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游民社会问题
清代由于人口迅速增加，很多人没有土地，成为没有固定职业的人，靠临时性工作维生，这就是游民。游民在许多地方都很突出，如江南地区，但由于当地商品经济发达，可以提供多种工作以养活游民群体，游民尚不致危害当地社会秩序。而在四川地区则不然，由于大量移民造成的游民问题，产生了特殊的社会群体——啯噜，并成为困扰当地的严重社会问题。这里，我们以啯噜为例，来探讨清代人口与社会问题的关系。〔8〕
啯噜系四川土语，正确发音为gūlū，而不是gōlū。关于啯噜的含义，据乾隆帝说：“川省呼匪徒为啯噜子，语涉詈骂。”清政府也常把“啯噜”称为“啯匪”。乾隆四十六年湖广总督舒常、湖北巡抚郑大进上奏说：“伏查啯匪一类，川省人呼之为啯噜子，即各处所谓光棍、泥腿之类，或肆强抢，或行狗偷。”所谓“光棍”，在清朝官方法律词语中，特指“无赖之徒”、“地痞流氓”而言。乾隆君臣的上述解释，可作为参考。
《清实录》中出现啯噜的记载最早是乾隆四年，另外《金川纪略》在记载乾隆九年事情时指出“十数年”前即约在雍正中后期就出现啯噜了。乾隆八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上奏：“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这种被称为啯噜子的能符水架刑的外来无业之人，早在雍正十二年四川巡抚鄂昌的上奏中已经出现，他说：四川“惟是五方杂处之众，顽良不一，如滇黔陕粤等省人民，安分守法者居多，独楚民性本狡黠，习更刁健，捏词兴诈，作奸犯科，无所不为，是以比年以来，命盗案件十倍于昔。更有一种无赖，自称巫仙，专事念咒书符，妖言惑众，尤可恶者，素习符水，惯于避刑。诱人犯法，则顶名到官；助人为恶，则顶名受拷。任凭打夹，毫不为意，以致奸淫邪盗之事，接踵而生，殊堪痛恨。”可见纪山所说的啯噜一类人在雍正十二年已出现，只是鄂昌折内没有“啯噜”这样的名称罢了。看来啯噜出现于雍正年间大致是可靠的。
雍正妃行乐图
不过，啯噜在四川普遍化并成为社会问题，当是乾隆初年的事情，这是因为目前还未发现雍正朝直接记载啯噜的资料。上引乾隆八年十月纪山所说啯噜是“数年来”的情形。乾隆九年十一月御史柴潮生奏：“年近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强悍者，俨然为流辈帅，土语号为啯噜。”这些资料反映的也是“近年以来”的情形，可见乾隆初年啯噜日渐兴盛。
从上引四川巡抚纪山说啯噜是“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外来无业之人”，“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产生，御史柴潮生说啯噜由“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形成游民所致，以及从乾隆十年署四川提督李质粹奏：“川省五方杂处，奸良莫辨，外来流匪及本地无业流民，凌虐良善，名曰啯噜”来看，啯噜在四川兴盛并普遍化，主要是外来汉族流民、游民造成的。
四川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康雍时期官方和民间不断向四川移民，使四川成为移民社会。大量的移民客居他乡，在生活尚无着落的情况下，最易犯罪，产生社会问题。雍正十二年四川巡抚鄂昌曾说四川的外来移民，导致“命盗案件，十倍于昔”，其中湖北的楚民犯罪最多。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康熙二十年已经出现，当时“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其间果以开垦为业固不乏人，而奸徒匪类扰害地方，则有占人已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伙为窃为盗肆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又有私立会馆，凡一家有事，率楚中群凶横行无忌，此告彼诬，挟制官府者。”可见移民是大量的，仅楚省就有不下“数十万”。在雍正时代，四川移民仍不断增加，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乾隆元年二月，四川布政使窦启瑛奏报：“向之川土荒芜者今皆已垦辟，向之川民凋瘵者今皆已生聚。”待垦荒地所剩无几，而流民入川一直未断，所以在乾隆初年形成了严重的啯噜问题。
