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外有别：清代北京的戏曲娱乐

首先讲述京剧的形成问题。

娱乐生活具有社会性，同人民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娱乐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价值观念，娱乐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效果。清人的娱乐活动中，看戏是最重要的形式。晚清形成的京剧，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情节，按照角色行当各有唱、念、做、打等表演技法，综合了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多种娱乐，最具综合性，也最具观赏性。

戏曲的生命根植于民间，清代戏曲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地方戏的兴起。清初，明末以来盛行的昆山腔以及弋阳腔处于正统地位，由于昆曲渐趋规范化、程式化，进而走向僵化，内容上多是通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传礼教；形式上不外是悲欢离合的套子，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人们的戏曲爱好要求有所更新。流传于民间的昆、弋诸腔同各地的民歌、说唱以及民间小戏结合，向着地方化的方向发展，另有一些是新产生的地方戏。

地方戏的兴起，与处于正统地位的昆腔发生了争取观众的矛盾，形成了花雅之争。《扬州画舫录》说：“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1〕正统文人和政府认为，昆腔清雅庄严，新兴地方戏淫靡鄙俗，故有花、雅的划分，并且扬雅抑花。而一般群众喜好花部，观昆曲“辄哄然散去”，花部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北京剧坛演出的变化，基本上反映了清代各剧种的消长。清初，在昆曲盛行的同时，弋阳腔与之争衡并发展起来。弋阳腔适合北京人的口味，被称为“京腔”。“宫中演历史大戏已从全部演昆曲，逐步改为昆弋相间，互相调剂，以避免给人以单调的感觉。弋阳腔已由被清廷限制禁止的花部中分化出来，变成皇族御用的腔调之一”。^〔2〕清廷扶持昆弋，排斥秦腔。乾隆十六年（1751）太后六十大寿，举行庆祝活动，各地剧种进京，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梁桥，每隔十余里搭一戏台演出。乾隆三十六年太后80岁生日又如此庆贺一番。官僚士大夫爱好昆曲，在府邸演戏多以昆曲为主。乾隆四十年代，四川的魏长生把秦腔（即梆子腔）带到北京，“繁音促节，呜呜动人”，一时名动京师，“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3〕但是，清廷屡出告示，强迫秦腔艺人改习他腔，迫害坚持演出的秦腔艺人。乾隆五十一年魏长生被迫离开北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宗80大寿。为祝寿，各地剧种再次大规模进京演出。徽班利用这次难得机遇，登上了京师戏曲演出的历史舞台。其实就在魏长生离京的乾隆五十一年，高朗亭已带领三庆班进京，接着各徽班陆续进京，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逐渐发展起来，逐渐形成昆曲、弋腔、秦腔、皮黄在京师争奇斗妍的局面。

徽班后来占据北京的戏曲演出舞台，并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基础，不断向其他戏曲声腔学习。道光以后能形成京剧，与徽商的推动有很大关系。花部乱弹中，有一种石牌腔，它是乾隆年间安徽怀宁长江水边的古镇——石牌流行的地方戏，徽班进京的十年之前，石牌腔在南方长江流域一带已经是有影响的曲种了，当时流行谚语“无徽不成市，无石不成班”，徽班演唱的乱弹腔戏即是石牌腔。这种安徽南部流行的石牌腔调，通过多种管道拓展到当时的南方戏曲演出中心——扬州一带，也有的就在徽商自养家班里演唱。当时扬州多有富足的盐商，当乾隆帝南巡至此，盐商都要献上戏曲演出，极大推动了这里的戏曲特别是花部乱弹的流行。有学者认为，徽商介入乱弹戏曲演出，无疑提高了这种戏曲的社会地位，使其在扬州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大雅之堂，甚至有了给皇帝唱戏的资格。这对乱弹腔戏在南方戏曲演出中心的生长和发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徽商的推荐和运作，乱弹戏在江南一带发展迅速，终于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闽浙总督伍拉纳指派，进京为皇帝八旬万寿祝贺。

