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纂《四库全书》的复杂原因

《四库全书总目》首载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旨，开宗明义，自称“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并说读书“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声称采集古今著作，“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对于存世书籍“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最终将征集书籍汇为《四库全书》，使国家藏书更加“美备”。从表面来看，这一谕旨标榜的是盛世文化事业，因此我们对于乾隆帝修书的原因，也需进行由表及里的论述。

首先，编纂《四库全书》是显示清朝盛世的政治需要。康熙以来，清朝不断在西北对准噶尔用兵，到乾隆二十三年，彻底解决北疆准噶尔部问题，确立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乾隆中叶，真正成为了大一统的强大国家。康熙中后期以来，经济持续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长，至乾隆中叶，国库充裕，国力鼎盛。清前期库存银数不断上升，到乾隆时达到最好状况。康熙朝库存银最高额是五十八年的4900余万两，通常存银为三四千万两；雍正朝库存银最高额是六千多万两，最后几年为3000万两；乾隆二十年前，通常存银也是此数，二十年后达到4000万两，以后持续增长，三十年达到6000万两，三十三年超过7000万两，^〔1〕此后一直在7000万两以上，四十五年存银7800万两，五十五年竟至8000万两。^〔2〕库存银7000万两，等于全国一年半的收入。繁荣的经济、强大的财力为《四库》的纂修提供了足够的保障。尽管编纂《四库全书》时间长，持续一二十年；尽管全书卷帙浩繁，有近8万卷之巨，缮写7部；尽管参加的人数多，学者和官员累增至二三千人，但清朝有强大的财力支持，保证了编书的正常进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颁诏求书，声称此举是“稽古右文”。实际上乾隆中叶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清朝是想通过文化事业显示太平盛世，隐喻满族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同，表示文化一统的成功统治。

其次，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需要一部总括历代书籍的丛书。清以前的图书文献，佛、道两家早就有总汇成果的佛藏与道藏，而“三教”之首的儒家独无藏。明末福建人曹学佺提出了编纂儒藏想法，决意编纂儒藏。采撷四部，按类分辑，经营十年，因明亡殉国而未完成。清康熙时的徐乾学在为高士奇所撰《编珠》写序时，也有类似的建议，并希望高士奇向康熙进言落实。乾隆初，新成进士的全祖望曾借在翰林院供职之便，着手从《永乐大典》中分类抄辑。之后学者周永年写有《儒藏说》，正式提出为编纂《儒藏》而搜求图书的建议。安徽学政朱筠更提出广征遗书、整理官藏和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等建议。这一建议被乾隆帝接受，于是编纂一部囊括古今文献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提上日程。^〔3〕

再次，控制意识形态维护清朝统治更是乾隆帝的重要考量。乾隆时期，文字狱加剧，这是编纂《四库全书》重要的历史背景。乾隆帝初政就有因文字获罪者。乾隆六年九月，他一方面声称“朕从不以文字罪人”，但同时责成湖广总督孙家淦，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明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焚毁谢济世书未及两年，乾隆八年二月，清廷以时务策考选御史，翰林院编修杭世骏因对策失误，议及“内满而外汉”，被高宗以怀私妄奏，依溺职例革职。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民间流传假托大吏孙嘉淦之名的奏稿，以指斥乾隆帝失德。八月奏稿案发，穷究七八省，牵连各级官吏几至千人，直到十八年三月始告平息。同年十一月，江西金谿生员刘震宇上《治平新策》，乾隆以文中多“悖逆”之语，滥施淫威，下令将刘氏处死，其书板查明销毁。从此，文字冤狱恶性蔓延，日趋加剧，终于演成乾隆二十年三月的胡中藻诗案。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曾以内阁学士提督陕西、广西学政，后调取回京，罢官还乡。中藻喜诗文，著有《坚磨生诗抄》。乾隆十七年前后，《诗抄》为他人密报，送呈内廷。乾隆以其中多悖逆讪谤语，指派专人秘密调查。历时数年，罪名罗织渐成，二十年三月，清廷下令逮捕胡中藻，押京质讯。同时，将胡氏诗集四本交王大臣逐条严讯奏闻。同年四月，将胡中藻处斩。牵连所及，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侄鄂昌，则以与胡中藻曾有唱和的罪名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日修亦因之一度革职。在胡中藻诗狱的罗织过程中，清廷下令查抄胡氏住宅，对胡氏藏有明末野史已有所警觉。两年之后，清廷查处河南告讦案，不惟生员段昌绪收藏吴三桂檄文事败露，而且原任江苏布政使彭家屏还招供藏有《豫变纪略》等明末野史。结果，段、彭二氏皆因之而被处死。散在民间的明末野史及相关诗文，遂成为清廷所注意的重要隐患。

自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起，迄于三十二年五月，张照诗文案、阎大镛《俣俣集》案、沈德潜《国朝诗别裁》案、蔡显《闲闲录》案等文字狱接踵发生。之后，齐周华诗文案、李绂诗文案迭起。至乾隆三十四年六月，清廷明令禁毁钱谦益遗著《初学集》、《有学集》，终于揭开了禁毁图书逆流的序幕。在其后的两年限期中，清廷严饬江苏、广东地方当局查禁钱谦益著述，下令撤毁钱谦益为他人经史著述所撰“悖谬”序文，派员审查钦天监藏书，销毁占验书18种。正是以查禁图书为背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颁发了求书上谕。《四库全书》开馆以后，乾隆帝终于将禁书真意和盘托出，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他质问内外大臣：“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4〕“寓禁于征”的求书本意大白于天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