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口增加与粮价上涨

清朝从定鼎中原到乾隆初这百年间，社会经济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从动乱到稳定的过程。与此相随，粮价却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其中尤以南方的米价上涨突出。在前引钱泳资料里，也论述了米价上涨的情况。他说江南苏、松、常、镇四府米价受水旱虫灾的影响涨落幅度很大，康熙年间米每升只有七文，乾隆五十年后，米每升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为“常价”。80多年，米价上涨四至五倍。洪亮吉与钱泳同时代，他在前引资料中也说：“闻五十年以前（约当雍正时）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文）。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文）。”到乾隆末，米价上涨，“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照洪亮吉的说法，五十年内米价上涨六七倍，布价上涨了四五倍。洪亮吉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正是人口增加太多。

早在康熙中后期，康熙皇帝已闻湖广、江西、江南、浙江、广东、广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省米价腾贵。至乾隆初年，粮价上涨几乎普遍存在于各省。官员朱伦瀚曾就米价上涨问题上书乾隆帝，他说：“至广产之地米谷之价，少年随任江西，往来外省各处，及补受浙江粮道十余年督率粮艘，前赴江淮，又署任湖广驿盐道，合此数省观之，其米谷之价，俱加倍于从前矣。”朱氏所说的“从前”没有确指，从其所言经历是“少年”以后来看，当指康熙后期以降，他目睹了乾隆初年上述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粮价较“从前”“加倍”的情形。那么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米价究竟增长了多大幅度呢？

我们试就南方数省加以考察。江西省，该省清江县人杨锡绂于乾隆十三年说，他“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杨氏生于康熙四十年，他所说的康熙年间，当指康熙末期，可见从康熙末期到乾隆初年，江西粮价大约上涨了二倍。湖南省，康熙三十年，长沙府宁乡县每石米约银二钱七分，康熙后期岳州府每石米约三钱三分多；雍正朝，湖南省平均每石米已约为八钱八分。至乾隆十六年至十八年间，每石米达一两二钱。米价约增长了近四倍。江苏省，以苏州府为例，康熙三十年前后，米价每石约银七八钱，三十二年至五十八年每石米约九钱二分，雍正三年米价每石约一两二钱。乾隆九年署两江总督尹继善说：苏州、松江等府数年以来，收成未为歉薄，而米价常在一两五钱内外。约增长了二倍。安徽省，康熙五十六年桐城米价银一两可得三石。乾隆十二年，两淮盐场，猝被潮灾，米价昂贵，自一两七八钱至二两，平粜后米价也在一两四五钱以上，比起康熙末年增长了四倍多。未受灾时，该省的粮价也比康熙末高约二三倍。四川省，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乾隆十三年动至一两外，最贱亦八九钱。而该地康熙五十六年米价，同当时安徽桐城一样，也是每银一两可得三石，上涨了约三倍。贵州省，雍正四年彼时京斗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钱有零，乾隆十三年丰收，亦须七八九钱一石，岁歉即至一两一二钱至二两不等，总不过八九钱、一两上下。上涨了二倍。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大约五十年间，江西、湖南、江苏、安徽、四川、贵州六省米价大约上涨了二三倍，最高可到四倍，上涨幅度是非常大的。