明代已有“徽州班”之称，指是由徽州商人经营的演唱徽州一带腔调的戏班，和清中叶的徽班含义不同。随着徽商在江南一带的发展，演唱石牌腔的艺人们也随之走出家乡，到苏州、扬州谋生。因来源于安徽地区，又是随着徽州籍的商人们的经商活动而活动，江南人很自然地把演唱石牌腔（到了江南多称乱弹腔）为主的班社称作徽班，以区别于原来专门演唱昆腔的戏班。后来徽班的概念泛指以演唱乱弹腔戏（或称二簧戏）为主的戏班，而不是狭义上的徽州地区组成的戏班。早期的徽班也不是来自徽州，而是安庆、怀宁、石牌一带。成书于乾隆末年的《扬州画舫录》中就有“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一说。因此徽班有借徽商的名头演出地方戏的含义。

官吏和盐商派送戏班进京唱戏，是为皇帝八旬万寿祝福，对于戏班来说，也是为了商业利益。据乾隆二十六年大学士傅恒事后报账，崇庆皇太后70岁万寿盛典时，大（戏）班十一班，每班雇价二百两；中班五班，每班雇价一百五十两；小班四班，每班雇价一百两。这对戏班来说，是不菲的一笔收入，徽班以盈利为目的，自然乐意进京演出。

乾隆八旬万寿期间到京的戏班不计其数，能在京城生根的只有三庆徽班，他们剧目新颖、演技出众，将观众的兴趣从观看昆弋腔戏转移到乱弹腔戏，并带动春台、和春等其他徽班进京。他们不仅在京城戏园演出昆弋腔戏时穿插演出乱弹戏，而且以演乱弹腔为主，兼唱昆腔，促使乱弹戏得到观众认可，最终取代了昆弋腔的地位。从乾隆到光绪的百余年，三庆徽班享誉京城，从进京时的高朗亭到程长庚、杨月楼、孙菊仙、谭鑫培等乱弹戏最著名的伶人，都曾先后加盟三庆班。

其次，谈谈戏曲演出的场所与观众问题。

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清朝实行限制演戏的政策，戏曲欣赏内、外城有别。康熙十年（1671）清廷规定：“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借端生事，该司坊官查拿”。^〔4〕由此可见，这时北京内外城均有戏馆，后来内城的戏馆被禁止了，外城的戏馆则存在下来。关于康熙时期戏馆的情况，戴璐《藤荫杂记》说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地址在前门附近。据《清稗类钞·戏剧类》记载，雍正时京师戏馆以方壶斋、蓬莱轩、升平轩最著名。资料表明，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前门外戏园酒馆，倍多于前”。嘉庆四年（1799）清朝又禁内城戏园，上谕说：“向来京城九门以内，从无开设戏园之事，嗣因查禁不力，夤缘开设，以致城内戏馆，日渐增多。”外城的戏馆也在增加，道光四年（1824）御史郎葆辰奏：“外城戏园戏庄，不下十余处，嗣后毋许再行开设。”他的请求得到了道光帝的批准。^〔5〕

内城的戏园虽屡遭禁止，却仍有存在。清人震钧《天咫偶闻》回忆咸丰时的情形说，内城的戏园“如隆福寺之景泰园、四牌楼之泰华轩皆是，东安门外金鱼胡同、北城府学胡同皆有戏园”。内城的戏园直到同治九年（1870）仍在演戏，以至清廷再下禁令，同治帝谕内阁“御史秀文奏，请严禁内城卖戏一折。京城内城地面向不准设立戏园，近日东四牌楼竟有泰华茶轩，隆福寺胡同竟有景泰茶园，登台演戏。并于斋戒忌辰日期公然演唱，实属有干例禁。著步军统领衙门严行禁止，傥敢故违，即行从严惩办。”^〔6〕除了内城这两座戏园外，外城的戏园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累计有14处。外城的戏园以演戏为主，内城的戏园有时违禁演戏，通常演出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平话、嘌唱、杂耍、八角鼓、曲词之类的曲艺、杂剧节目。同治十一年“据御史袁承业奏，近闻太监在京城内外开列多铺，并蓄养胜春奎戏班，公然于园庄各处演戏。”^〔7〕戏院、戏庄应当不少。光绪七年，据御史丁鹤年奏称：“内城丁字街什刹海等处，竟敢开设茶园，违禁演戏。”^〔8〕请饬严禁，皇帝令步军统领、八旗都统即行查明严禁。总之，清朝还对戏园加以限制，规定北京内城不准设立，外城的戏园控制甚严，也曾下令禁止过演出。

