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族、保甲、乡约的融合与基层社会组织

雍正四年（1726）严饬力行保甲时还规定：“如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隠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乾隆时期，为加强对宗族的控制，在聚族而居的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区任命族正，地方官给以牌照，专司化导约束、劝善规过、排难解纷之事。以江西为例，陈宏谋于乾隆七年（1742）江西巡抚任上推行族正制。道光三年（1823）江西查照陈宏谋旧例继续办理，江西的族正先由宗族内部选举出来，再经州县“查验确是”，给予牌照。至于选举族正的标准，不论尊、长，唯才、德是举。

族正的职能首先是讲读《圣谕广训》及《摘刊律例》及宪台、抚宪刊发《兴养立教劝善惩恶告示》。族正具有一定的司法权，如有乖戾之徒，不知率教者，小则处以家法，重则鸣官究惩。管理宗族经济是族正的重要职能。规定：宗祠公产止许作祭祀修祠之用，如有盈余，抚恤族中鳏寡孤独残疾穷苦之人。倘族中有与他族寻衅构讼者，亦责成该族正查禁，宗祠公产不许用作具讼之资。族正还要类似保甲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举报节孝、劝农务本、保证婚约、负责立嗣等。凡地方基层政权经管的事情都涉及到了，成了地方基层政权的重要辅助，或曰准地方基层政权。族正任命之后，由该州县汇报查考，奖励的方式是前三年由州县、道府、两司逐级给匾，三年以后督抚奖赏。如果族正有怠惰徇私等弊，分别斥革、惩儆，另举接充。^〔16〕宣讲“上谕十六条”是在发挥乡约的教化作用，可见族正不仅是与保甲，也是同乡约的结合。

还有乡约影响到宗族制度层面的事例。如《毗陵庄氏族谱》卷16记载，江苏常州庄氏清代“立约正、约副、司讼，司纠察淑慝，有不率者遵族约以听于祠，一不闻于有司，其诸义田、义塾、家礼、户役咸条理曲当，刻示族人，俾知遵守”。所设立的约正、约副本是乡约制度，其族规定名为族约（该族族规正式用语为“宗约”，语意相同），可见乡约制度对宗族的深刻影响。

清代往往同时推行乡约、保甲，二者互相依存，发挥作用。于成龙《于清端政书》卷二《黄州书·慎选乡约谕》记载其在黄州知府任上：奉上级力行保甲之命，于是要求所属各县：

有司随查明乡分，于适中之地立乡约所亭屋，选年高有德者择吉迎送，给以衣顶，行二跪一揖礼，在乡约所任事，朔望谕乡民听讲十六条……凡人命盗案勾摄人犯，惟保甲、保长地方是问。惟尔乡无事，则劝化愚民，有事则密禀自封，用图记牢钉，星夜飞递，一年更换，地方平靖，讼狱不兴者，年终给以称职字匾，地方多盗讼狱繁兴者，年终书不称职，用木刻条，钉于门首，或敛钱扰害不公不法者访实，实时惩革。于县前悬大木牌，书贪恶乡约姓名于上，以示劝惩，于以端风化靖地方庶几近之矣。凡我属邑勉力行之，以宣扬上宪德意，未必于地方风俗无裨益也。

保甲治理命盗案件，重在治安方面。

地方上同时实行乡约与保甲，乡约与保甲结合形成了“约保”的基层社会组织。以清代福建泉州晋江为例，康熙五十二年（1713）晋江县所立《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讲到：“不许附近居民仍前跨沟占筑。敢有故违，许诸邑人等会同该约保，指名闻官究治。”该县嘉庆九年（1804）所立《许氏坟山示禁碑》也要求：“该处约、保、练等指名扭解”在坟山违禁者。另外，嘉庆二十一年（1816）《泉州府龙脉示禁碑》说：“倘干故违，许该地保及董事人等指名禀究。保约涉私容隐，并予责革，决不宽贷。”^〔17〕上述从康熙到嘉庆的资料表明，晋江县乡约与保甲一起存在，在社区发挥作用，地方官称其为“约保”、“保约”。再如江西在雍正乾隆之际已经推行了保甲、乡约，按察使凌燽禁止游神，说“约保人等不行劝谕及藉端滋扰一律科罪”，^〔18〕这“约保”即乡约与保甲。还有地保，如一份告示说：“仰按属军民地保人等知悉：嗣后凡前项少年强丐三五成群，手执污秽之物，或在店铺、或在街市强行求乞者，许乡地保甲人等立即禀明地方官严拿。”^〔19〕可见“地保”是指“乡地保甲”。因此，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构成了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体系。

总之，清朝努力把保甲、乡约纳入行政体系，重视社会秩序的维护，通过突出皇权的政治认同来强化专制集权国家的存在，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种存在还落实到基层社会，宗族组织、乡保组织在清代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并不断普及，使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朝的上述政治实践，使儒家的政治思想通俗化与社会化。皇权认同的强化与宗族、乡保组织的制度化，反映了新儒家政治文化的历史影响。

注释

〔1〕《大清通礼》卷1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55《礼部·家祭》。

〔2〕赵翼：《陔余丛考》卷32《祠堂》。

〔3〕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66，陆耀：《祠堂示长子》。

〔4〕许乃普：《宦海指南五种》卷5《折狱便览·杂问》。

〔5〕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6《新城陈氏之义田》。

〔6〕冯尔康：《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3辑。

〔7〕张履祥：《张扬园先生全集》卷4《小学》。

〔8〕任兆麟：《有竹居集》卷13。

〔9〕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9～192页。

〔1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21辑，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23辑，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1〕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4～219页。

〔12〕关于清代宣讲圣谕与乡约制度，请参见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81页。

〔13〕《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考一》。

〔14〕《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考二》。

〔15〕《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考三》。

〔16〕《西江政要》道光三年《牌式》。

〔17〕均见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册，第235、314、322页。

〔18〕凌：《西江视臬纪事》卷3《饬禁抬神檄》，续修四库全书本第882册第98页下。

〔19〕同上，第113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