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限制与区隔：清廷对戏曲欣赏的措施

尽管清廷以戏曲欣赏为主要娱乐形式，但是它却对于人民的戏曲欣赏加以种种限制。前面提到了限制内城演戏，防止满族汉化以及防止官员奢靡。清朝政府为了社会控制，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娱乐生活的政策。

清朝规定：“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29〕即不许在固定演出场所以外的公共空间以及晚上演戏，担心演戏影响社会秩序。此外，清朝限制戏曲欣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戏曲内容的限制。

清代地方戏具有表现爱情、家庭生活与《水浒》等武戏的特点，清廷因而认为它有两个错误，一是诲淫，一是诲盗。因此，从康熙迄于光绪，都实行了戏禁政策，对新兴的地方戏禁止尤严。嘉庆三年（1798）禁演花部诸腔的上谕最具代表性。禁令认为花部诸腔“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蝶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规定“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除京城“严查饬禁”外，“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体严行查禁”。^〔30〕可见，扬州、苏州、南京、北京等文化发达地区是重点查禁对象。所谓淫戏有伤风化容易理解，对于“怪诞悖乱”的诲盗，嘉庆皇帝另有详解。他说民间演剧“每喜扮演好勇斗狠各杂剧，无知小民，多误以盗劫为英雄，以悖逆为义气，目染耳濡，为害尤甚”。^〔31〕不过当御史黄中杰奏请“令管班下贱优伶首告点戏职官”，“饬令直省教官稽察戏文稿本，并将京城查禁戏目汇册饬行直省”时，嘉庆帝却分别以“实无此政体”、“事太烦琐，可笑可鄙”为理由，认为“该御史所奏迂阔不可行”。只是主张：“嗣后各巡城御史惟当遵照前降谕旨，将邪淫斗狠戏文随时查禁，勿令日久生玩，则习尚自可以渐转移矣。”^〔32〕可见，嘉庆帝禁止的只是诲淫诲盗戏曲，并不禁止一般的戏曲演出。

除了对戏曲内容加以限制外，清廷还对戏曲角色加以限制。清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理由是帝王等神像“皆官民所当敬奉瞻仰”，如扮演则“不敬甚矣”；而演忠孝节义之人，“事关风化，可以兴起激劝人为善之念者”。^〔33〕

清代对戏曲内容的限制还表现在剧本方面。乾隆四十五年（1780）下令删改抽撤剧本，认为剧本中“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34〕看来对剧本的检查，主要从民族关系考虑，即把汉人斥责女真、满族的地方加以修改，以免除民人对清朝的正统地位产生怀疑。修改戏曲剧本工作在扬州设局进行，由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负责，苏州织造衙门负责进呈词曲剧本。

第二，强调不许丧中演戏。

雍正为康熙帝守国丧三年。裕亲王保泰在家演戏，雍正帝认为他大失臣节，将其所管宗人府、礼部、都统、武备院及看守大阿哥等事俱行罢革，随后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

雍正帝去世后，清廷再次命丧葬循礼：“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治。”^〔35〕

乾隆帝去世后，宫中有演戏行为，策拔克在所寄军机章京信内探询同乐园演戏的事，被嘉庆帝认为“甚属非是，大内演戏无干伊事，探询何为，亦系探听内事之恶习，此风断不可长，策拔克着严行申饬。”^〔36〕嘉庆五年，给事中萧芝奏“敬陈天道以励臣工一折”，希望“明年释服后，应饬禁百官，毋得私宅演戏宴会。”被嘉庆帝认为“于天时人事、国计民生仍未晓畅言之”，不予采纳。^〔37〕