内城的王公贵族是社会上层，热衷于戏曲欣赏。清末人说：“早年王公府第，多自养高腔戏班或昆腔班，有喜寿事，自在邸中演戏，他府有喜寿事，亦可借用，非各府皆有戏班。”^〔9〕多自养班，说明王公贵族具有私班是较普遍的。如礼亲王邸“旧有关中菊部”，太仓人毕子筠、华珍方客王邸，二人为王写剧，“每一折成，辄付伶工按谱，数日娴习”。^〔10〕

城市富贵人家常采取堂会看戏的方式，逢喜庆、祝寿时，请演员演出戏曲、曲艺、杂技等。早年的堂会，演员常被邀至主人自己的厅堂演出，一般在主人的庭院搭个天棚，就正厅前设一木台，后台就是堂屋，故名堂会。除了家庆外，官场的同僚、同年、同乡、游宦等，值年节集会，联谊团拜；或某些团体等也有看堂会戏的，所谓“公私会集，恒有戏，谓之堂会”。堂会不只在家中厅堂举行，也有在戏园办的。嘉庆时，北京如果在戏园“庆贺雅集”，招待宾客，则名堂会，辰开酉散。其地“度中建台，台前平地曰池。对台为厅，三面皆环以楼。堂会以尊客坐池前近台……右楼为女座，前垂竹帘”。^〔11〕除戏园之外，堂会戏还有在会馆举办的，北京名伶想九霄即在会馆堂会中演过戏。专演堂会戏的场所，也称为“戏庄”。道光时人杨樊建《梦华琐簿》记载：“戏庄曰某堂、曰某会馆，为衣冠揖逊上寿娱宾之所，轻歌妙舞，丝竹迭奏”。光绪时朱克敬在《雨窗消意录》中指出：“京师梨园最盛，公宴庆祝，别有演剧之所，名曰戏庄。”二人均说戏庄是演堂会戏的。

堂会戏涉及到妇女看戏问题。演堂会戏时，楼上可设女座，不过仍要“前垂竹帘”。另据记载：“道光时，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妇女欲听戏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自光绪季年以至宣统，妇女之入园观剧，已相习成风矣”^〔12〕。可见，清代中叶北京的妇女才可以看堂会戏，临时在楼上设专座，并在面前垂一竹帘，以示男女有别，妇女入园看戏到了清末才相习成风，而且是富贵人家的。

北京的戏园虽也演出堂会戏，但通常是大众观赏的处所，不同于“戏庄”。《梦华琐簿》记载：“戏园前曰某园、曰某楼、某轩，然茶话人海杂沓，诸伶登场，各奏尔能，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矣。”可见戏园是普通的剧场，且兼有茶馆的性质，所以这种“开座卖剧”的戏园又称“茶园”。戏园内的情况是：“大抵午后开场，至酉而散。……其为地，度中建台，台前平地曰池。对台为厅，三面皆环以楼，……池中以人计算，楼上以席计算。故平时坐池中者，多市井儇侩，楼上人谑之曰下井。若衣冠之士，无不登楼，楼近剧场右边者名上场门，近左者名下场门，皆呼为官座，而下场门尤贵重，大抵为佻达少年所预定。”^〔13〕看来，这种戏园每天下午开演，演到傍晚（酉时为5～7点）。池中与楼上分别计费，可预定席位。虽然戏园比戏庄低级，但不似戏庄具有包场的性质，因而戏园的观众具有不同的身份，看戏的位置也不同。士大夫们上楼欣赏，而楼上最好的位置又由风流的青年人占据，楼上的席位称为官座。一般市民则在楼下观看，并因此被楼上的人所嘲笑。

民众的审美情趣也有所区别。《清稗类钞·戏剧类》载京师戏园楼上的衣冠之士、佻达少年、妇女“所赏者，率为目挑心招、钻穴逾墙诸剧，女座尤甚。池内（指市井儇侩）所赏，则争夺战斗、攻伐劫杀之事。故日常所排诸剧，必使文武疏密相间，其所演故事，率依《水浒》、《金瓶梅》两书，《西游记》亦间有之，若《金瓶梅》，则同治以来已辍演矣”。可见城市上流社会喜欢看表现情爱的文戏，《金瓶梅》颇受欢迎；城市下层社会则喜欢取材于《水浒》等书的武打戏。总的说来，市民们同农民的欣赏大致相同，是娱乐性把他们联在一起的。

总之，伴随着乾隆以降花部乱弹的兴起，清代的戏曲活动兴盛起来，北京城市固定化的营业性戏曲欣赏空间戏园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