布了若干度牒、清厘僧道的规定。乾隆十九年弘历颁发谕旨，停止督抚岁终奏闻僧道所减实数。乾隆三十九年又停止了给发度牒。乾隆四十一年奏准，停止各省每年造送僧道四柱清册。至此，乾隆前期清理僧道采取的主要措施全部放弃。

笔者根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等资料，考察乾隆朝各省奏报颁发、缴销度牒所见僧道数量，得知乾隆十七年，合计实存僧道尼200272人，这是当时全国除了陕西、河南两省外16省的数字。全国各省僧道尼数排位，江南第一，两湖及江西次之，山东闽粤又次之，西南、西北比较少，这一情形同各省原颁牒照数量多少是一致的。我们翻捡出原颁度牒数字的8个省，依数量多寡为浙江五万多人，江西、湖北三万人左右，山东、安徽在两万五千人以上，湖南一万多人，陕西、云南几千人。但是，资料表明岁终奏闻僧道所减实数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具文故事。当时要求各省将僧道尼人数造册报上的数字，各省是逐步减少的，大体上按照底数有一定的幅度，一些省有可能是“徐徐办理”的人为编造数字，或者僧道无度牒而实际仍操旧业。

从清朝前期僧道政策整体来看，总的来说，从顺治到乾隆僧道受到了清朝的压抑，乾隆帝治理僧道也是实行被雍正中断的康熙治理僧道政策的继续。乾隆帝非常重视佛教，有很高的佛学造诣。弘历把高僧与普通信徒区别开来，他治理僧道是清理普通徒众。他认为僧道早已世俗化，靠农民养活，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比起农、工、商、士来说，对社会无用，应当加以甄别和清理，其中应付僧、火居道士应当还俗。不过他也认为僧道已经成为清代民众谋生的手段，尽驱还俗将造成失业无依的社会问题，难以尽遣为民。乾隆帝对僧道的态度与康熙帝有一定的连续性。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僧道与国家争夺人口影响国家赋役的问题，也有僧道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不少王朝都采取限制僧道出家与活动的政策。乾隆帝治理僧道虽然也考虑到僧道与农民争田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僧道成为聚集游民乃至匪人、异端的渊薮。不过在人口高速增长，流民与游民大量存在的现实面前，他又不得不把僧道作为吸收贫民的职业，把寺庙作为安置贫民的场所。乾隆前期对僧道的治理既承袭了康熙帝对僧道的态度，也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清代前期的僧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的特性。

清代佛教信仰已深入民间，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首先表现在岁时节日中，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节是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届时寺庙要浴佛，置小佛于盆，以香水洗之。一些寺院还要撒豆结缘，说是可以“预结来世缘”。有的地方，百姓还要进寺烧香。在湖北宜昌府，僧家作浴佛会，士民以红纸条交斜相连，编成俗句贴于墙壁，认为这样可以避虫、却瘟。受佛教造“黑饭”供众的影响，南方的浴佛节，还有采梧桐等树叶蒸乌饭（即青精饭）互相馈送的风俗。这时的浴佛节，已不仅仅是佛教的节日，而是民俗之一。中元节，寺院为信仰佛教的人追荐祖先，举行盂兰盆会，设斋供僧、拜忏、放焰口。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上古有腊祭的风俗，佛教传入中国后，宣传这天是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从宋代开始，寺庙就有了在这天行佛事、做腊八粥，并送施主的风俗。清代腊八节则已由寺院转入家庭而世俗化、普遍化了。老百姓用几种米、豆、果等物做成腊八粥，作为节日的主食。受佛教的影响，有的地方还有施粥的风俗，有趣的是，安徽太平府是施粥于佛寺，将施粥的授受关系完全倒过来了。

民间的其他生活中也广泛地渗透着佛教的影响。民间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出于祈福禳灾的心理，通过烧香念佛、吃斋行善来实现。《存人编》就说：“愚民何如，妄谓念佛可以免祸耳。”祝寿也要为父母祈祷，延僧人建道场以祈福，吃素的名目也很繁多，有辛素、灶素、三官素、观间素、准题素、玉皇素，等等，妇人女子有一月间仅三五日不吃素者。佛教好生恶杀，民间乐善求福者，便有组织放生会的。平时家中，则往往供有佛像，焚香点烛，求佛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