上面是乾隆十年前啯噜的状况，乾隆十年以后啯噜活动更加频繁，势力不断壮大，形成严重的啯噜问题，终于酿成乾隆四十六年一场大案。当时胡范年、严石保先于三月内在垫江、大竹二县地方各自纠伙，潜行抢夺，闻拿逃往合州，约有三十余人，被合州兵役拿获五人。合州界连太平等处，中有雪泡山，有啯噜百余人陆续由雪泡山闻拿逃出，复于梁山、垫江抢夺伤人。当将首伙胡范年、严石保等先后被拿获，共计51名，同伙刘胡子、廖猪贩子、朱大汉等纠伙潜逃。此外，同年三月间张老大、金小二、罗和尚等多人在太平县伙抢过客银钱，转抵云阳、万县伙抢集场，闰五月间，张老大欲往贵州。同年三月半赵子明等在梁山抢劫，五月半到太平县遇赵子陇等20多人继续抢劫。以上三伙同其他啯噜团伙百余人，在四川清军的追击下，欲经湖北进入贵州，因四川太平县移拿啯噜，湖北施南副将陈大恩会同湖北利川县前往查拿，至利川县与四川石柱厅交界处的鱼筌口场，正值啯噜蔡友应等104人及附和之刘胡子等8人由川至此，于是湖北清军活捉蔡友应，打伤多人，余众逃散，复回四川。据蔡友应供述，他不认识刘胡子、金小二、罗和尚，可见这伙啯噜是几股平日无联系的啯噜的集合，因四川清军捉拿，混合在一起。在搜拿这支啯噜的过程中，清朝还破获了几起其他啯噜团队。此案引起很大震动。
道光朝啯噜愈演愈烈。道光九年张鹏翂说：“其结党数十或数百人，……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秆谋逆，甚或棋布要害，公然为犄角之势。”道光以降，清代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游民大量增加，吏治败坏，啯噜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咸丰元年据给事中焦友麟奏，近来四川之啯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东兖、沂、曹，安徽庐、凤、颍地方，匪徒结党成群，几于所在皆有。清朝已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的控制。啯噜作为一种社会势力，每当遇到大的社会事变，必然响应甚至参加其中，如咸丰十年李永和、兰朝鼎起义，在四川由嘉、眉、邛、雅掠蒲江，四乡啯匪应之。又如光绪二十八年四川义和团运动的红灯教起事，川省总督岑春煊说：“此次匪徒虽以邪拳为名，其实即系向来会匪、啯匪、土匪之类假名煽惑，川省会匪、啯匪所在皆有。”终清之世，啯噜的活动一直未断。
如何判断啯噜的性质呢？
先看啯噜的社会成分。我们知道，啯噜兴起的原因主要是游民所致，所谓游民，指没有职业或无固定职业的人。在清代社会，一般来说，游民是脱离土地以季节性、临时性手段谋生的人。啯噜出现之后，游民一直是其基本成分。以乾隆三十八年金川木果木战役后啯噜盛行为例，主要参加者是失业夫役、逃卒和地方无赖。再如乾隆四十六年啯噜大案，清代档案保留了被获啯噜的供词，由此分析参加啯噜者的成分，主要有以下几类人：一是船上划桨的推桡工。湖北监利籍贯的彭家桂，向在四川奉节卖酒，后折本改业，在川江上推桡；湖北松滋籍人李维高，推桡至巴县；四川广安人黄世见原来开糕饼铺，因折本到重庆推桡，他们都被邀入啯噜。二是破产的小商贩。彭家桂、黄世见原来分别是卖酒和开糕饼铺的，后皆因折本改为临时性的推桡，推桡无保证，于是他们情愿当啯噜。三是盐贩。贵州婺川人李添才，到四川彭水县背盐贩卖，先被啯噜拿住，旋即逃回，后因懒去种田，复投啯噜。四川梁山人叶士朋挑盐外出，遇啯噜被逼勒入伙。四是雇工。四川涪州人李宏春，外出赶工时当了啯噜。湖南澧州人周老么，原在四川蜡烛店帮工，后至彭水县盐井做工，路遇啯噜，遂加入其中。五是乞丐。湖北东湖人傅开太，向在四川梁山讨吃，被啯噜邀入伙内。六是废僧。张和尚原是四川巴县人，幼时在重庆为僧，因酗酒被逐，后加入啯噜。七是无业者。四川巴东人朱玉到开县寻找生意，遇啯噜被拉入其中。以上七种人中，特别是“推桡寄食或沿途乞丐”最易为啯噜。乾隆四十六年啯噜大案中还有吏役充当啯噜，可算为第八类人。四川人周煌当时向皇帝报告：“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子，有号一只虎者。”这个一只虎就是啯噜首领胡范年。
吏役充当啯噜值得注意，清人邱仰文说：“啯噜一种，半系革捕，此县犯案，投充彼县，类与各捕声息相通，因缘为奸。”吏役充当啯噜的原因是，这一职业的社会地位不高，属于贱民，清白之人不愿充当，游民以此为谋生手段，他们与啯噜有一种天然联系，啯噜为了行动自由和保护自己，往往结纳吏役，吏役为了获利，遂与啯噜联为一气。因此，啯噜中有一些吏役参加，这样就给清政府破获啯噜带来很大困难。