咸丰二年正月上谕内阁：“御史张炜奏请严禁演戏奢靡积习等语。京师五城，向有戏园戏庄，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竞尚奢华。如该御史所奏，或添夜唱，或列女座，宴会饭馔，日侈一日，殊非崇俭黜奢之道。至所演各剧，原为劝善惩恶，俾知观感。若靡曼之音，斗狠之技，长奸诲盗，流弊滋多，于风俗人心更有关系。现在国服将除，必应及早严禁。着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先期刊示晓谕，届时认真查办。如仍蹈前项弊端，即将开设园庄之人严拿惩办，以振靡俗而除积习。”^〔38〕从此上谕中可见当时京城戏院、戏庄演戏活动之频繁。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同治时期。同治二年十月丁亥谕内阁：“御史刘毓楠奏请崇尚节俭屏绝浮华等语。现届国服期满，一切寻常典礼照旧举行……惟值逆氛肆扰，兆姓流离，国用不充，元气未复，正君臣交儆之时，岂上下恬熙之日。我两宫皇太后痛念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有内廷供奉，业已随时酌减。尔内外大小臣工各有职守，宜体此意，及时振作，共济艰难，于一切应办公事，矢慎矢勤。至如饮食宴会等事，概宜力求节俭，毋蹈奢靡之习，竞尚声华，毋贪耳目之娱，自忘职业，用副朝廷崇实黜浮无敢献豫之至意。”^〔39〕斯时，清廷因太平天国运动统治不稳，但内廷演戏只是“随时酌减”，慈禧太后等可谓嗜戏如命。

光绪三年三月，同治帝尚未下葬，严禁演戏活动。光绪帝谕内阁：“御史刘锡金奏官员堂会演戏仍应禁止一折。穆宗毅皇帝梓宫尚未永远奉安，前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将应行典礼分别举行停缓，大小臣工均受先帝厚恩。现在虽经释服，山陵尚未奉安，若遽行照常宴乐自必有所不忍，所有官员等演戏燕会仍着概行禁止。”^〔40〕

禁止丧中演戏，实际上反映出民众日常欣赏戏曲较为普遍，清廷担心丧期演戏、看戏依旧，冲击以孝、忠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以及官方意识形态。

第三，强调斋戒期间不得演戏。

嘉庆十二年四月因干旱缺雨，皇帝斋戒准备设坛祈祷，给事中严烺奏请于斋戒期内，饬令大小臣工，凡遇喜庆等事暂停演戏，并请饬下五城御史：“晓谕居民人等，凡遇斋戒日期并祈雨斋戒及祭日，所有戏园概不准演唱戏剧，以昭肃敬。”^〔41〕皇帝以向例斋戒期内原俱禁止演剧，不必晓示外城戏园。自然斋戒期过后，戏院可以照旧演戏。嘉庆十八年五月壬午，谕内阁：“御史黄鸣杰奏称，祭祀斋戒期内官民一体禁止演戏，如遇祈雨未经报祀之先，官员亦均不得演戏，并请严禁职官邀请善会各等语。斋戒期内不准设筵演戏，例有明禁。如有违例演唱者，该御史确有见闻，即当指名参劾，何必隐跃其词。若因雨泽偶稽，将官民一切洗腆称觞之事概行禁止，国家向无此科条，殊可不必。嗣后斋戒期内禁令，仍照旧例行。至职官邀请善会，亵体旷官，有乖职守，着永行饬禁。”^〔42〕重申禁令。

第四，对观众的限制。

清廷认为看戏是对人心风俗有害的事情，首先禁止八旗官兵出入戏园酒馆。规定：“八旗当差人等，渐改旧习，不守本分，嬉游于前门外戏园酒馆。仍照旧例交八旗大臣、步军统领衙门不时稽查，遇有违禁之人，一经拿获，官员参处，兵丁责革，并令都察院、五城、顺天府各衙门出示晓谕，实贴各戏园酒馆，禁止旗人出入。”^〔43〕乾隆四十一年（1776）更定律条：“凡旗员赴园看戏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失察之该管上司交部议处。如系闲散世职，将该管都统等交部议处。”^〔44〕清廷的历代皇帝也多次加以申禁，以保证八旗的淳朴之风。