其他各省亦然。湖北省康熙年间“谷每有余”，“是以价贱”，乾隆十三年则已“谷寡价昂”。而广东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即已米价腾贵，每石卖至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直至乾隆初年，仍持高不下。“高平、雷州、廉州三府系产米之乡，乾隆二年，由向来每一仓石价银七钱上下者，今则增至一两一钱以外。广州府，乾隆六年五月中，每米一石，价银一两三四钱。六月中即每石价银一两五六钱。琼州府，乾隆七年正月上米每石价银一两一钱至一两九钱，中米每石价银一两至一两八钱六分，下米每石价银八钱四分至一两八钱二分。乾隆八年，福建通省米价二两上下；乾隆十二年，又涨至平粜仍不敷采买。陕西乾隆四年定议，所有增贮预备兵米每石给价银七钱一分四厘，乾隆十年咸、长二县，米每石定价银一两，近省州县，米每石连运费给银一两一钱。乾隆元年，皇帝闻山西地方粮价昂贵，如平阳、汾州、蒲州等府属米麦价直每石卖至二两之外，太原、潞安、泽州等府属亦一两五钱至一两九钱不等，小民无力者籴食维艰。一遇歉收，仓石小米，更每石至五两、六两不等。乾隆七年，太原、汾州、平阳、蒲州等府，解、绛、隰、吉等州，尚属丰年，米价俱自一两七八钱，以至二两余不等。”乾隆十二年五月，山东兖州、济南、泰安一带，得雨均未沾足，各该处米麦杂粮价日渐增长。以粟米而论，每仓石市价自一两四五钱至一两七八钱不等，其余麦豆价值可以类推。虽各处减价平粜，价仍昂贵。湖北、广东、福建、陕西、山西、山东米价上涨幅度也不小。

米价的上涨，必然影响人民的生活，特别是遇到歉岁，若政府平粜不及时，或商贾囤积居奇，百姓普遍缺粮，便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很多阻粮外运、强借、抢粮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从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皇帝提出米贵问题，到乾隆十四年三月大学士议覆各省督抚所奏意见为止的一年零三个月里，《清高宗实录》收录了地方主官所上的16份奏折，具折人分别是安徽巡抚舒辂、江西巡抚开泰、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两广总督策楞、云贵总督张允随、贵州按察使介锡周、浙江巡抚顾琮、甘肃巡抚黄桂、安徽巡抚伯纳、广西巡抚鄂昌、陕西巡抚陈宏谋、福建巡抚潘思榘、云南巡抚图尔炳阿、两江总督尹继善、山东巡抚阿里衮，分别对米贵之由提出看法，加上乾隆十四年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在大学士讨论后的一份奏折，总计17份。这些奏折对米贵之由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认为米贵之由实因采买过多所致者占13份，其中3份把捐监也作为米贵原因之一。

督抚中共有10人认为人口激增也是造成米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以生齿日繁为米价上涨唯一原因的只有陕西巡抚陈宏谋一人，但有8人把人口问题作为首要和终极原因提出。事实上，人口增长造成米价上涨的看法早已提出，康熙四十八年，京城米价甚贵，小米一石须银一两二钱，麦子一石须银一两八钱；江浙前二年无收，今年大熟米价仍未平。康熙君臣对此探讨，大学士李光地认为：“今人口甚多，即如臣故乡福建一省户口繁息，较往年数倍，米价之贵，盖因人民繁庶之故。”这种看法亦为康熙帝接受，康熙五十二年他说，“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之故。康熙五十六年他又指出：“近观生齿日繁，田土仍旧，并不加多。因人民滋息愈盛之故，虽遇丰年，米价亦不甚减。”雍正帝也指出：“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而乾隆时代人口膨胀问题更为严重，乾隆十三年三月云贵总督张允随以四川为例说：“查贵州旧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243000余口，其由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国家定蜀百余年，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数，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清代人口数字，康熙末年大约一亿人左右，到了乾隆十二年则有17189万人，所增7000万人不过用了三四十年，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

乾隆初年米价上涨的讨论，实际上是康熙后期以来讨论的继续。地方主官对人口激增引起米价上涨的看法，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口数量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湖南巡抚杨锡绂指出：“盖户口多则需谷亦多，虽数十年间荒土未尝不加辟，然至今日，而无可垦之荒矣。”曾任浙江粮道的朱伦翰也说：“盛世滋生，人口日众，岁时丰歉，各处难一。以有限有则之田土，供日增日广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余；以无多余之所出，而欲供各处尽力之搬运，此所以米谷日见其不足，价值日见其增长。”人口大增而耕地所增甚少，所出粮食不敷所用，因此米价必然上涨。乾隆早期粮食的供求关系可以作一计量估算。以十八年为例，田地数字，总计是735214536亩，种植粮食作物的田地约占85％，即624932356亩。其中，旱地占72.5％，为453075958亩，旱地种植麦、粟、高粱、豆类杂粮，平均亩产1.37石，则杂粮总量为620714061石。水田占27.5％，为171856398亩，水田种植水稻及与麦复种，平均亩产共约3石，则水田总产量为515569194石。^〔6〕水田、旱地产量合计，全国粮食总产量约1136283255石。但这是原粮，能出多少成品粮呢？

