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库全书》编纂之功

来新夏先生在前引《〈四库全书〉对传统文献的贡献》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认为是“超越前朝的空前伟业”。除了具体指出《四库全书》总汇传统文献之外，还强调整理、完善传统文献体系的贡献。具体来说，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时，即全面规划建立一套较完整的运用体系。它先把编书与写提要的工作统统纳入四库全书馆的统一领导下，使二者没有此疆彼界的划分。它采取分片包干，一人全面负责到底的工作方法。对于各书的校勘、考证、提要的撰写以及根据该书内容价值而预拟的应刊、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等工作，都由一人专负其责。这样，既节省人力与财力，亦明确责任，便于发挥人才的作用，创立了传统文献再编纂的良法。在着手再编纂之始，首先广征图书以奠定整理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全书收录、存目和撰提要等工作。在整理传统文献的同时能完成书与录，确是前此未有的创举。在《四库全书》再编纂过程中，又有为完善运用体系而做的两件事。一是在征书辑书工作中发现有不少珍本秘籍为社会所需要，于是决定刻印流通，先刻印四种，旋因刻印速度较慢，改用新创造的木活字法，共印行134种，即《武英殿聚珍本丛书》；二是开馆之始，征书纷至沓来，卷帙浩繁，不便浏览，加以乾隆帝年岁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开馆之初，就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以较快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四十四年，两份《荟要》先于全书竣工，分藏于宫内摛藻堂和圆明园味腴书屋，以备随时阅鉴。同时还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作为提纲挈领之作，又一次地书录并举。与《四库全书》的再编纂几乎同步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目录学专著。但卷有二百，未免检读不便，所以在乾隆三十九年即另撰简编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款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据，乾隆四十六年前后修成，早于《总目》四年问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虽然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但有些条目仍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图书目录同时编制繁简二本也是前代所未见。

来先生还指出编纂《四库全书》有奠定清学基础、培育专学人才的作用。他说：清初以来的考据学发展到乾嘉时可说是已成显学，出现了以戴震、惠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以汉代许慎、郑玄为师口号。他们以考据学作为学派特色，即清学。有学者认为清学是建基于目录学、考证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等的专学之上的，而这些专学的发展应该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有着重要的关联。《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在乾隆中期以后的20年间，像这样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必然需要经过求书、登录、校勘、编目、叙录、搜求散佚和抄写誊录等工序，这些工序都需要各种不同的专门学问。于是，以清初以来的考据学为基础，逐渐分化发展为目录、考证、校勘、版本、辑佚等不同门类的专学，而这些专学不仅是清学的支柱，也是发展清学的动力。乾嘉时期之所以能成为清学的鼎盛时期，不能不说是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四库全书》的编纂既然需运用众多专业知识，必然需要引用和培育大量专门人才。所以在开馆之初，乾隆帝选用了大量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分别担任总阅、总纂、总校、提调、协勘等职务。在编纂过程中，通过工作实践和学者们相互商榷切磋，这一庞大的学术群体在治学上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四库全书》培育人才之功，亦不可没。

晚清民国年间战乱不断，《四库全书》的存在使古籍不会大量散失，保存了民族文化。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继承和发扬了《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