清朝对官员看戏也加以限制。嘉庆八年（1803）上谕：“嗣后着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巡城御史，于外城开设酒馆戏园等处所，随时查察，如有官员改装潜往，及无故于某堂某班某庄游宴者，据实查考，即王公大臣，亦不得意存徇隐。”^〔45〕清廷认为官员是社会的楷模，不能在公共场所看戏，以做限制戏曲的榜样。清代也确实有不少官员因喜好戏曲而丢官的。

妇女看戏也受到了限制。北京五城寺观僧尼常借善会开场演剧，乾隆二十七年规定：“……倘有设为善会，煽聚妇女者一定将该庙为首僧尼查拿治罪。至有职人员……纵容妻妾入庙，一经查出，指名纠参。”^〔46〕同治年间又严禁妇女入庙观戏，同治帝谕内阁，“御史锡光奏，请严禁五城寺院演剧招摇、妇女入庙以端风化一折。寺院庵观不准妇女进内烧香，例禁綦严，近来奉行不力，以致京城地面竟有寺院开场演戏，藉端敛钱，职官眷属亦多前往，城内隆福寺、护国寺开庙之期，妇女亦复结队游玩，实属有关风化。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出示晓谕，严切稽查。遇有前项弊端，即将该庙僧尼人等从重惩办，以挽颓风”。^〔47〕清朝政府认为妇女只能按照三纲五常做“贤内助”，而不能抛头露面，所以便加以限制。

盛京作为关外龙兴之地，被清廷认为是保留满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根据地，因此采取将违反戏禁满人迁移到盛京的措施。令清廷意想不到的是，盛京的演戏活动反而日趋兴盛。

早在雍正初年，盛京就已经出现酒楼演戏。雍正皇帝说他祭祀祖陵时：“见盛京城内酒肆几及千家，平素但以演戏饮酒为事。”^〔48〕于是要求官员整饬盛京陋习，复还满洲旧日俭朴风俗，勤学骑射武艺，以维护清朝创业之地的传统风俗。

相比之下，盛京毕竟是满族的根据地，保持着“国语骑射”以及淳朴风俗，经过了乾隆朝，关内满族风俗变化明显，由俭入奢，変朴为华，与关外满族风俗相差更大。

乾隆时期满人不仅看戏，而且演戏。乾隆三年九月皇帝谕八旗大臣等：“闻得护军披甲旗人内，有不肖之徒入班唱戏者，亦有不入戏班自行演唱者。既系旗人，自当勤习骑射清语武艺，安得入此等卑污之习，罔顾身名。朕昨校猎南苑，见兵丁于行围之道，马上甚属生疏，此皆由平日不勤习武艺，沈于戏玩之所致也。八旗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均有教育旗人之责，乃平日并不将该管人等留心稽察约束，以致如此放荡。着交各该管大臣等，嗣后将此等之人务必严加管束，倘仍不留心，致使旗人流入此等卑习，或经朕访闻，或被参劾，朕惟该管大臣等是问，着步军统领亦严加查拿。”^〔49〕

嘉庆十一年十月御史和顺奏称，风闻旗人中竟有演唱戏文，值戏园演剧之日，戏班中邀同登台装演，请旨饬禁。皇帝说他曾迭次降旨，谕令八旗官员等不准私去帽顶，潜赴茶园戏馆。后又发现该御史本人“身为风宪之官，为朝廷之耳目，竟不知自爱，潜赴茶园听戏，至为市侩等所熟识”！又有笔帖式德馨置买戏箱行头，赁给戏班，按日收钱，曾戴便帽赴园查点箱件。于是将和顺、德馨先行革职。同年十月又针对庆桂等奏，审讯旗人图桑阿等五犯登台演剧、并已革御史和顺潜赴茶园听戏之事指出：“八旗风俗素淳，即闲有一二不肖子弟私赴戏馆中偷闲佚乐，任意花费，已属不安本分。乃图桑阿等均在本旗披甲，辄行登台装演，甘与优伶为伍，实属有玷旗人颜面。”庆桂等奏请将图桑阿、乌云珠、德泰、全魁、李惠等五犯着即照所拟销去本身户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皇帝认为“近来该处风气日渐繁华，恐伊到彼后故态复萌，仍不肯安心务正”。针对和顺面奏旗人分应习学骑射清语，他自己却于清语全未通晓，估计骑射自亦必生疏，乾隆帝决定将和顺由发往乌鲁木齐改为发吉林，交与将军秀林严加管教，务令将清语骑射留心学习。令该将军随时察看，如果能潜心正业，学习娴熟，俟三年后据实奏闻，或可酌量施恩，以武职录用。