“闲挞浪”和“拉把手”也是值得重视的两类人，他们是四川游民的主体。拉把手，即纤夫。长江上水大船一只，纤夫必雇七八十人，而下水船则每只多止三四十人，上水纤夫常常找不到拉纤返回的机会。逗留期间，开始花费上水时所挣钱，“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成为赤身的“精膊溜”，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张集馨曾向道光帝报告说：“四川游民之多，在于不雇纤夫流落异乡，于是群居为匪，是以每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闲挞浪，是指川楚陕边界“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所得银钱，随手花消，遇啯匪则相从劫掠……闲挞浪既久，便成啯匪”。总之，啯噜的成员如同四川总督文绶所说：“多系无籍恶徒及外省游民。”
啯噜的活动特点是成群结队集体行动。乾隆初年啯噜的规模较小，后期啯噜的规模变大。当时啯噜规模的全面情况，在《历史档案》1991年第2期所刊《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镇压啯噜史料选编（下）》中有记录，笔者制成《乾隆四十六年啯噜规模与活动情况表》，由表可知，啯噜团队中，最少8人，最多56人，20人以下三个，20～39人四个，40～56人四个。正如乾隆四十六年湖南巡抚刘墉所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名为掌年儿的，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刘墉的奏报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啯噜的一般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四十六年啯噜案发之初，地方大员多说啯噜向来三五成群，经过办理此案，乾隆帝才明白这不符合乾隆后期的情况，他说：“至所称三五成群，零星结伙，系属员相沿陋习，欺饰之词，不可信用。”嘉道以降啯噜规模更加壮大。嘉庆四年御史梁上国在《论川楚教匪事宜疏》中说：“川省向有啯噜一种，十百为群，以焚为事。”韩晋鼎在嘉庆十六年也说：“近来啯匪潜滋，以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道光九年张鹏翂指出，啯噜“其结党数十人或数百人”。道光十六年有人奏：“川南一带盗贼公行，啯匪百十为群。”数十人或数百人是这时啯噜的规模。
游民组成的啯噜，活动也是“游走无定”，啯噜活动的地区多是行政区划的交界之处，或省内州县交界处，或省与省之间，如川东的川楚陕交界南山、巴山老林地区就是啯噜的重要活动场所。这些地区多是群山叠嶂、树木繁茂地区，又由于远离行政中心，政府控制较弱，如遇政府捉拿，则易于逃避。
啯噜多携带刀棒等，作为抢劫和拒捕的武器。啯噜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勒索、赌博、偷窃、抢劫、奸淫、甚至杀人放火。特别是抢劫，啯噜最热衷于此。
啯噜的活动方式还有红钱、黑钱或曰红线、黑线之分。红钱的特点是团伙规模较大，明火执仗，敲诈勒索；黑钱的特点是“多以术愚人”，坑蒙拐骗，掏摸偷盗。红钱活动于“白日市廛地方”，黑钱“行踪诡秘”。所以有时啯噜便以白日和黑夜活动作为他们的分类。
其次看啯噜的组织。啯噜团伙由结盟拜会组成，各伙啯噜有自己的标志，尤以割辫者值得注意。啯噜的纪律较严，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先约遇难不许散帮，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戮之，其党极为坚固。既入啯噜，便不得擅自离开，否则处死。
啯噜有其组织结构。啯噜“向俱以年长之人为首”，也“有以强梁为首者”，都以“长年称之”，也有称“棚头”等名号的。除了以年龄作为首领条件外，以能力作为首领条件的也不少，嘉庆、道光以降，啯噜组织进一步完善。严如熠介绍这时啯噜组织的情况是：其长曰老帽，曰帽顶；其管事之人曰大武、大满。陈庆镛则说啯噜“其为首者曰帽顶，暗言其为主也，其次曰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么、小老么，言兄弟也，以下曰大满、小满”。啯噜的首领称老帽或帽顶，大概是仿照官员以顶戴为标志的原因，前面提到的四川人周煌说棚头就是“戴顶”，并像官员一样乘轿骑马，因此啯噜用“老帽”、“帽顶”指称其棚头。啯噜结拜盟会后，参加者以年龄大小排行，成为兄弟。结拜盟会排行、认干亲以及明确辈分，表明啯噜具有家族血缘拟制的特点。