雍正时河南巡抚田文镜说新粮“每谷一石，得米六斗五六升”。加工率以65％计算，则全国成品粮总数为738584116石。那么当时全国人口粮食消费量有多大呢？当时小农家庭人均年粮食消费量，前面论述到是每年人均四石，又据包世臣《安吴四种》计算，为“每人每岁食米三石”。乾隆十二年全国人口数是171896773口，则全国人口粮食总消费量为515690319石。1936年江西农村口粮消费占粮食总消费的72％；其他用于种籽、饲料、酿酒等用途的粮食占28％。^〔7〕也以72％作为乾隆年间口粮消费比例，则其时口粮总消费量为716236554石。用成品粮总量减去口粮总消费量，则每年全国尚有余粮22347562石。再考虑到仓储所需。以乾隆十二年仓储粮食32738410石为准，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更换，即需要入仓粮10912803石，则最后仅余11434759石。加以灾年减产、商人和富户的囤贮等因素，可供市场流通的商品粮大概就不会有什么了。人口再急剧增长，粮价势必上涨。

二是人口增加导致地价上涨。杨锡绂指出：“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湖北巡抚彭树葵进一步指出地价上涨与粮价上涨的关系：“民生既繁，争相置产，田价渐贵，农家按本计利，但愿价增无减。”地价上涨的后果是严重的，江西巡抚开泰认为：“各省田亩，初值银数两者，今值十数两，即使山角溪旁，遍至种植，所补殊微。”地价上涨又导致粮价上涨，彭树葵指出：“民生既繁，争相置产，田价渐贵，农家按本计利，但愿价增无减。”投入土地的资金与劳动力增加，产出粮食成本提高，米价自然上涨。

杨锡绂还把地价上涨后土地占有与人口结构向贫富两极分化作为粮价上涨的原因之一。“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而不复卖。近日田归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户，岁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非善价不肯轻售，实操低昂之权。”实际上人口激增的本身就已包含买食者多的因素。因为它可以加剧“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户”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制造出大批必须买食的游民。土地集中的原因是人口激增作用于生产关系，还是纯粹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应属可议。杨氏奏折被收入《清经世文编》后，得以广泛传播。今人每每把他对土地集中的论述作为清中叶土地高度集中的典型材料论证，并把清中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简单地看作是生产关系运动造成的，忽视了清代人口激增的因素。事实上，杨氏也说“米谷之贵，由于买食者多，买食者之多，由于民贫”，是把“户口繁滋”和“田归富户”并提的。

乾隆早期的粮价上涨，看来主要是高额仓储思想指导下的大规模采买造成的。及时调整仓储政策，粮价便得到控制。关键又在于十六七年下决心推行高斌建议的三条具体办法，而三条办法的主要精神实在于“留纳官之米流通民间”这一点。官方主控民食的手段开始由“广积粮”向“少积粮”转化。这一实践使清朝积累了在处理仓储与粮食市场流通之间关系的丰富经验。乾隆中后期及以后各朝有关各仓平粜、仓储章程的规定，多源自乾隆早期的实践。乾隆中后期在控制了米价的同时，仓储也有平稳的增加，超过了3379万石的定额。

此外，清廷还通过减少浪费，普及番薯、玉米种植，大量进口洋米等方法解决民食问题。然而在人口继续增长、生产力没有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这些措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米价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乾隆三十七年，清帝说：“自乾隆三年至今，亦已三十余年，当时之所谓贵价，即系迩来之所谓贱价。”人口的增长对粮价的上涨起着长期的作用。人口的急剧膨胀，不仅是乾隆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遇的一种挑战。清代既不可能提出限制、减少人口增长的方法来解决正在面临的这一问题，不断产生的过剩人口，便壮大着流民、游民无业者队伍，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