至嘉庆朝，清廷采取了将演戏的满族官员送到盛京改造的措施。嘉庆十一年，皇帝指出：“坤都勒身系宗室，不自检束，虽讯未登场演戏，但跟随戏班到馆，即属不守正业。甚至乳名亦被外闲传知，其游荡失体，已可概见。若照所请监禁一年，永远停止钱粮，第恐其释放后无以养赡，更致流于旷废。坤都勒着革去宗室顶带，同伊本身眷属，一并发往盛京居住，仍赏钱粮。俾知我国家发祥之地，风气淳朴，令其涵濡效法，或渐能涤除积习。仍交该将军富俊严加管束，令其学习国语骑射，庶化其纨绔不堪恶习，毋任在外滋事。”^〔50〕嘉庆十六年九月御史景德奏请：“欲于万寿节令城内演戏设剧十日，岁以为例。”被革职，并发往盛京，派当苦差。皇帝认为：“盛京风气朴质，俾景德在彼览观服习。”^〔51〕

嘉庆时期京城满族人的戏曲娱乐更加兴盛。嘉庆十八年七月处置满族高官色克精额的上谕说：“如在家演剧，原例所不禁，乃于城外戏园排日张筵，敛取分金。据步军统领等饬查，色克精额演戏三日，邀客至七百余人。其中有本属官员已乖体制，且多市井商贾之徒溷迹杂坐。伊系二品大员，罔知自爱，贪利忘耻，有玷朝班，实属卑鄙。色克精额着先行开缺，仍交部严加议处，三日内具奏，不准逾限。”^〔52〕由此看来，满人在家演剧已成为合法行为，当是日常普遍性的活动，色克精额之所以受到惩处，在于色克精额演戏三日，邀客至七百余人，过于张扬，影响太坏。这表明旗人观赏戏曲的禁令已经被废弃。

道光时期盛京满人演戏更加凸现。道光帝听说盛京将军奕颢有演戏宴会之事，特命富俊等前往详查，了解到“沈阳城本有弋腔戏两班，近又到一徽班，将军府内时常演剧……并查得该将军服用一切诸近奢华，务耽丰美。副都统常明亦喜演戏宴会，性近奢靡等语”。道光认为“盛京为根本重地，风俗素称淳朴，将军副都统表率一方，乃竟时常宴乐，自蹈繁华，岂能胜将军副都统之任”。于是将奕颢、常明着交宗人府兵部严加议处，强调：“陪都地方断不容戏班聚集，日趋侈靡。着富俊即将盛京城内外所有戏班杂剧概行驱逐，饬令地方官严行查察，嗣后再不准潜行入境。每届年终，着该将军会同五部侍郎、奉天府府尹，将境内并无戏班之处联名具奏。如再查有潜留之事，惟该将军等是问。”^〔53〕

咸丰、同治年间，还有一些演戏资料与盛京有关。如咸丰时奉天海城县知县鲍师钊因生辰两次演戏敛钱十万余。同治初期，已革叶尔羌参赞大臣、宗室英蕴与伯克郡王阿克拉依都等摊派回众银两，并违禁演戏，被从重发往盛京效力赎罪。盛京东边一带旷闲山场，流民聚众私垦。据说：“惟人皆流徙，聚集甚众，已有建庙演戏。”^〔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