再看啯噜的生活。抢劫、强索是啯噜的主要谋生手段，衣食有赖于斯。有的啯噜向孤村店户强索酒食，有的抢肉、米、鸡只，抢猪宰食，并夺零星食物。与抢劫相适应，啯噜居无定所，每于州县赶集之区，占住闲房。或散处岩洞孤庙，或搭草舍茅屋，随便栖止。草舍茅屋亦即窝棚之类，乾隆四十六年四川彭水县啯噜有四处窝棚居住，每棚约十余人。啯噜具有“分棚为匪”的特点。在山洞居住也较普遍，如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彭家桂行抵梁山、垫江等县小马溪地方，被黄大年邀入啯噜罗一、陈升伙内，与并不知姓名共伙41人，分作两岩洞居住。同年闰五月童臣贵被啯噜张正恒等七人胁逼背包，认头目张正恒为干父，同在岩洞住宿。啯噜数人或数十人居住在一起，过着集体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啯噜在清道光以后逐渐演变成著名的帮会组织——哥老会。
啯噜一般是单身汉，性犯罪比较普遍，如前揭四川巡抚策楞所说，啯噜除强奸外，还“诱奸良家子弟”。啯噜的父子干亲间，也存在着不正当的性关系。
总之，从啯噜的社会成分、活动特点、组织以及生活来看，啯噜基本上是一种游民组成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
清朝为治理啯噜而制定的条例和措施既多且详。就刑法条例而言，清朝重在惩治轮奸罪和抢夺罪。抢夺罪分在场市人烟凑集之所和在野拦抢两类。在这些犯罪中，又视聚众人数的多寡来定罪之轻重。在不同程度罪行的啯噜中，对于犯有重罪的啯噜处于死罪，重惩不贷；协从轻罪者除流放外，或解回原籍，或给予荒地开垦；对于在籍或在配所屡教不改的啯噜则加带铁杆。从清朝实践过程来看，乾隆前期清朝的政策是重惩和给予出路相结合，乾隆后期以降则专事重惩。
为了治理啯噜，清朝还对地方官的职责作了专门规定，鼓励其治理啯噜，如拿获或失察啯噜，比照拿获或失察赌博例加级或革职，连界州县不协力查拿照交界处所失盗不协力查拿例议处等。在地方政府无力镇压啯噜的情况下，清朝又利用民间团练自卫查缉。治理啯噜是清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活动。
综上所述，清代啯噜的活动有一个由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发展变化在啯噜的社会成分、规模、活动范围、组织、功能等方面都体现出来，并与清代社会的变动相适应。啯噜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乾隆初年至第二次金川之役（乾隆三十五年底至乾隆四十一年初），是啯噜兴起的时期。这一时期，啯噜主要是入川垦荒的流民，多为三五成群从事劫窃的团伙。清朝政治比较清明，能够有效地治理啯噜。
第二个时期，从乾隆四十一年金川之役结束至乾隆末年，是啯噜的发展时期。金川之役造成四川游民大量增加，清朝疏于治理，加上政治逐渐废弛，吏治渐趋腐败，啯噜势力壮大、活动频繁起来。啯噜规模增至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不等，有了掌年儿、棚头等名目，成了简单的军事组织，清朝对啯噜的控制削弱。
第三个时期，即嘉道年间，是啯噜势力膨胀时期。这时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人口数量达到了传统社会的最高点——四亿，啯噜的发展也进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啯噜的社会成分除了过剩的人口造成的游民外，又大量增加了丧失土地的破产者，啯噜十百成群，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活动范围从四川向陕西、云南、贵州迅速扩散，啯噜进一步组织化，各种名目的啯噜多起来，由匪向会变化，以至向哥老会这样遍布各地的大型会党演变。除抢劫外，啯噜还与盐枭、烟匪合一，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清政府已难以控制。
第四个时期，为咸同光宣四朝，是啯噜转化为会党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与吏治极端败坏，清朝中央对地方失控，会党遍地，啯噜不断与会党融合或向其转化，甚至以会党名目出现，保持原始意义的啯噜虽然普遍，但已小型化。
自乾隆初年啯噜兴起，清政府就极为重视对其治理，然而终清之世也未能解决，主要原因在于游民问题的存在。清政府深知啯噜系外省流入四川的游民形成，如能制止流民及游民，对减轻啯噜的活动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只是因为人口膨胀压力太大，清朝无法控制而已。
乾隆二十五年，周人骥曾上“各省流寓民人，入川甚多，请设法限制”一折，乾隆帝认为：“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流徙者。”他还认为百姓的流徙谋生与国家的想法一致，说：“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并批评道：“若如周人骥所奏，有司设法禁止，不但有拂人性，且恐转滋事端。”要求“倘有流为盗贼，如川省啯噜之类，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
此后，四川提督岳钟琪又因“外省民人入川，往往习为匪类”，奏请设法稽核。乾隆帝令四川总督阿尔泰经理，阿尔泰覆奏禁止民人赴川一折，认为：“川省荒地，业经认垦无多，嗣后各省民人藉词赴川垦地者，不必给票，并转饬沿途关津，查无照票者，即行阻回。”乾隆帝指示：“此等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本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否定了阿尔泰的请求。
就当时的实际情形来看，乾隆君臣的看法都有道理，只是出发点不同。乾隆中期人口压力已是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嘉道以降，当政治黑暗、吏治腐朽、土地兼并加剧时，人口问题便同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抱合，成为首要的社会问题。以嘉庆初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事为例，虽然其直接原因是腐败政治，但主要参加者是三省边界一带的游民，严如熠曾说四川的这些游民“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此辈既不能禁其不来，而别无良法以处之，可畏也”。
人口再生产和土地所有制双重运动产生的啯噜，既是人口问题，也是阶级问题，为清代特别是乾隆后期以降无法克服的难题。乾隆朝以后，抢米风潮迭起，会党、结社遍地，社会犯罪丛生，各种社会矛盾在人口激增的激化下尖锐起来。当政治腐败、自然灾害与社会矛盾相结合之时，便是社会动乱到来之日。乾隆、嘉庆之际爆发的川、楚、陕等省秘密宗教大起义，其主要参加者正是流入三省边界谋生的棚民，清朝从此由盛而衰。
啯噜的特性是游民特性的体现，四川及邻省的游民主要是人口膨胀的产物，其次才是破产农民。
注释
〔1〕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638～1953）》，三联书店，2000年，第312、316页。
〔2〕骆毅：《清朝人口数字的再估算》，《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
〔3〕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第153～154页。
〔4〕高王凌：《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1982年第11期。
〔5〕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8页。
〔6〕此处计算的数据参考了史志宏：《清代前期耕地面积及粮食产量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7〕程厚恩：《二十世纪初叶江西米谷的生产及销售》，《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8〕以下论述参考常建华：《清代啯噜新研》，载《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